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刊作为舶来品，在近代中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舆论的喉舌，他们向旧式中国介绍着新进的理论，鼓舞着国人的士气，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其中，《万国公报》、《字林西报》、《顺天时报》、《申报》、《新华日报》和《大公报》等，都是报刊界的佼佼者。诞生于1902年的《大公报》，走过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时期，在新中国开启新的征程。

说起《大公报》，就不得不提它的创办人英敛之。也许大家并不熟悉英敛之，但是说起他的曾孙英达，那几乎人尽皆知。演员、导演和制片人的英达，比起他的曾祖父还是要差一截的。因为英敛之当年的诸多创举，可谓是开启时代的先河，启迪了一众国人。满洲正红旗出身的英敛之，却创办了鼓吹维新变法，提倡君主立宪的报纸，矛头直接对准专制王朝。

赵五贞（赵五贞简介）

自幼家贫，却文武双全的英敛之，通过一番勤学苦读，在知识和人生阅历上小有成就。1898年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英敛之也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尽管百日维新失败，但是维新派启迪民智、大兴民权、教育科学、君主立宪的思想却悄然传播。英敛之深受鼓舞，先是发表支持维新派的文章，继而准备创办自己的报刊。

1902年6月，《大公报》在天津首次刊发。作为创刊人的英敛之，还兼任编辑的工作。秉持着“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理念，《大公报》从一开始就立意深远。虽说英敛之是朝廷的保皇派，但是传播的维新思想、君主立宪，主张民族独立和反抗外来侵略，却在另一个方面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与袁世凯的对战，堪称《大公报》的经典。

地处天津租界内的大公报，以“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也处处彰显着英敛之的个人情结。1905年，当他听闻了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后，积极号召天津人民抵制美货。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虽说下令禁报、限制报纸出租界，但是舆情浩荡，早已不是雷厉手段能够制止的。

与袁世凯的论战，让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名噪一时。然而，一心主张君主立宪的英敛之，却最终理想破灭。1911年的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共和成为主流，英敛之的立宪梦想破灭，自然也就不再致力于办报。隐退到北京西山的他，把精力更多花在了慈善办学上，而《大公报》则继续向前发展。

1916年，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了《大公报》，胡政之成为主笔和经理。报纸也迎来重大改版，从最开始的整版直排，上下两栏，可以对折装订成册；到通栏式的设计，垂直的两栏变成四栏、六栏，甚至八栏。字号大小间隔、图片整体搭配，版面错落有致。相对单调的《大公报》，成为与时俱进的新报刊。

然而，北洋时期的大公报却投身安福系，背靠日本，直接导致销量大减。1923年王郅隆不幸身亡，1924年安福系倒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终于在1925年停刊。时代的车轮向前，1926年，由实业家吴鼎昌、报界名流张季鸾、胡政之等人，共同组成了新记公司，三人再次接过《大公报》，这一次他们引领着报刊走向辉煌。

由实业家、金融巨头的吴鼎昌担任社长，创刊的资金由他一人筹集，不借外款以便言论自由。另外两人，分别任总经理和总编辑。三人轮流执笔，专心办报，尤其是不再担任政府公职。为此《大公报》确立了“四不主义”——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在1926年到1949年间，逐渐成长为举足轻重的报刊。

处于历史洪流中的《大公报》，也难免要受到时代的影响。北伐后蒋介石在相继消灭新旧军阀后，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在此期间，《大公报》充分发挥新闻人的敏锐嗅觉。他们第一个刊登1928年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和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的拥蒋入关。特殊的报刊地位下，《大公报》引领舆论潮流。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开始。随着平津、上海的沦陷，《大公报》又该何去何从？沦陷区不能再办报，那就来到大后方。力主抗战的报界达人们，既不投降，也不受辱，又在其他地方延续《大公报》的功效。张季鸾率人相继创办汉口版和重庆版，胡政之率人创办了香港版和桂林版。

虽然大环境下战乱纷扰，民生凋敝，但是管理得当的《大公报》，依旧成为业界翘楚。“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这是1941年密苏里新闻学院对《大公报》的评价。正因如此，当张季鸾于1941年去世时，国共双方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本来不党不私的《大公报》，面对着国民党治下的民众惨状，也发出了斥责与担忧之声。然而，一心独裁的国民党政权，已经不能容忍《大公报》，处处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受到中共代表的影响，为和平民主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毛泽东更是亲笔题字，“为人民服务”。

其实，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已经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当时他是为婚姻自由的长沙妇女赵五贞呐喊，“这件事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一年后，毛泽东再次为湖南的自治运动来撰文。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逐渐成为国家的宣传喉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