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热，实在是一个大笑话。它从1840年“西学东渐”始，就“保国保种保教”的惊呼中开始了。国学概念是那时起，在与西学相比较中提出来的。术名有一个“旧学”、“中学”到“中国固有之学术”，到“国故”，再到“国学”，到时下“中国价值”，这么一个内容和称谓变化的过程。

晚晴时讲国学，就是讲张之洞1898年的“中学”。这一时期所讲“国学”，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所讲的“中学”或者“旧学”，在概念上有同等意涵。

清末民国相交时讲国学，就是讲章太炎（日本回来的一批人）1906年的“中国固有之学术”（中国的固有学术，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代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以及清代的考据学等），有人担心西学一来，国学可能就被吞并。后来梁启超一战后游欧归来讲国学，超有点“亚洲的超克”意思。

五四时期讲国学，就是讲胡适（西方欧美回来的一批人）1925年的“国故”。（国故，国故学简称国学。是指所有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人物、语言等一套知识。）胡适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就说：“儒家经典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从此，因胡适把《诗经》当成文学作品，不是一部经典。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遂下降，经学也就逐渐式微。所以胡适“整理国故”，就是以西方的一整套“学科知识体系”为参照，去重写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人物、语言等一套原有的“价值知识体系”。

到了今天讲国学，就是21世纪初始，中国近现代转型进入了上升期，在国际上文化冲突背景下的文化复兴。实际上政治色彩高过学术意义。在国家层面出资，社会和高校立项，建立了一批国学学术研究单位。这是打造“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层面，以“面对西方人权思想的冲击与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开始重新检视经学（国学）内容，企图以经学（国学）立场建立足以与西方价值对抗的中国价值”。同时，也在在日常教育层面，通过“读经热”、“国学院”教育强化中华文化识别符号。

这次国学热，双管齐下。一方面是“中国固有之学术”热，但因为中国固有学术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与一般的国民不会发生关系，不能向一般的国民讲王阳明的心学和朱熹的理学，这都是很难的事情。故另一方面是“四书”“六经”热。这是在国学教育中，低身去靠朱熹语录体开辟的普及性“四书”“六经”进行。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教育都是以《六经》义理来培养中国人的心性，《六经》是立国和作人的基本依据。

有一个捷径是，虽然《六经》文本比较难读，直接作为学校文本比较难。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孔子以及孟子的思想来源都是《六经》，尤其是《论语》已经把《六经》的基本义理化作日用常行，故国学普及之中，把《论语》和《孟子》用作《六经》最简易课本。表现在教学内容上，以《论语》、《孟子》为教材，讲中国几千年的基本价值，重点讲“敬、恕、诚、信、仁、爱”等概念范畴——这些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于是，在今天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形成了一套传统文化为载体的“中国价值”教育教学，与“普世知识”教育教学，二者并驾齐驱的体系。自西学东渐以来，国学兴。其实，它不过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应急之举，真正发挥的是“中体西用”的抗拒世界潮流的意义和功能。知识效果如何，可以史为鉴，黄种人到底灭了没有？想而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