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有一个宅男,他不光宅,据说还有点社交恐惧症,不爱见人。但这个宅男,读书很刻苦,他白天躲在家里苦读经典,夜晚就望着星空思考人生。
到了30岁的时候,他办了个学校,开始传道授业解惑,但他讲课的方式很有意思,可能是有点社交恐惧症的缘故,所以,他在教室里挂着一道帷幔,学生们在帷幔之外听讲,他坐在帷幔之后讲课,反正就是让你看不见我。
但尽管如此,他的课却讲得非常好,所以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以至于后来他的不少学生都学业有成了,有的混了个一官半职,有的甚至还做了诸侯国的国相,但愣是谁都没机会一睹这位老师的真容。
董仲舒简介(董仲舒简介50字)
后来他的名声越传越响,再加上他还自带神秘的光环,慢慢地就被当时的皇帝,也就是汉景帝给注意到了,汉景帝听说有这么个奇人,于是就把他征召进了朝廷,让他做了博士的官职,也随之开启了他传奇的一生。
这个宅男就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并影响后世长达2000多年的大思想家董仲舒。
据说董仲舒被汉景帝征召为博士之后,汉景帝让他掌管经学的讲授。
当时的汉帝国,推行的是黄老、刑名和儒学各家并存,彼此兼容的局面,不过总体来说,黄老之学仍处于主流的地位,事实证明这种统治思想在汉朝初年是非常符合当时要求的,也让汉帝国仓廪丰实,府库充盈,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但随着汉武帝即位,这位野心勃勃的少年天子发现黄老学说的“无为之治”,只能在民力凋敝的时候让人们慢慢地自食其力,吃饱肚子,但如果想要让国家达到强盛,却差得很远。
在帝国内部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各诸侯王尽管受到了“七国之乱”的打击,可还是很骄横,对中央的威胁始终存在,而在对外关系上,黄老学说的“无为之治”不提倡煊赫的武功,因此无法震慑周边四夷,尤其是匈奴,他们屡屡寇边,而大汉帝国却只能通过屈辱的和亲来换取一时的安宁。
所以,在当时看似升平的表面下,实际上西汉帝国已经潜藏着严重的危机。
年轻的汉武帝一心想做一个有为的君主,而不是像他父亲汉景帝那样的守成之君,所以他想对统治的思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要向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帝王一样,建立煊赫的文治武功。
但是,汉武帝即位时,只有十几岁,当时的朝政大权把持在窦太后的手里,而窦太后是黄老学说的坚定拥护者,所以,最开始汉武帝想改变国家统治学说的时候,是经历了很多斗争的。
就在汉武帝和老太后名明争暗斗的时候,董仲舒发现还没到自己发挥光和热的时机,所以他一直躲在家乡的书房中潜心研究儒学。
到了公元前135年5月,窦太后终于去世了。于是在第二年,汉武帝开始迫不及待地实施自己的改革,当时他下了一道诏书,让丞相、御史、郡守,诸侯王等人举荐贤良方正。
诏令一下,各地就举荐了不少读书人,而董仲舒感到时机已到,于是也来到了京城。
当时,汉武帝亲自策问这些读书人治国安邦的道理,汉武帝是连问三策,董仲书也是连答三章,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核心思想是,天与人的关系问题,而董仲舒的这三篇对策,阐明儒理而不迂腐,文采焕然而不浮夸,是历史上难得的佳作,后来被班固全文收录进了《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建立起了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体系,其中包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还有大一统和尊王攘夷、并且倡议建立太学,改革人才选拔的制度……
比如,董仲舒根据儒家经典《公羊春秋》提出了“大一统”论,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
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
董仲舒的这篇策论,深得倾心儒学,急需要一个统一思想来稳定朝局,以便加强中央集权的汉武帝的喜爱。
于是,汉武帝马上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汉朝还建立了太学,并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而朝廷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所以,大量的儒生得以入朝为官。
然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但却并没有把董仲舒留在自己的身边,而是把他外派到诸侯国去做国相,同时汉武帝在实际的执政过程中也没有只用儒生,而是儒家与法家并用,王道与霸道并存,这才有了后来北击匈奴,威及西域的大汉雄风。
当然,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生渐渐走向了历史的前台,大量的儒生得到了重用,但是重用儒生并不代表只用儒家学说,实际上,无论是汉武帝还是汉宣帝,都采用的是“霸王道杂用之”的儒家,法家相糅和的治国理念。
另外,虽说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但实际上是吸收了一些阴阳家,刑名家的观点,其学说除了大一统思想外,像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基本上都不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
因此,董仲舒的儒学,其实是经过他改造后的儒学,和孔子的思想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区别,但正是这些杂糅的学说,它更符合汉武帝的需要,所以比起纯粹的儒家学说,就更容易被汉武帝所接受。
然而,实际上从汉武帝到汉宣帝,一直都没有完全地使用儒生,而只是利用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当然,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也不仅仅迎合了帝王的统治需求,他的“天人感应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个人的私欲,因为在古代,皇权至高无上,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皇帝,如果帝王昏庸无道,就会给天下,给百姓造成最大的灾难,所以董仲舒就搬出个“天”来约束皇权,他说:人君为政要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那么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董仲舒用“天”来,戒惧皇帝,用“天”来限制皇权,这也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做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
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应该说是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才让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影响后世长达两千多年。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和孔子的思想,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假想一下,如果孔子看到被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终于登上了历史的前台,相比他的周游列国到处游说,而不被人重用的处境,他是该高兴还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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