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国学大师，我们很容易地就会想到梁启超、章太炎、马一浮、陈寅恪、王国维、钱穆、季羡林、冯友兰、熊十力等等这些驰名中外的学术大师。但是，近年来，许多网络平台一提到于丹、蒙曼、康震这三个网红教授或曾经的网红教授，均冠以“国学大师”的名号！笔者看后，总觉着很好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这得先从什么是“国学大师”说起。何谓“国学大师”呢？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解释的：

“‘国学’是对中国学术的简称，‘大师’是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者的尊称，‘国学大师’则是指其学问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同时，‘国学大师’能光看其学问，还要看其道德即人品、文品，看其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以此衡量，近现代的‘国学大师’当首推唐文治、章太炎、陈寅恪、钱穆和钱钟书。”

笔者以为，这个解释很确当、很精当。从百度百科的这个解释来看“国学大师”，一个人能被称为“国学大师”，他起码得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其学问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第二、其人品文品，或者说其道德也应该是一流的。

这两个标准看似简单，实则十二分不易。撇开道德不说，但就“国学”而言，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读者诸君看看，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学体系，有几人能遍览、能精研、能精通 。

记得本世纪初，曾经有人称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面对这种称谓，两位先生均以不同的形式公开选择了拒绝。蒋孔阳先生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 ”。季羡林先生说得更明白。他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由此可见，连当代学界公认的这些学术大家都不敢接受“国学大师”这一称号，至于其他学人，更是难以望“国学大师”的项背。

回到我们开头说到的于丹、蒙曼、康震三位“网红教授”上来。于丹的本业是新闻传播学，不是研究国学的，许多人把于丹同国学连在一起，主要原因是于丹在“百家讲坛”以“心灵鸡汤”的方式讲《论语》讲“火”了。之后，由于诸多原因，于教授便也什么都讲了起来。蒙曼的本业是历史，她之所以也被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首因是在“百家讲坛”讲隋唐宫廷秘史讲出名了，在这个基础上，蒙教授又大胆地涉足古代诗词等一些自己明显不太擅长的传统文化领域，如此一来，“国学大师”的称号也就得到了。康震的本业是文学，尤其是唐代文学，他被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也是在“百家讲坛”讲唐代文学出名的，之后也和上述两位一样，跨领域频频现身于各大新闻媒体。

总结一下于教授、蒙教授、康教授成为“国学大师”的路子，不外乎三步：

第一步，从自己的本业出发，抓住央视这样的超大媒体给予自己的机会，一炮走红。这是它们成为“国学大师”的基础、前提。

第二步，跨领域频频亮相于各路新闻媒体，收获更多的“吃瓜”观众。这是它们成为“国学大师”的关键一环。

第三步，欣然以“国学大师”自居，从此便“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名正言顺地讲起了所谓的“国学”。这是他们坐上“国学大师”这把交椅的最后一招。

分析一下这个过程的原因，笔者觉着有两个。

一个是就是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奉的“一好百好”的糊涂理念。在大多数国人看来，某一个人如果在这个方面做得不错，那么，其他方面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

第二个就是利益在作怪。就于教授、蒙教授、康教授本人而言，他们或许也认为自己同“国学大师”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巨大的利益摆在面前，孰重孰轻，他们自然明白。就包装他们的媒体而言，他们觉着只要“国学大师”名号能给他们的平台带来巨大收益，至于他们包装的是真“国学大师”，还是假“国学大师”，与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炒作，在这样的包装，在这样的不自觉中，于教授、蒙教授、康教授都成了“国学大师”！于大师目前已经跌落神坛，蒙大师、康大师还活跃在“神坛”上，但在笔者看来，真实的东西即使丑陋一点，终归是真实的；虚假的东西即使美丽如海市蜃楼，终归是要幻灭的。因此，做人可以为了活得更真实而不懈努力，但绝对不能为了名利而一直活在虚假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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