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2021年1月5日

当前，正值“十三五”收官之年，以全球创新指数为参考，回顾中国科技创新主要特征，研判中国“十三五”期间创新能力的“底气”和“短板”，对于下一阶段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关成华教授近日在《人民论坛》发表《中国创新能力的现状研判与前景展望》一文。关院长指出，整体来看，中国已初步确立创新领先者地位，多项指标名列前茅，但也需要注意到，科技体制改革滞后、科技人才面临外部打压形势严峻等问题依然存在。展望未来，应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国内科技创新大循环，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打造更具韧性的创新人才体系，全力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强化链接全球创新体系。

2020年9月2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发布了《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GII），展示了131个经济体的年度创新排名，以及最新的全球创新趋势。其中，中国排名第14位，连续两年位居世界前15行列，在多个领域表现出领先优势，是跻身综合排名前30位的唯一中等收入经济体。

当前，正值“十三五”收官之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全球创新指数为参考，回顾中国科技创新主要特征，研判中国“十三五”期间创新能力的“底气”和“短板”，对于下一阶段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地位不断提升

中国创新能力提升显著，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从近十年全球创新指数来看，中国排名快速攀升，尤其在“十三五”期间表现突出，从2015年的第29位持续稳步提升至2019年的第14位，指数排名的跃升，浓缩了中国“十三五”期间创新巨变的澎湃历程。

2020年中国依然保持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第14位，创新能力指数位列前15名，被认为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同时，中国也是今年跻身GII综合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国两大创新集群位列全球前四，创新集群表现优异。全球前100个科技创新集群分布在26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拥有25个领先的科技创新集群，依然是全球科技创新集群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凭借17个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集群排名全球科技创新集群总量第二。

2020年，东京—横滨再次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科技创新集群，在其之后的科技创新集群依次为深圳—香港—广州、首尔、北京和圣何塞—旧金山。整体来看，中国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拥有科技创新集群最多的国家，且两大科技创新集群排名位列全球前四，科技创新集群整体表现优异。

中国已初步确立创新领先者地位，多项指标名列前茅。《全球创新指数》自2007年起每年发布，经历多年的演化，指标体系日趋稳定，分为投入和产出两大模块。投入模块包含制度与政策、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和企业成熟度5个指标，产出模块包含知识和技术、创造性产出2个指标。全球创新指数系统衡量了全球131个国家的综合创新能力，涵盖了全球93%的人口和超过98%的GDP。

2020年GII报告显示中国已初步确立了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在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和创意产品出口等重要指标上名列前茅。

回顾“十三五” 中国科技创新的“底气”与“短板”

中国“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的“底气”。一是量质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成效。一方面，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如2019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为2.21万亿元，2015年该指标为1.42万亿元，“十三五”期间整体增长幅度达55.6%；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2015年该指标达到716.1亿元，“十三五”期间整体增长幅度达86.5%；2019年我国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为22398.4亿元，2015年该指标达到9835.79亿元，“十三五”期间该指标增长幅度达127.7%；2019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为2.23%，2015年该指标达到2.06%，“十三五”期间该指标增长幅度达8.3%。

另一方面，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也有诸多进展。如量子信息、铁基超导、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北斗导航全球组网，C919首飞成功，悟空、墨子等系列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磁约束核聚变、散裂中子源等设施建设取得突破。

二是钟灵毓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加快涌现。2019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480万人／年，2015年该指标达到376万人／年，“十三五”期间增长幅度达27.7%；2019年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为62人／年，2015年达到48.5人／年，“十三五”期间该指标增长幅度达27.8%；2019年“十年内高被引论文数”为30755篇，2015年该指标达到15011篇，“十三五”期间该指标增长幅度达104.9%。

根据科睿唯安2020年11月18日发布的2020年“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全球60多个国家的6167位来自各领域的高被引科学家入榜。其中，中国内地上榜人数继续激增，入选科学家从2019年的636次（占比12.1%）上升到2020年的770人次（占比12.1%）。中国内地于2019年取代英国成为第二大“高被引科学家”所在地区。2020年，中国内地仍位居第2。

三是方兴未艾，全国创业孵化载体蓬勃发展。《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创业孵化载体数量达到13206家，其中孵化器5206家、众创空间8000家。全国在孵企业和团队共有65.8万家。创业孵化机构2019年总运营收入654.6亿元。

全国创业孵化载体蓬勃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创业孵化事业带动就业效果明显。2019年，全国创业孵化机构从业人员达到16.8万人；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共吸纳就业450.3万人，同比增长22.8%，其中，孵化器在孵企业吸纳就业294.9万人，包括应届毕业大学生26.5万人;众创空间在孵企业和团队吸纳就业155.0万人，包括应届毕业大学生19.9万人。

第二，在孵企业和团队科技成果产出明显。截至2019年，拥有的有效知识产权数共计90.6万件，同比增长38.1%，其中，孵化器拥有有效知识产权数为56.3万件，同比增长27.7%；众创空间常驻企业和团队拥有效知识产权34.3万件，同比增长60.2%。

中国“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的“短板”。一是缓不济急，科技体制改革滞后制约创新能力提升。当前，新发展格局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我国科技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尚且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短板，包括科技与经济融合性较差，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不完善、关键领域和环节高精尖专人才匮乏、科技投入产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市场化能力不足等，亟须进一步释放科技创新改革效应。

“十三五”期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然而，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要求相比，我国科技体制依然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方面，有效应对科技创新资源投入不足的准备不充分。另一方面，适应新技术快速发展的监管能力和水平尚且不足。同时，有效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二是四郊多垒，科技人才面临外部打压形势依然严峻。随着我国转型发展的需求日益紧迫，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科技人才队伍将面临着外部持续打压和内部供给结构失衡的双重风险，人才安全形势严峻。

首先，科研人员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受限，向世界先进水平学习的机会减少。其次，引才用才的方式和政策创新不足，难以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我国引智方式行政色彩较重，合法合规风险评估不足。人才发展环境不够优化，海外人才在华工作存在诸多不便，在签证制度、薪酬水平、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政策保障不到位，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不足。最后，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难以适应科技发展需求。

尽管我国是全球第一人力资源大国，但每千人就业人员中从事R&D活动人员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人才缺口依然较大，而且由于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对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足，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缺少另辟蹊径的勇气，引领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特别是人工智能、生物等新兴技术领域“高精尖”人才缺乏。

展望未来 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战略举措

第一，革故鼎新，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主动应对国际竞争环境变化。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依靠科技创新打造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各国的普遍诉求，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国家整体实力的关键，也是大国竞争、各国博弈的核心。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我国在世界科技创新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导致以一些发达国家将我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我国科技进行围堵、打压和遏制等。为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主动应对国际竞争环境变化及各类潜在风险和挑战，把发展建立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切实以科技创新作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第二，继往开来，把握科技发展新方向，构建国内科技创新大循环。当前，全球发展面对严峻挑战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步入中速增长阶段，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各种挑战，科技创新是中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重要抓手。

面向近期，以新基建、数字经济等为抓手，构建国内科技创新大循环，努力实现国内技术发展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牵引和跃迁。

面向中期，我们需要加强技术预测和前瞻研判等基础性工作，准确把握科技创新发展方向，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

面向长期，我们要加强国家战略必争领域创新能力，摆脱路径依赖，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利用全球资源，更深层次解决基础研究与产业脱节问题，走出一条科技强国建设的“新路子”。

第三，同心断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当前，我国高端产业链中还有诸多“卡脖子”技术有待突破，为避免在市场化竞争中“一卡就死”现象出现，我们应加大力度，以重大科技问题为导向，攻克转化一批产业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加快构建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强化产业创新能力建设，保障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性。

一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通过政府引导，超前布局，加大投入力度，以企业为主体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尤其是大型央企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

二是在若干重点领域加快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快突破涉及国家长远发展和产业安全的关键技术瓶颈，推动若干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三是大力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和发展主动权，加快形成能够在国际产业链体系中拥有制衡能力的优势产业，在一批产业领域形成具备引领能力的产业标准与认证体系。

四是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营造适合当前产业发展阶段的发展环境，通过形成良好生态，进一步激发创新、鼓励创新，实现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四，采光剖璞，重视创新人才发展，打造更具韧性的创新人才体系。目前我国创新人才的政策和开发工作才刚刚起步，面临着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创新人才开发和配置能力的问题。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持续不断地学习、创新、适应和改变来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以适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十分必要和重要，因此，在创新人才体系的构建上，不仅要有“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顶层制度设计，而且还要具备“韧性治理”的能力建设。

重视创新人才发展，打造更具韧性的人才生态系统，一是要创新引才方式，充分发挥人才市场机制，由用人主体立足自身需求主动引进海外高端人才，鼓励吸引刚退休的顶尖科学家和领军性产业创新人才来华。

二是加强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突出“高精尖缺”导向，着力选拔和培养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

三是要开辟青年人才特殊支持渠道，支持和培养具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四是要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收益和财产权，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人才队伍。

五是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文化，鼓励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支持青年创新人才奇思妙想的创造，造就一支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

第五，百鸟齐鸣，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全力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系统性、长期性任务，也是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条件。

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一是要创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进一步深化创新体制改革，破除有碍创新的各类障碍，加快突破长期困扰产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积极推行敏捷治理、参与式治理，形成包容审慎的适应性监管体系。

二是为创新做好资源引导和布局。注重两个方面的资源投入，一方面是要在基础研究等市场失灵领域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争取形成颠覆性突破。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创新相关的减税降费工作，利用金融等市场化手段引导社会资源向创新领域集聚。为创新提供充足支撑。

三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促使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创新政策体系，扫除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通过更新工作居留等制度，为企业引入全球创新资源，尤其是为引入国际人才创造便利条件。积极提出并践行中国解决方案，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谋求更为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

第六，和衷共济，强化链接全球创新体系，高效推进对外开放合作。当前，面对严峻的国际科技“被脱钩”“硬脱钩”等调整，我们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围绕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通过强化链接全球创新体系，高效推进对外开放合作，构建富有韧性的科技创新体系。

一是鼓励国内创新主体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鼓励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积极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细分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充分发挥企业在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作用，强化国际市场话语权和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力。广泛开展国际标准跟踪研究，加强国际和国内标准制定修订工作的衔接及国际与国内标准的协调。

二是重点推动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布局。大力发展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联盟，鼓励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装备，鼓励布局和申报PCT国际专利。建立关键技术评估遴选机制，确保高价值专利海外充分布局。积极探索完善与国内产业和行业协会的信息沟通交流机制，利用多种信息渠道，及时掌握“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鼓励知识产权联盟成立联合专利诉讼应对基金。

三是大力发展国际化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补贴服务费用等相关举措，发展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水准的高端中介服务机构，推动国际化的金融、人力、知识产权、会计、管理和咨询等服务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走出去”提供高质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