什么是“国学”的本来面目？

——兼谈宗教研究对理解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性

张雪松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现今将国学尝试界定为“中国古典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契理契机的定义，既有学理价值，也适合现实需求。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成立，主要应该看是否有独立的研究领域，抑或是否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古典学是欧洲自17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以古代地中海世界，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后600年）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要求研究者和学习者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典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除了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出发，以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同时也兼顾艺术、考古等方面的材料来研究古典文明。

本文原载《国学学刊》2020年第4期

本人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15周年的庆祝活动中，谈谈国学的学科界定问题。

将近三十年前，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提倡打通文史哲，从1994年开始，北京大学创办文史哲实验班，中国人民大学在1995年也创办了文史哲实验班，笔者本科便就读于致力于打通文史哲的实验班之中。但“打通”实则不易，这就好比常听相声的人都知道相声有“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里面的“唱”专指唱太平歌词，而唱京戏、唱大鼓等等，只能是“学”，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抢了其他行业艺人的饭碗吧。法国人类学家布迪诺等人对现代“学科政治”早有精彩论述，在这里实不必“掉书袋”来阐述一番。当然，学科政治也绝非完全没有道理，近现代学术体系的确立和长足发展，很大程度上就赖于学科的细化和分化，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成为万金油，乃至垃圾桶，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因此，怎样界定国学，给国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觉得对于国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非常熟悉的下定义方式是“属”加“种差”；这种定义方式，在中国，至少在古代中国，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比如禅宗，认为下一个定义，就把原本活泼泼的“话头”杀死了。中国古人一般不急于对一个概念下定义，先用着，用着用着，就体会出这个概念的意思了。比如阴阳的概念，山南水北，风水地理里用阴阳；中医看病也讲阴阳……慢慢地，人们就明白阴阳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说，一上来先别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先用着，看在哪些地方用得合适，这个概念的意思就从那些地方显现出来了，这就是“道无常操”的道理。

“国学”这个概念在社会上应用十分广泛，各种古籍类出版社纷纷推出各种类型的“国学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国学基本古籍丛刊”；从男到女，从老到少，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国学启蒙课程、培训班、养正班、网课；还有各种各样的被人们称为或自诩为、乃至参加各种竞赛获评为“国学大师”、“国学达人”……时间一长，我们就会感觉到其中不少内容不是国学，是打着国学招牌的伪国学、假国学。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恭喜您，您已经开始有了什么是真国学的意识了。这就好比印度哲学中的“如性”，在魏晋时期被翻译为“本无”，如性就是“如实在那里”的意思，它在印度思想模式中的潜台词是现实的事物常是以“不如实在那样”地被理解，因而这一概念就有否定的意思：否定不如实在的那一部分。所以“如性”也就是“空性”，空掉不如实在的那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把它翻译为“本无”是颇有道理的。我们要让“国学”如实地在那里，让国学的如实义（本来面目）彰显出来，那么现实中不如实在那里的国学，就可以被空掉、排除掉。因此说，让国学的意义如实地显现出来，有破邪显正的重要作用。

对国学“不如实”的理解，假国学、伪国学就要剔除掉，现实中得到普遍公认的“国学”使用方式就会显现出来。在国学概念使用中体现了“无常操”之“道”的用法，我们对国学的学理界定不宜与之违背，而应与之适应。我们举一个例子，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都是真正的国学大师，绝非欺世盗名之徒。陈寅恪先生曾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明确说：“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虽是谦词，但如果我们把国学仅仅界定为先秦两汉经学，陈寅恪先生的中古研究不算入国学之内，显然是违背社会共识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现今将国学尝试界定为“中国古典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契理契机的定义，既有学理价值，也适合现实需求。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成立，主要应该看是否有独立的研究领域，抑或是否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古典学是欧洲自17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以古代地中海世界，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后600年）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要求研究者和学习者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典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除了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出发，以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同时也兼顾艺术、考古等方面的材料来研究古典文明。

如果参照西方的古典学，中国古典学（国学）就应该是以古典时期的中华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那么其起止时间又是什么呢？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力图回到古典时期，即返回古希腊罗马时期，故而将距离较近的历史阶段视为黑暗的中世纪。由于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欧洲古代文明产生了断裂；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语言文字成为民族国家兴起的先导。而中华文明基本保持了自身的连续性，直到清末，中国才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才结束中国数千年使用古文为书面语言的历史。法语、英语、德语等民族国家语言的兴起，结束了欧洲中世纪拉丁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古希腊语、拉丁语才成为古典语言（非日常生活流通的语言）；同样，晚清民国白话文运动，才使得古文（古汉语）退出了日常书写应用的领域，成为“死”的语言文字。中华民族除了古汉语（包括商周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等），历史上还有古藏语（敦煌的藏语文献就是用古藏文书写的）、老蒙文、西夏文，乃至梵文、西域中亚等曾在我国古代新疆等地流行过的语言文字，这些为数众多、业已退出我国各民族日常书写流通领域的古典语言文字，留下了大批古典文献，这些古典文献都应该成为中国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样的界定同时也便于同现代的民族学等学科划清科学界限。此外，除了古典语言文献，大量的艺术、考古材料，对于古老的中华文明的研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近代（晚清民国）之前，我国各民族古典语言撰写的古典文献，以及艺术、考古等材料，是中国古典学（国学）的重要研究资料，国学研究者使用这些资料是为了对古代（古典时期）中华文明进行探讨。

而就研究方法而言，当年傅斯年先生创办“史语所”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对待古典文明，既不盲目排斥为“国渣”，也不奉之为“国粹”，而应从事客观的学术研究。因此“疏不破注”，注疏式的所谓传统经学研究方法，是不足取的。傅斯年先生曾经说清代乾嘉考据是科学的，而之前的理学研究是非科学的，因为乾嘉考据是以归纳为主要方法的，而之前的理学是以演绎为主要方法的。这里说的演绎的方法，主要是经学的、乃至是神学的方法，即主观的、觉悟的、独断的、理想的；而归纳的方法是实证的、经验的、客观的、怀疑的。近代支那内学院在探讨应该用何种方法来研究佛学时，欧阳竟无就曾提出“信而后考”的原则，认为佛法于宗教、哲学外“别为一学”，其方法是“以结论后而大加研究”，即认为佛学不同于宗教学、哲学，佛学研究的方法是应该先有结论而后研究。但今日的“国学”，自然不应该再搞师法、家法，以某一位或几个位大经师的话为“圣言量”，搞“两个凡是”；而应该以客观研究为其学术取向。

胡适先生曾经开列过《国学入门书单》，除了常见的儒家典籍，也包括《华严经》《法华经》等汉译佛经，甚至还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桃花扇》《长生殿》，乃至《三国》《水浒》都历历在目，这些都是理解和研究中华古代文明的基本素材，胡适先生的眼界开阔，至今许多对国学持狭隘理解者，仍不能望其项背。

笔者主要从事中国宗教史研究，最后谈谈宗教对于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既然，将国学界定为中国古典学，以古典时期的中华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宗教就应该成为国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宗教是古代各大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也概莫能外。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人文学界在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对宗教往往缺乏充分的重视。就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领域，我国通行教材往往强调的是希腊人崇拜的神是肉体的（人神同形同性），这是哲学或神学径路研究古希腊文明常见的说法。不过很多欧美的古典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认为古希腊文明在人神之间建立了一道不可消除的鸿沟，这是古希腊悲剧的宇宙论基础，即古希腊的英雄不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自己不能成为神的命运，这也是神谕“认识你自己”最初的涵义。但在对这种悲剧性宇宙论的反抗中，人们逐渐建立起人能成神的观念，如民间对酒神的迷狂崇拜；古希腊哲学自恩培多克勒之后，越来越多的古希腊哲学家开始将抛弃肉体专注精神作为成神的方法。古希腊一个个城邦是建立在祭神基础上的，因此古希腊哲学的这些讨论很明显的具有反城邦的色彩，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有其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一些西方汉学家，从文化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不存在人神之间的鸿沟，是一元论的宇宙观。即西方是二元论的宇宙观，人与自然对立，所以科学发达；而中国的一元论宇宙观，人与自然和谐，以伦理道德为其文明优长，但阻碍了科学发展云云。不过像哈佛大学的普鸣（Michael J Puett）教授就反对这种对中华古典文明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一些启蒙哲学家对中国的误解。在中国，人能成神（以及其思想基础一元论宇宙论）是战国时期才逐渐兴起的，先秦诸子以来的一些讨论，认为修身可以成神（管子、孟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等，当然他们对成神的方式和成神后的状态理解有着各种差异），这在当时也是反对祭祀占卜等主流宗教实践的，直到秦皇汉武时期才以方术的形式让“成神”的信仰实践达到一个高潮，但在此前并没有人能成神的观念，之后则演变为经典（而非作为祭司、灵媒的帝王）体现了宇宙之道。

至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形成，儒释道“三教”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研究对于古代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需多言的。总之，宗教作为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纳入国学的研究视野，会极大地推动既有国学研究的进展。

学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