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君甫，1893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自小家境富裕。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国，因精通日语，曾供职于上海的日本三友商社。此时恰逢“五四运动”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思想倾向进步，鲍君甫积极参与。1924年，以杨登瀛的名字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投身大革命。

中统局长历任（徐恩曾中统局长）

鲍君甫

从1925年11月起，共产党员陈养山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1926年春，鲍君甫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养山，并教他学习日语。渐渐地，两人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鲍君甫也了解到了陈养山的真正身份。

陈养山

1928年，“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察机构，其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在同时拉拢青帮力量，于是任命了杨剑虹为驻上海特派员总干事。

鲍君甫虽然答应了，但此时的他一方面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深感厌恶，另一方面苦于没有出路而感到矛盾。

表面上，鲍君甫卖力地搜捕共产党员，而且“成绩斐然”。几乎每个月，在陈赓的帮助下，鲍君甫都能“获取”一些共产党的情报和文件，事实上这都是一些不太重要或过时的东西。有时，中共特委故意在租界内外设立一些虚假中共机关，放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几份进步刊物，并留下一些过时的资料、联署的暗号，使鲍君甫能成功带人去破获。因此，鲍君甫在陈立夫、杨剑虹心中稳步高升，几乎成为调查科内部共产党问题的专家。

因为张道藩早些时候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中有一个政敌，就请了鲍君甫设法将人除掉。

鲍君甫的这番助力对张道藩的仕途起了不小的推力，使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步。为此，张道藩视他为知己，两人交情甚好。

张道藩

鉴于此，组织上派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田汉的夫人安娥（张红惠，又名张式沅）

安娥

“在国民党方面，巡捕房不愿同鲍君甫的人接触。” 兰普逊还将鲍君甫推荐给法租界的巡捕房。因此鲍君甫又成为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

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原主任罗亦农在与邓小平商谈完工作后，不幸被英国巡捕房的侦探抓走。

罗亦农

听到此消息，鲍君甫立即联系了陈赓。陈赓得到消息后，一面派出红队特工处理叛徒问题，另一方面则组织人员解救罗亦农。不幸的是，陈立夫为了防止夜长梦多，竟将罗亦农就地处死。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被关进了租界巡捕房遭受严刑拷打。

任弼时

1930年4月的一天傍晚，工作了一天的周恩来化好妆，刚要戴上礼帽出去，陈赓来了。

"你这是要去哪里？"陈赓问道。

1931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上海被公租界巡捕房逮捕，随后在其住所内查获一箱中共机密文件。这些文件一旦落入国民党手中，会使中共潜伏在国民党的多数特工完全暴露。

关向应

到了1954年底，鲍君甫因连生两次大病，耗光了最后一点积蓄，入不敷出，破瓦房漏雨都无钱修，连一日两餐都成了问题，他无奈之下向有关部门申请救助。那时，陈养山早已调往北京工作，市政法公安部门其他领导人对鲍的情况又不太了解，虽批下一些救济金，但仍不能解决他家的困窘。鲍君甫考虑再三，分别给在北京的陈赓与李克农写信求助，语气恳切，等了2月余，未见回音，他有些失望。

其实，那时陈赓正在外地视察，李克农则感到回信有些不妥，但他收到信后很快就给公安部长罗瑞卿写信，介绍了鲍对革命有大功的简况，建议由公安部通知南京市公安局，以后每月给鲍君甫发150――200元补助。鲍君甫终于收到第一笔补助金甚为感动。接着，经由有关部门代转达了陈赓副总参谋长的口信，表示他没能及时读到鲍的求助信，现特邀鲍君甫上北京，住一段时期，一应费用由他解决，并已委托华东军区司令部情报部派员陪送鲍君甫去首都。这位老人激动地说：“首长们并未忘了他啊”！

1956年3月15日，鲍君甫来到北京，被安排住进总参招待所，次日陈赓夫妇先设家宴款待了他，共叙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风云岁月，真是感慨万千！陈还亲切询问了鲍的情况，有什么困难，他一一作答。又过了一天，陈出面邀约昔日军委特科的战友李克农、陈养山、安娥等同志，共同设宴招待阔别多年的鲍君甫。后又安排他去医院检查身体。陈赓等同志还自己凑钱给鲍君甫添置了两套解放装、一套粗呢子制服、两双新皮鞋等，连皮箱都是陈赓送的。半个月后，这位老人回到南京，他衣着光鲜，神采奕奕，话也说得多了，如同换了个人，茶摊也不必摆了。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因病去世，终年76岁。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