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从人类中选出最为智慧、富有想象力、活力充沛并情感稳定的三分之一，那么所有种族都会出席。”

—— 弗朗兹·博厄斯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弗朗茨·博厄斯

1858 - 1942

credit: AMNH Library

在二十世纪初，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并开启了美国第一个人类学专业的博士项目。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十二年，也是哥大第一位人类学教授。

博厄斯被公认是二十世纪美国人文学科的重要学者之一，他一生涉猎物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等多个学科，并在美国人类学的学科创建和发展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虽然他的思想在当代与现代都引发了许多争议，但他在学术和公众领域的影响力都不可否认（McGowan，2014）。即使是没有听说过博厄斯的人，也有可能在使用或批判受他影响的思想（Baker，1998）。

在他去世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如此评价：“博厄斯去世之后的美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了。每个人都在博厄斯开垦的土地上各捡一小块耕耘。”

正是因为他对人类学学科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博厄斯也在当代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

然而要明白这个称呼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什么是人类学？“美国”人类学有什么特殊之处，而博厄斯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从“文化进化论”到“文化相对论”

第一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十九世纪，欧洲的殖民扩张将她的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传教士也带到世界各地。

早期的欧洲人类学指的是现代的体质人类学，也就是研究人类的生理。研究者初始的材料来自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世界各地不同人种体貌特征的测量和记录。同时，相关地区人种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也被记录了下来，这些就是最早的民族志。

现代人类学与十九世纪的人类学有很大的差别，以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为代表，“文化进化论”主导着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所谓“文化进化论”，便是认为文化发展的规律以线性前行，从茹毛饮血的部落生活到高楼林立的礼仪之邦，人类文明必然从土著人般的“野蛮”社会进化到以欧洲为代表的“文明”社会。文化间有前后、优劣之分，而文明身后的种族也是如此。早期的体质人类学记录了人种与人种之间生理特征上的差异，土著人的宽额头、黑皮肤与边鼻梁深刻地将他们和欧洲白种人区别开来——而这些生理特征又与他们的文化、习惯联系起来，世界上的种族由此划分为“文明”和“野蛮”、“进步”和“落后”（Barth, 2012; Baker, 1998; Pels, 2008）。

虽然十九世纪是欧洲理性启蒙的时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日新月异，其研究方法与理念也被应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但同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主导学界的文化进化主义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有了“科学”的支撑，一些现在被认为有种族歧视的观点在当时却是理所当然、甚至受人尊敬（Smedley，2005；Dennis，1995）。

博厄斯对当时美国学界对待原始文化的态度感到不满。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博厄斯在加拿大巴芬岛对因纽特人进行田野调查，并在之后前往英属哥伦比亚进行考察，他早期的学术活动帮助他掌握了关于部分原始部落的一手资料，也让他对原始部落的语言与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弗朗兹·博厄斯身着因纽特人的驯鹿皮衣物

Credi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Library

在自己的第一部民族志《中部爱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1888）中，博厄斯曾表明，想要在北极圈内生存，他必须依靠因纽特人为他提供方向、食物和陪伴。在他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丽·克拉克维泽（Marie Krackowizer）的通信中，他曾这样写道：

“我经常问我自己，我们的‘文明社会’相对那些‘野蛮社会’有什么优势，结果在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他们的习俗之后，我发现我们没有权利去贬低他们……我们没有权利责怪他们看似荒谬的形体和迷信。相对来说，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而更加糟糕……”

—— 弗朗茨·博厄斯写给玛丽·克拉克维泽，1883年12月23日

弗朗茨·博厄斯和他的妻子玛丽·克拉克维泽

Credi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Library

博厄斯早期的学术经历，为他积累了大量关于原始文化的素材。

他在1886年移居美国，在隶属美国民族志协会下的史密森尼博物馆协会担任策展员。他同时也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教授体质人类学，并与德国的体质人类学家合作，开始探索“人类体质的统一性”的命题。

1898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体质人类学，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整合了哥伦比亚大学内部分散的人类学学术资源，最终组织创建了美国第一个颁授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人类学系，开创了现代人类学的四个分支：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并在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的组建中起了关键作用。

1911年，博厄斯发表了著作《原始人的心智》（The Mind of a Primitive Man），全书系统地囊括了博厄斯主张的人类学四大分支，并在第一章便将矛头直指学界的、尤其是美国的种族偏见问题：

“……在考虑美国黑人所处的低下地位时，我们不应忘记：虽然这些黑人与现代文明有着最密切的接触，但认为有色人种底下的那种旧的种族情绪却一如往常地显而易见，它对这一种族的发展和进步构成巨大的障碍——尽管学校和高等学府的大门仍向他们敞开。我们倒是应该为这一事实感到惊叹：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黑人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几乎无法判断，如果黑人能与白人完全平等的生活，他们会有何等的成就……”

——《原始人的心智》第一章 种族偏见

《原始人的心智》是博厄斯在人类学领域第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尽管其中描述的一些现象与观点在后来遭到了同领域人类学家的批判与修正，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与博厄斯在1929年出版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一起，在美国人类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中起了奠基的作用（Herskovits，1973；Kroeber，1956）。

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博厄斯系统地搭建了文化人类学的框架，并诠释了他对人类文化的观点：“文化相对主义”，即文化没有高低之分，所有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逻辑和世界观，人们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衡量世界上的文化。

从博厄斯之后，人类学研究的不再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而将人类作为一个统一的种族看待他们的历史（Boas, 1989）。这是­包括博厄斯在内一批学者对殖民文化的反思，也是对人类理性的反思，意图拨开人与人之间表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迷雾，真正回答“人是什么”这个命题。

博厄斯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初成为美国平权主义人士的重要理论依据，博厄斯的学生、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斯皮尔（Leslie Spier）也将《原始人的心智》称为“种族平等的大宪章”。

博物馆中的博厄斯

人类学家将人置于其所处的社会与历史中去研究，因此并不否认自身也是某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产物，他们所做的研究也是如此。

与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不同，人类学家没有为自己打上“客观”的标签，也并不认为脱离社会本身的“客观”观察是明智的做法。就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论证的那样，文化观察总是从某个视角出发的，人类学要做的不是记录“眨眼皮”这个动作，而是能否把“眨眼示意和眼皮抽动区分开来，把真正的眨眼示意和模仿的眨眼示意区分开来”，而这要求人类学研究尽可能地沉浸到所研究的文化社会背景中去（Geertz，2008）。

博厄斯深信学者不应该脱离自己的社会文化，他也鼓励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推进种族平等事业的依据。除了教学与科研之外，博厄斯也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积极地向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投稿，公开批判学界与社会上的种族主义；即使他对公开露面感到不自在，但他依然积极地举办讲座或参与展览，为大众展现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1895年，博厄斯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关于夸扣特尔人的展览拍摄了一系列照片，亲自展现了夸扣特尔人的一些习俗。而这张照片也成为人类学史料的经典，人类学学生们将它称为“那张博厄斯的照片”。

弗朗茨·鲍尔斯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布展时拍摄的照片，名为“哈马萨人从秘密房间中出来”

Credit: Smithsonian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展现了这位人类学家风趣的一面，也是因为他再现的是夸扣特尔人食人仪式舞蹈的动作。从伦理上来说，博厄斯并不因为某种文化中有食人需求，而支持食人的行为，但他并不因食人习俗将整个文明归为“野蛮”的范畴。

博厄斯再现这个动作，表明他曾经在夸扣特尔人间生活，观察他们的行为，理解他们的需要，并以足够的耐心和敬意记录他们的文化。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西北海岸展厅

Credit: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899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西北海岸展厅于博厄斯的组织下开设第一次展览。博厄斯在这个展区中致力于展现原住民的多元文化，并创新地引入了人体模型，让展品回归到日常生活的使用场景里。

严厉的教授和“弗朗茨爸爸”

教学是博厄斯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而他在这个领域的成就直接影响了美国接下来一个世纪的人类学发展。

他早期的学生将人类学带到了美国各地：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Alfred L. Kroeber）与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建立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人类学系；弗兰克·斯佩克（Frank Speck）建立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类学系；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费-库珀·科尔（Fay-Cooper Cole）在芝加哥大学发展了人类学系；他的学生也多次担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

博厄斯最为公众所熟悉的学生还包括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萨摩亚人的成年》）、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文化模式》《菊与刀》）和拉夫尔·林顿（Ralph Linton，《人的研究》《文化树》）。

弗朗茨·博厄斯在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客厅里

Credit: Library of Congress

博厄斯是一位严厉的老师，他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

根据他的学生露丝·班佐（Ruth Benzel）回忆，他经常布置德语或葡萄牙语的文献阅读作业，而没有学生会当面告诉他“我不会德语”。他批评严厉，而且几乎从不给予赞美。他对学生有一种威严的、家长式的爱。他强势地为学生们安排工作与田野调查机会，并且在被拒绝之后感到十分受伤。

在针对博厄斯的诸多争议中，其中一条就是指责他经常派遣受训时间较短、经验较少的学生前往实地进行田野调查。但他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克鲁伯指出，当时美国的人类学领域与资源才刚刚起步，本身就缺乏人才，而博厄斯利用这种方法为他们迅速打下了实地研究的基础。他的学生们打趣地将他称作“弗朗茨爸爸”，这也体现了他们对他人格上的忠诚。

然而这种忠诚并不意味着博厄斯在学术思想上是专制的，与之相反，博厄斯鼓励学生们不断批判自己。他的许多学生在后期都走向了与博厄斯学派框架不同的道路，他最早的博士生克鲁伯便尝试将文化人类学和弗洛伊德的谨慎分析法结合在一起，而这背离了博厄斯的一部分思想。

博厄斯深知自己的学说并非完美，他在晚年也多次批判自己早期的一些思想，这种不吝于修正与改变的态度在他的学生中不断传承，让人类学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下一代人类学

博厄斯的晚年过得并不安稳。

大萧条在美国本土滋生了诸多矛盾，而二战的阴霾笼罩着欧洲大陆。主张优生主义的纳粹分子在他的母校德国基尔大学焚烧了他的著作《文化与种族》（即《原始人的心智》的德文译名）。

他对纳粹主义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和担忧，这份担忧让他的晚年生活深陷愁云之中，但他依然积极地组织营救从纳粹德国和奥地利逃亡的科学家。即使他深刻地明白，人类脱离盲目的恨意走向理性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他从未放弃过希望。

1939年，在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的通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毕生追求的事情有两件：绝对的学术和精神的自由，以及为个人利益的发展服务；换句话来说，就是为每个人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而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意味着信仰真正的民主。我反对教授口号以愚弄大脑，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口号都是如此。”

博厄斯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重要的人类学家，包括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在1941年从被德国占领的法国逃往纽约，并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他在纽约期间多次与博厄斯会面，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改变了斯特劳斯对世界的观点和视角。他也见证了博厄斯颇为戏剧化的死亡：在1942年12月21日，博厄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一场关于种族的演讲时，突然在演讲台上倒下。

在他死后，斯特劳斯的研究延续了博厄斯的框架，证明“原始”文化的主题与现代文明一样，都在处理生老病死、婚姻、亲属关系和信仰的问题。斯特劳斯将博厄斯的影响带回了欧洲，文化人类学也逐渐与欧洲的社会人类学融合，形成了后来“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称呼。

博厄斯在1936年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

即使文化相对主义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多次批判与修正，但博厄斯关于种族平等的思想还是深深地烙在美国人类学的学科精神里。

在博厄斯去世的二十年后，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而人类学家们也没有忘记博厄斯交付给这个学科的使命，在1961年美国人类学协会会议上，学者们以如下声明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美国人类学会反对如今在美国境内流传的如下言论，它们声称黑人在生理和精神能力上都次于白人。协会重申，没有任何确凿的科学证据，能够为将某一种族从受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中排除的行为辩护。基本的平等机会原则、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于所有已知的人类种族。每一种族都拥有参与民主生活和当代科技文明的权利。

——发表于美国人类学协会年度会议，1961年11月17日

笔者后记

博厄斯一生著作繁多，涉及领域多样，笔者仅能对其一部分经历进行粗略的总结与介绍。

人类学在当今已延展出诸多派系，其中也不乏对博厄斯思想中的不足进行的批判与反思。但他关于种族与文化平等的观点，在每个时代都有其借鉴意义。随着博厄斯时代的“殖民地区”的独立和发展，来自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学者和研究涌入人类学领域，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历史的视角观察人类，尽可能地消除彼此的盲点，而文化相对主义的思维也在这个学科本身得到了实践（Pels，2008）。

然而探索人类理性的道路还远没有完成，对“他者”的偏见、歧视与恐惧依然在各个社会中有迹可循。博厄斯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不信任视为一种疾病，并认为它是“现代文明的阻碍”，而他则不断地在与这个疾病斗争。即使在二战间去世，他也始终保持着对人性的理想与乐观。

人类学肩负着庞大的使命，但探索人类本身却是令人激动而快乐的。面对眼前的挑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类学家的视角中取得一些启发，在面对与自己不一样的文化与社会时，观察、尊重、身处其中、并学会乐在其中。

*本文参考资料：

Baker, L. D. (1998). Columbia University's Franz Boas: He led the undoing of scientific racism.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22), 89-96. Barth, Fredrik, et al.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British, German, French, andAmerican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Boas, F. (2017).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Routledge.

Boas, F. (2013).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BoD–Books on Demand. Boas, Franz.A Franz Boas reader: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83-191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Bodley, J. H. (2014).Victims of progress. Rowman & Littlefield.

Dennis, Rutledge M. (1995). "Social Darwinism, scientific racism, and the metaphysics of rac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64 (3): 243–52

Geertz, C. (2008).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The cultural geography reader(pp. 41-51). Routledge.

Herskovits, M. J. (1973).Franz Boas: 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making. Augustus m Kelley Pubs.

Kroeber, A. L. (1956). The place of Boas in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58(1), 151-159.

McGowan, A. H. (2014). The Lessons of Franz Boas.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149, 558-564.

Pels, P. (2008). What has anthropology learned from the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Social Anthropology,16(3), 280-299.

Smedley, A., & Smedley, B. D. (2005). Race as biology is fiction, racism as a social problemis real: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ce.American Psychologist,60(1), 16.

撰文：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