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战争宣告结束,国民党退居台湾。
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多大事(宋美龄的父亲叫什么)
此后几十年,台湾与大陆一直处于隔绝的敌对状态,仅有的几次交流就是双方用大炮的对话。
台湾当局一直奉行不接触、不谈判和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使得两岸关系异常紧张,基本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
廖承志
大陆和台湾人民也是绝对禁止往来的,任何走出台湾的各界人士,都要签署诸如“效忠党国,效忠台湾”一类的政治声明书,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基本不可能。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毕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两岸人民反应都比较激动,两岸坚冰状态也有松动的迹象。
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提到,迫切希望蒋介石能够魂归故里与先人团聚。
蒋经国和父亲蒋介石
同时,他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借此契机,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回应。
在对台办组长邓颖超的建议下,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在台湾的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
公开信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一经刊发,迅速引发海内外的极大震动,海峡两岸的人民更是激动万分。
当时经手台湾问题的人那么多,为何一定得是廖承志来写这封公开信,其他人为何不可?
这里就要提到廖承志父亲廖仲恺和蒋经国父亲蒋介石了。
廖承志和母亲何香凝
廖承志父亲廖仲恺和母亲何香凝,早年间都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与蒋介石都曾是国民党内部的重要人物。
如此一来,他们两家的世交关系不言而喻,廖蒋两人顺其自然成为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玩伴。
只是后来各自政治信仰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革命道路,但是两人早年间的兄弟情谊还在。
此外,廖承志本人与蒋经国还是同窗好友。
早年间,廖蒋两人也都同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过。
1930年,蒋经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不久便被派往电气厂成为一名电气工人。
彼时,廖承志为革命工作远赴莫斯科深造,再次遇到已经在莫斯科生活和学习了近5年的蒋经国。
两家良好的世交关系,以及两人又是同窗好友,使得廖承志成为写这封信的不二人选。
看到蒋经国思想上有松动迹象,大陆方面迅速做出回应。
但是信怎么写,还真是犯难了。如果以党中央名义写,不免有些生分。
廖承志写信
廖公为此绞尽脑汁,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定好基调。
廖承志决定以私人感情为出发点,以祖国统一和民族大义为前提,并亲自写了信的开头一段,为整个信的内容、文风和语言风格定了调。
公开信开头如是描述:
开头一句,抛开政治信仰和身份,以兄弟相称,所描述的都是曾经同甘共苦的往事,一下让人思绪万千。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
廖承志这封公开信,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
只不过此时写这封信,是一个更好的切入点,以个人感情为基调,能够更加为蒋经国所接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党中央对台湾政策由武力解放逐渐转变为和平统一。
并大力倡导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
中国共产党抛出的橄榄枝在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激发了广大台湾同胞对大陆的向往,也对国民党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形成巨大冲击。
此时,这封公开信,是中共中央对台湾工作步骤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时任对台工作组长邓颖超按照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部署作出的一个对台工作的重大改变。
在此历史背景下,廖承志给蒋经国写的公开信,其内容和文采堪称空前绝后,直击蒋经国和千万台湾同胞的内心,一时引起巨大轰动,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以后,台湾和大陆几十年隔绝的敌对状态,使得很多这一时期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对大陆基本没有感情。
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祖国统一大业势必会难上加难。
邓小平、邓颖超和廖承志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
1980年元旦,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
同时,邓颖超还强调,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是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伟大任务。
1981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叶剑英元帅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
对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等多个方面情况制定了具体对策。
“叶九条”的发表受到了海峡两岸人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普遍欢迎与称赞。
叶剑英与邓小平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再次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探亲和看望故乡。
同年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主要是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寄出致敬信。
可以说,党中央在公开信发出前几年的一系列操作,都为这封公开信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为公开信的巨大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开信发表之前,对台工作小组的成员也是夜以继日地忙碌。
致蒋经国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听取组长邓颖超的意见后,廖承志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和同学情谊,争取到与台湾当局沟通的机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谈判创造了条件。
用个人的私谊,渲染民族感情,是这封信最突出的特点。
从自然生动的角度出发,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海岛当归祖国怀抱,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公开信写好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同时,也由香港报纸全文发表,并送进台湾1200多份。
当时台湾当局禁止与大陆一切往来,对报纸也会严格审查,能够把全文信送进台湾,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原来早在1981年的时候,廖承志就曾经给香港新华分社负责宣传工作的杨奇打过电话,不过当时是要宣传叶剑英委员长对台政策的“叶九条”。
杨奇先生
当时在杨奇的努力下,就成功将2000多份叶剑英的谈话稿分给了来参加香港新华分社国庆招待会活动的嘉宾。
这一次,情况更加紧急,廖承志再次找来在北京开会的杨奇,直言不讳地说道:
接此重要任务,杨奇不敢耽误。当时像《文汇报》、《大公报》是绝对进不了台湾的。
杨奇只好致电《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的总编辑周鼎和李志文。
两位老报人一看信件内容,便心领神会,能为祖国统一大业做贡献,当即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最后经过巧妙排版,骗过了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台湾报检。
当天,两千多份《星岛日报》全部进入台湾,廖承志致蒋经国信也顺其自然分到读者手中,走进读者内心。
以蒋经国为核心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依然表现得极为抗拒,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
作为蒋家王朝的继承人,蒋经国即使是对这样一份情真意切的私人信件,也是持谨慎和抗拒态度。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
看完廖承志的来信,蒋经国没有亲自回复,但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总要想办法。
蒋经国作为台湾领导人,他此时不能默不作声,他必须要表明台湾当局一贯坚硬的立场,但他又不能亲自回复。
最后,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请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道:
宋美龄的回信很短,态度也很坚决。
但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此时已经在考虑着台湾与大陆的沟通问题了。
从1982年7月24日写信,到8月17日宋美龄回信。蒋经国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思考,这也足以见得这封信的影响力。
但是,更大的影响绝非回信这么简单,而是之后台湾和大陆的交往的破冰之旅。
自廖承志公开信于1982年7月见报台湾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退役少将,至始至终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
短短五年时间不到,他已经三次到达北京,多次与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最高领导人会晤和沟通,传达蒋经国和国民党的思想。
来大陆探亲的台湾同胞
1987年3月19日,沈城再次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
1987年3月25日,时年77岁的蒋经国戴着老花镜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他对沈城说道:我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正式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对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戒严,这也是台湾当局首次释放合和的信号。
从廖公的公开信,到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开始了国共两党的重新有了交流。
时隔不久,台湾当局再次放宽政策,逐渐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和翻印。
同时,适度开放大陆中药材和农产品等的进口,放宽对两岸通邮和经贸往来的限制。
台湾开放探亲后的场面
1987年10月14日,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对台湾当局的政策表示欢迎,会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并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
同年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
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两岸人民开始往来,当时跟着国民党远赴台湾的离散亲人得以再次团聚。
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的政策下,廖公的公开信就像两岸破冰行动的催化剂,通过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彻底打破了持续了38年之久的隔绝和敌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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