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病榻杂记》

季羡林先生生前自己都不承认是什么大师，很谦虚的。他的主要研究还是在印度文学上。对国内文化研究不是很多，我也不明白他怎么成了“国学”大师，而且先前不怎么报道提及他，现在人不在了，反而铺天盖地的说，死者为大，活的人更虚伪。

我们真诚地悼念他，但是千万不要利用他。 可是昨日至今朝，竖耳张目，以国家主流、权威媒体为首，几乎所有媒体，竟然异口同声地均尊称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怪哉，连季先生生前三番五次都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甚至连“国学小师”也不是。为什么偏偏要把季羡林先生从“印度学大师”变成了“国学大师”呢? 依稀记得那位先辈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少女”，可是，著作等身、学术成就卓越的印度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活着的时候，就极不情愿地被人打扮成、化妆成“国学大师”。如今，先生仙逝了，以主流媒体为首，各类媒体硬是霸强地把先生盖棺论定在“国学大师”的历史殿堂上了!悲哉!!!如同另外一位大师——南怀瑾——从未承认自己是什么大师“我只是一个固执的热爱中国文化的老顽童”。

“存在就是合理”，究其原因:

一是国家需要“国学大师”来安邦治国--尤其是“国学”中之“儒学”之“礼义廉耻”之“中庸之道”;

二是具有“国学传统”的北大，当前门面凋零，极需“国学大师”来装点门面--尤其是北大近30年来西学盛行、西方鹦鹉过剩的情况下；

三是广大的、真诚、天真的中华文化的捍卫者们，痛惜中华文化、民族精神之丧失，急切希望而今中国，那怕出现一两个勉强沾边的“国学大师”来聊以自慰。

四是最广大的人云亦云者，出于对季羡林先生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不自觉盲地目跟风。 称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实在是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有谁能够举出季羡林先生那怕一两部足以与钱玄同、陈垣等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相提并论的国学著作来。客观地说:他应该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文化宗师、一位梵语学、印度学大师。他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是值得今天浮躁的、急功近利、言必称美国的“西化鹦鹉”们学习的（当然，季老连学术泰斗的身份也推辞了）。

试问:人云亦云的芸芸众生中，有多少人是从季羡林先生的梵文、印度学、经学等学术领域了解季羡林的?有几个看过他的曾经的“国学巨著”的? 我敢保证:微乎其微、凤毛麟角!!! 其实，绝大多数了解季羡林先生的，倒是从他的完全没有丝毫“国学因素”的文学回忆录《牛棚杂亿》知道的，他也因此“与时俱进”，而名声大振。他也因此，卷入了政治漩涡，众说纷纭，而不能“宁静致远”。 不过，尽管是文学回忆录，“国学”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至于人”这一国学之精粹，却自始至终贯穿在《牛棚杂忆》中，赢得某些不甘心与劳力者平等的劳心者的一致赞扬和吹捧。

季羡林先生辞世之后，舆论当然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以后还出不出得了大师，似乎季先生就是硕果仅存的最后巨人，学界将来再无本事酝酿出另一位众人仰望的泰山北斗了。这个疑问的前提是大家都已肯定了季先生的地位，仿佛人人都很清楚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然而，我们真的都能看懂季先生早期在佛典语言研究上的创见吗？我们都能欣赏他在翻译《弥勒会见记剧本》上头下的功夫吗？就算是他晚年以大量中文素材写成的《糖史》，又有多少人通读过一遍呢？

不妨老实承认，虽然人人都称季羡林先生是大师，但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就连下这个判断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坊间才会以讹传讹，张冠李戴地把精研东方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季先生尊奉为“国学大师”（除非我们所说的“国学”是季先生提倡的“大国学”，把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也纳入传统国学的范畴）。所以媒体才会大肆渲染季先生懂得多少种古僻语言，因为这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成就，将学术看作武艺奇巧，花样会得越多越好。

既然我们无能判断季先生的大师地位，可见这个尊称就不是我们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说季先生是大师，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季先生的工作，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内行人的判断。虽然那些内行人其实只是人数很少的一个小圈子，全世界也可能找不出一千人。那么，我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个小圈子会肯定季先生的成就呢？我们甚至从未接触过那个圈子，也从没读过他们的专业学报。也许，大家只是信赖整个学术界的共识，当今学术界都不否认季先生是大师，我们也就只好跟着信了。尽管季先生那圈子的人在全球学术群体里只是凤毛麟角，其他专学的学者隔行如隔山，根本摸不透他们干了什么。

我不是在针对季先生，更不敢质疑他在学术史上的位置。恰恰相反，我只不过想指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那就是外行人对专业学者的判断往往要靠一套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信任关系组成的链条。这个现象不仅限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更加如此。例如杨振宁、李政道和斯蒂芬·霍金，我们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他们的创见创在何处，大家只能人云亦云，毫不怀疑地接受学界的看法。

掌握不到足够的讯息而妄断是危险的，不经自己的思考而盲从他人的意见是愚蠢的，可是社会的运转与生活的恒常，有时却不得不依靠这种盲从和妄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要是生病去看大夫，找一个别人介绍的“外科圣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圣手呢？你有机会先去检验一下他的本事吗？你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评价他过往的表现吗？

世界如此复杂，每个部件彼此依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依靠别人的专业意见。这种信赖固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它更是对一套系统的信任。

我们都说季羡林是大师，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传媒。传媒都把季先生尊为大师，因为那是学界的共识。学界之所以有这种共识，是因为专研东方学的那个小圈子都很佩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样与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并不是东方学圈子里的人都很高尚诚实，而是整个学术界自有一套规则体制，自有一套评价彼此成就的原则。大家信的不是个人，是这一套系统。我们相信一个人取得博士学位，就证明了他有独立研究的能力；做了教授，就有指导学生的资格；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就表示他的水平达到最高标准。如果他的论着广受引述，行内人不能不读不能不重视，那一定是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于是一般人都会觉得一个哈佛回来的博士就算不是太厉害，也不可能太差；一位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就算不是名家，也不至于太过滥竽充数；一本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着不一定是佳着，但也绝不会是左抄右抄的三流杂烩。

然而，我们今天有谁能够保证一个中国重点大学博士的资格，一部大学出版社出品的水准呢？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成员可以涉嫌抄袭，重点大学的教授可以错把英文里的“蒋介石”译作“常凯申”，一级学刊可以收款刊登投稿论文；博士生更可以从不上课，连论文都由他人代笔。当这一切都可以发生，中国学术领域的信任链条也就完了。前一阵子，学术打假专家方舟子先生揭发全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在清华上学时有抄袭论文之嫌，周先生对此仍无回应，却有网友先替他着急了，叫大家“想想清华的学生压力有多重？不抄袭根本就应付不过来。何必拿这点事小题大做！”我不敢相信抄袭是清华学生的普遍行为，但这位网友的意见却让人忧虑；假如每个人都像他这么想，那么清华的招牌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季羡林先生被称作“国学大师”？因为他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一个学界仍有信誉可言的时代；因为他的成就被国际学界承认，而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混沌晦暗的江湖自娱自乐的结果。所以，我担心的问题还不是中国出不出得了大师；而是就算真有，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说一个人是大师，谁说了算呢？我们谁都信不过。

窦文涛：季羡林请求免去己大师泰斗称号-20070109锵锵三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