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复兴，国学教育先行

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教育、研究与传承，历代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国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 学记》)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国学迅速升温，从高等学府到市井民间，从大学中的国学院，延伸至中小学。匡正人心、教化青年是它们主要的办学旨归。

国学的生命力在民间，在青少年

在杭州经典诵读读书会发起人杜慧娴的本子上，记录了这个以亲子读经为主体的民间草根组织的开点排期表：今年上半年新开了3个公益诵读点，9月要开3个点，10月的开办点也落实了。杜慧娴介绍，成立2年来，公益诵读点增至11个。

杭州青蓝青华实验小学一直探索国学教育特色，校园里设有“古朴印章”、“典故曲廊”、“青花大碗”、“五常廊道”……这些与国学相关的文化装饰，发挥的不仅仅是景观的作用，更从环境氛围上让学生体会到国学文化的魅力。

走进重庆南岸区的集雅书院，不时能听见孩子们的朗朗读经声。今年暑期，上百名少年在这座书院完成了“知书达礼好少年”的培训。他们的主要课程是诵读《诗经》、《论语》等传统经典，同时接受礼仪、形体、茶道方面的熏陶。

在重庆沙坪坝区树人小学，专门开设了国学“微课堂”，每期为15分钟，传授内容以诗词歌赋等为主。“别说孩子喜欢，我们家长也觉得有意思。”学生家长说。

不止是公办学校和民间书院，在一些普遍使用外语教学的国际学校，传统文化经典照样受到欢迎。

杭州上城区的娃哈哈双语学校，有专职的外方校长，每个班级有对口的外教。但这所国际学校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半月谈记者注意到，这里的学生和老师的定制服装都是旗袍、中山装，学校设有专门的国学教室，并有专门的“国学角”。校长全力说，选择双语学校就读的孩子将来出国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希望孩子们是带着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出国的。

王崧舟是杭州拱宸桥小学校长，同时也是语文特级教师。他表示：“国人的血脉是传统文化，要在孩子的童年播下种子，使之将来拥有中国灵魂。”

国学热同样传递到了互联网上。在全国仅有的两所孔府家庙之一的浙江衢州，衢州二中一直推动儒家经典的学习，成立了儒学在线探讨网站“南孔翰林院”。据了解，现在校外爱好者的浏览数量已经超过了在校学生的浏览量。

国学教育重在感悟、实践

近年，国学教育的触角越来越多地向学龄前孩童延伸。针对最近幼儿国学热的网络调查显示：坚决支持孩子进行专业“国学启蒙教育”的家长，占15%，反对的占10%；抱观望态度的家长，占75%。支持者认为国学是精粹，热衷于让三五岁的幼儿诵读《三字经》、《论语》等。反对者则认为一味地死记硬背，束缚了其他方面的发展。

一位家长在网上总结了读经的十大好处，“目前的幼儿园甚至小学低年级教育过于简单化，我们往往过度重视知识的学问，忽略了生命的学问，国学可以弥补一下。”

广西社科院文史所所长李建平等人认为，现行教育体制下的教学理念太小气、方法太机械，小学生每天疲于找错别字和遣词造句，实际上过于重视细节，忽视了大道，忽视了对人文精神的潜移默化。

在专家看来，国学并非仅仅是一般人概念中的吟诗作对、背诵古文，而是涵盖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道德伦理与做人处世原则。 “现今针对儿童的国学教育，最基本的是学做人。”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吴光说，国学还包括了民族认同与文化归属等。

不少家长认为，国学教育让孩子回归到最初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学“做人”。据了解，带孩子一起上国学班的家长大多是70、80后，家长张慧敏说：“送孩子学国学，是希望他不要受现在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希望他以后无论走到哪儿，都葆有一种‘从善的本质’。”

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的南国花园小学，校长娄平介绍，学校已将国学教育纳入一整套课程体系之中，“古礼新韵”版块试图通过礼仪教学和礼仪操，让仪式性的东西潜移默化于孩子的心中；“阅读雅诵，风骨铿锵”版块则通过对古文诵读和博文妙解强化学生对经典的感悟。

六年级的杨雨萌刚刚做完礼仪操，她边比划边告诉记者，每一个动作都代表一种礼仪形式，开始的动作代表“敬、净、静”。“通过礼仪操和经典诵读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杨雨萌说。

在合肥逍遥津小学，一整栋少年宫分布着国学阅览室和“琴、棋、书、画”各类教室。校长袁红卫认为，学生阶段的国学教育与成人的国学教育差异很大，必须“动静相宜，知行合一”。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刘伯山认为，长期礼仪的遵循之后可以内化沉淀为习惯，当下迫切要求挖掘研究传统的伦理礼仪，结合时代特征，再现传统礼仪之邦和彬彬有礼的形象。

国学教育热尚待理性观察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明确表示，很不赞成把古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并批评“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文化的问题根在教育，我一直主张从小学阶段开始建立国学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不久前在杭州 “2014两岸人文对话”上指出：教育要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和如何建立信仰。

国学的回归，顺应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心态的召唤。“转型时期，社会心态与文化失范是正常的现象，在应对这种挑战方面，人们可以借助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精神，变得更为超越，更加睿智。”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黄朴民说。

吴光认为，国学热现象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是大势所趋。“受社会转型过程影响，人们处在信仰和价值观的空巢期，亟须找到精神和信仰上的寄托。”

刘梦溪指出，国学热是一件好事情，但靠一朝热度来弥补长期形成的文化断层，容易出现诸多问题。

首先是定义困惑。专家认为，国学热引发的一些争议，首先是来源于人们对‘国学’概念理解的不同。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张三夕认为，在古代，国学是国家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学府，其教育的核心是周孔为代表的儒家传统和文献，其目标是培养修己治国之才。实际上，国学是20世纪初才开始通用的、含义比较模糊的概念。上海政法学院国学研究所所长祁志祥教授则认为，古代的国学是国子学的简称，指国立贵族子弟学校，而今天的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是一国故有的文化、学术、思想的总称。

相较之下，学科困境是更大的困境。虽然如今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高校都设立了国学院或国学研究院，但迄今为止，国学仍不是一级学科，国学作为学科既无“户口”也无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机构。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等国学专家呼吁，尽快为国学“上户口”，并为国学的传承立法。

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国学院院长何俊说，杭州师范大学设立国学学科之初形势不乐观，故没有进行本科学科设置而是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加入国学模块，现在正面临机构整顿的困难。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明华建议，尽快将国学教育体系化、制度化，尤其是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要通过教材和课程扎实开展，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国学的种子，提高国民素质教育水平。

国学学科设置要取得学术界、教育界共识不容易，国学教育者素质也亟待加强。在古代的私塾里，教师尽管不全是硕儒、不都拥有科举功名，却都是德学卓然于一乡之人。而今，在高校，教授多是专家而非通人，在民间，国学教育者素质更良莠不齐。一些培训机构的教师，难担“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

荆雨表示，中国传统的教育是大系统教育，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今天复兴国学教育，也应该多层次、立体化地开展起来。(半月谈记者 杨丁淼 张琴 段菁菁 余静靖 张莺)

文以化人：治企治县治家

当下，不少企业在现代管理方法之外，引入传统儒学作为公司文化之本；一些地方官员亦加入学习应用儒学的行列中来，在施政实践中以文化人、以德化人；一些家庭也在用传统家风赢得家和万事兴。

儒商：“不做500强，要做500年”

明清以来，徽商、晋商等群体的商业行为中，都有儒家价值、儒家伦理的渗透。如今，用儒家文化滋养自身、滋养企业，在中国企业家中正成为一个流行趋势，新儒商越来越受人尊敬。

一位白手起家的嘉兴民营企业老板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受教育程度不高，这20多年全凭自己努力打拼挣下了现在的家业。“随着企业不断扩大，我觉得在管理上能用上的知识太少了，因此想到把国学引入企业。”他认为，《孙子兵法》、《道德经》、忠孝仁义礼智信之类的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精髓在企业管理方面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员工也更能接受。

“不做500强，要做500年”，这是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总裁茅忠群的梦想。这份梦想的底气在于他将儒家思想植入了企业血脉。

这个有点书生气的老总在北大读了四五年国学，他工作之外极少应酬，身边总会带着国学经典，在机场遭遇误点，他会打开一本《论语》……在方太，儒家的基本精神“仁义礼智信”被写进公司价值观，人品、企品和产品“三品合一”的价值理念是企业之本。为此，方太的培训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另一部分是传统文化教育。每天上午8点15分到8点半，是方太员工的“诵经”时间。茅忠群还专门为员工建了儒家文化培训教室——“孔子堂”。

在冠城集团董事长仇明芳的字典里，国学也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冠城员工的一天，都是从诵读经典开始的。每周五晚上或周六上午，则被员工们称为“学习日”。集团内部的国学培训每年有上百场。冠城员工张玥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培训，但她记得的是自己的改变。“往大了说，我觉得开始渐渐有信仰了。我想即使有一天我离开冠城，这份教育也将终生受用。”张玥说。

在茅忠群、仇明芳们看来，一个缺乏价值观和信仰的企业，无法成为一流企业，企业要想长久发展，必须要拥有强大的企业文化。这些企业掌门人找到的“武器”，是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国学经典。很多中国企业家发现，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虽然更现代化和高效，但在中国往往有一些“水土不服”。

仇明芳将推广国学变成了企业责任，创办了以立足传播国学福祉、致力公益讲学为目的的冠城国学堂。4年来，因为冠城而结缘国学的已有上万人。

儒官： 文治德治于一方

山西运城市盐湖区是关公故里、舜乡所在，对于关公的诚信和舜帝的德孝，这里一代代老百姓都熟知。近年来，盐湖区把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德孝文化用于本地治理。盐湖区许多村里都成立了老年协会、德孝协会，知孝、倡孝、督孝和评孝。盐湖区委书记王志峰对半月谈记者说，民间的东西要通过政府推动、弘扬，多年来政府和民间是两张皮。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德与孝，其实最为群众认同，但是多年来没有公开提。

多读经典成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自加的压力。苏南某县一位县级领导直言：“不读书不行，经典中能学会很多道理，也能领悟到不少治理的方法。”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中发现，有不少官员正把儒家精义用到治理一方之道上。

山东青岛胶州市委书记张德平突出以德治市，推进尚德胶州建设，从国学经典中汲取道德营养。

广东惠州市博罗县县委书记徐云枢的治县之策是借鉴古代社会治理中突出孝和廉的传统经验，制定了“学习传统文化千人培训计划”。

前述那位苏南的县级领导说，越读原典，越觉得天下至理都是相通的。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看了很多书以后发现，还真是那么回事。他直言：“要在潜移默化中推行儒家文化，‘文治’和‘德治’要的是精神内核，而不是徒有其表的形式。”

和企业家追捧儒家文化稍有不同，官员兴儒比较低调。山东大学教授王学典说，官员首先要有君子人格，目前老百姓对官员和政府信任度不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官员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人格有缺陷，不值得敬重。

长期研究儒学的青年学者姜志勇认为，儒家所说的“志士仁人”精神品格十分重要，如果更多官员能在儒学中吸取到营养，在推进改革发展和反腐倡廉的实践中，永葆一身正气，勇于担当，不辱使命，不负苍生，儒学在当代行政伦理中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儒“家”：重拾“家风”的中国式家庭

72岁的钱吉华是江苏南通著名民间艺术团体侨友艺术团的团长，同时还是一个普通大家庭中的大嫂，家里五代同堂，30多口人，从没闹过一点别扭。说起诀窍，钱吉华这个热爱传统文化的“大家长”乐了：“家和万事兴，没什么秘诀。硬要说的话，就是我们老传统的那一套：对上尊敬对下友爱，家里自然就和睦了。”

在经历社会转型期的快速裂变过程中，中国家庭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求这份和睦，也开始希望回归传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家风，这个中国家庭最重要的传统内核元素，似乎已经从很多家庭消逝。2014年春节期间，央视走基层推出的“家风是什么”系列栏目拨动了很多人的心弦。

在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很少有家庭能用一句话来说出自己的家风是什么，但很多家庭都选用了相似的词汇：诚实、正直、守信、孝顺……为了培育家风，一些年轻的父母开始和孩子一起重读经典。32岁的朱亮说：“说来也惭愧，上学时候别说四书五经，连《三字经》也没通读过。现在正好和孩子一起学习，希望两代人共同营造未来的儒者之‘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好家风清风徐来，好民风、好世风自会蔚然成风。(半月谈记者 段菁菁 王晓磊 刘巍巍 刘翔霄)

全球推广：聚焦亚洲儒家文化圈

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千百年来，亚洲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在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儒家文化早已扎根，彰显奇效。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华传统文化亟待“走出去”，加大辐射推广力度，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

新加坡：现代社会与儒家学说的有益融合

真正在新加坡社会上制造了尊儒“风潮”的，还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一些主张。在位于总统府的李光耀办公室内，一尊孔子像非常吸引眼球。

从接受西方教育到探寻东方价值

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当地的一个华人家庭。这是一类已经本地化的华人家庭，他们在家中基本上不讲汉语，很多人接受的是英文教育，但在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上仍保留了很多的华人习俗和家风。李光耀小学、中学读的都是英文学校，后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和法律，以优等成绩毕业。因此，就教育和文化背景而言，李光耀是个典型的“英校生”和“西化派”。尽管他的祖母曾坚持要求他就读华校，但显然没有成功，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给他造成了华文教育呆板生硬的印象。

不过，李光耀后来对华文教育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先后担任自治政府总理和新加坡共和国总理十多年后，他曾说，如果再做学生，自己会选择先入华校。这表明他逐渐认识到中国语文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看到了“双语教育”的必要性。1994年，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李光耀应邀出任名誉理事长。他在致辞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儒家文化融入国民教育

在现实生活中，东南亚社会许多经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士表现出了良好的担当精神。华人社会也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重视家庭等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优良传统。李光耀对于文化根基的重要性深有体会。他在1978年曾说：“我自己过去差一点失去文化的根基，因此我深知这种危险，一旦失去文化根基，人就会失去信心。”他的儿子李显龙从幼年起就读于华文小学，能够讲流利的中文。

儒家注重个人修为和“内圣外王”的理念也在李光耀那里得到明显的体现。他的孙辈在取名上也体现有儒家学说的痕迹，比如修齐、鸿毅、浩毅、绳武、桓武等。

1980年，新加坡教育部提出了重新整编中学道德教育课程的计划，以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经过讨论，决定修编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及世界宗教课程，供中学三、四年级学生选择修读。1982年初，李光耀提出在宗教教育课程中加入“儒家伦理”，获得了华人支持。新加坡教育部下属的课程发展署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由教育学家刘蕙霞博士主持，分中、英文两个工作小组，并聘请哈佛大学的杜维明等担任顾问，编写了两套《儒家伦理》课本及作业，还有教师手册、辅助教材、影视教材和一系列参考资料，经过几年试用后在中学里全面铺开使用。

儒家学说现代意义仍待挖掘

就总体而言，新加坡仍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社会，英语也是第一语言，整个社会的体制机制基本上是殖民时期遗留至今的西方语言文化传统。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该国在社会肌理上有非常丰富的东方传统。许多成功人士身上既可以看到西方式的干练，也可以看到谦逊等明显属于东方文化的传统特质。

李光耀并非盲目地推崇儒家学说，而是从现实的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待儒家学说的现代意义，这也与他务实的风格一脉相承。能够在现代社会治理中重新发掘儒学的作用，李光耀这一尝试和实践令人欣赏。(半月谈驻新加坡记者 陈济朋)

日本：儒家文化基因的多重见证

在邻国日本，儒家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孔子具有崇高的地位，其学说和言论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社会。

儒家学说在日本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学问，是统治国家的经世济民思想。与神道、佛教比起来，儒家学说的宗教色彩更加薄弱。五世纪左右，儒学已经传到日本。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作为学问的中心。明治维新后，虽然儒学不再是日本的官学，但是儒家学说依然经久不衰。

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近现代著名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年)著有《论语与算盘》。他提出以《论语》为依据实现伦理和利益的并存，就是“道德经济合一”说。

如今，日本的中小学教材中依然有《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篇章。大学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专业必须学习儒家经典，例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专门开设有“儒家经典注释研究”专业。

很多日本人的名字、公司和团体的名称、座右铭等都能看到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影响。如日本历代天皇和皇太子等皇室男性成员的名字中，都有“仁”字，而“仁”的学说正是孔子思想的根本。

《论语》篇章和朱子学的学说仍被大量引用，有关《论语》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人气非常高。例如2000年出版的《论语的新读法》，2007年出版的《孔子的一生与论语》，2008年出版的《论语现代译》，2010年出版的《论语现代语译》，2012年出版的《论语入门》等等。

大批网站宣传孔子学说

日本也有不少普及儒学思想的网站。例如“汉文大系”网站全文讲解《论语》，名为“治愈之旅”的网站介绍孔子的名言，“地球上的名言”网站专门介绍孔子、孟子、荀子等先贤的格言，“诸子百家争鸣”网站全面介绍儒家学派代表人及其学说。

总部位于大阪府吹田市的“真儒协会”会长高根秀人年指出：“儒学是民主的合理教诲。虽然有人认为孔子和《论语》是道德说教和封建制的化身，但是在封建时代，孔子的教诲充满了人道主义和民主性，是非常合理的，因此常常感动于其学说。”

高根秀人年认为：“儒学绝对不是保守和封建的学说，看看阐述‘知行合一’的阳明学和日本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的历史就明白了这一点。儒学是完善人格的学问，德是人类的根本，而才是枝叶。”

多地保留祭孔大典

江户时代，幕府和各藩学校都建立了孔庙，如今仍有很多得到保留，如冈山县备前市闲谷学校圣庙、佐贺县多久圣庙、栃木县足利学校圣庙等，并持续着祭孔的“释奠”大典。

位于东京汤岛一丁目的汤岛圣堂是日本最大的孔庙，是崇拜孔子学问的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于1690年创建的。每年4月的第四个周日，财团法人“斯文会”都会在这里主持“孔子祭”的祭孔大典。

半月谈记者曾采访过汤岛圣堂2010年4月28日的祭孔大典，德川幕府传人、德川家族第18代族长、“斯文会”名誉会长德川恒孝宣读祭文，在大典即将结束时，二松学舍大学附属高中的学生演唱了《孔子圣德之歌》。

孔子学院近年发展迅速

日本国内开设的第一家孔子学院是2005年立命馆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设立的立命馆孔子学院，2007年开设了东京学堂，2008年立命馆大学与同济大学合作，开设了大阪学堂。2006年，樱美林大学与同济大学合作，北陆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2007年，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与浙江大学合作，札幌大学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合作，大阪产业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合作，冈山商科大学与大连外国语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2007年4月，早稻田大学与北京大学决定设立研究型的孔子学院。

除了文科大学外，2008年，工学院大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建立了日本首家工科大学中的孔子学院，富山大学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2009年，关西外国语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首次在外语大学中开设了孔子学院。

总体而言，孔子的儒家学说在日本传播久远，很多时候已经被日本人视为必要的修养和本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再刻意强调其外来文化特征。当然，日本儒学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儒学。日本人似乎并不认为日本是儒教国家，而是吸收消化了儒学中有用的成分，形成了日本的文化。(半月谈驻东京记者 蓝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