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后半叶晚清至20世纪中叶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百年时光，古老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巨变。甲午惨败，辛丑事变直至辛亥革命，十余年间沧海桑田，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将现代中国历史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江山代有才人出，在这风云变幻的时期，涌现了众多的志士英雄，他们前仆后继，为民族的复兴与富强不懈奋斗，其业绩彪炳史册，为后人景仰缅怀，成为激发其奋进的精神源泉。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青浦地处江南水乡，商贸繁盛，人文昌明，才人辈出。它远有崧泽古文化遗址，近有中共革命领导人陈云故居，而夏瑞芳、董健吾两位名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都有过重要影响，是青浦文化资源中的瑰宝。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人士，与他们童年时期的经历密不可分。将他们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加以梳理，娓娓道来，对于今天的幼小一代，无疑是树立了可资仿效的楷模。曹伟明先生编著的《夏瑞芳童年故事》和《董健吾童年故事》作为青浦名人系列童年故事绘本最先推出的两本，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浩然之气（浩然之气的意思）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中有句脍炙人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它可谓自我人格培养的基础。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透彻地认识地了解周围的世界，认识社会运行的隐秘机制，才能悉心培育自己的专长，修炼其情性，养成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而在这一自我形塑造的过程中，先辈楷模的力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这些先人的童年故事，小读者们仿佛穿越历史长河，亲历他们的生活情境，感同身受。孩童时期摹仿力强，对他们喜欢敬佩的行为尤其表现出强烈的摹仿欲。在他们自我人格发展成形的时期，这类读物发挥着培根铸魂的作用，功莫大焉。

翻看这两册绘本，不难发现，尽管夏瑞芳、董健吾两人生活条件、成长环境、天生禀赋各各不同，但他们俩之间也有着某些共同点：一是良好的家教的熏陶，二是远大志向的养成。夏瑞芳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明白“生活不易，要勇于打拼”，他从家乡来到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上海，从清心书院毕业后，从事过多种职业，积累了多种工作技能，这为他日后创办商务印书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文化变革、催化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过不可取代的影响，而这家文化企业的成功与时代的环境自然密不可分，但也与夏瑞芳个人的性格、学养息息相关，而他童年时期的经历无疑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而年岁小于夏瑞芳20年的董健吾，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则更为显著。他的祖母最初为他取名“守青”（后来才改名为“健吾”），寓意“青出开蓝而胜于蓝”，他自小随祖母生活，她经营有方，善于处世、长于用人，其实干好强的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作风，在他头脑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日后的经历颇富传奇性，由于擅长英语，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他不图个人的显达，心中洋溢着浓烈的报国情怀，为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复兴孜孜不倦地寻觅着道路。他虽身在神界为牧师，但积极带领学生参加革命运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他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他长年在隐秘战线上为党工作，被誉为“神秘的红色牧师”。

将这两位先人的事迹以童书绘本的形式推介给幼童，是一项富于建设性的工程。巴西学者爱娜–玛利亚–马查多在论述儿童文学时曾说，“当写作儿童书籍上升为创作儿童文学的时候，就和翻译一样。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是利用语义的力量实现两种截然不同、难以对应的语言间的互相转换。翻译是一门艺术，而儿童文学也是一门艺术，它们之间有着类似性。和翻译者一样，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会两种语言，既要精通他们翻译的源语言——成人语言，又要精通目标语言——儿童语言。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扎根于两岸间牢固的桥梁。”尽管他谈的是儿童文学，但也可以移用到童书绘本上。一本成功的童书绘本，也绕不开将成人语言转化为儿童可接受的语言，这样才能使承载的内涵意蕴渗入孩童的心灵。期望有更多的童书绘本问世，让年轻一代获得丰沛的滋养。（王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