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在扩充知识和拓宽理解和经验范围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即将创办的刊物将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传播并形成知识。同过去的期刊一样,《今日中国文学》将使美国人见识到全新的事物,让我们更强烈地感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更充分地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进而更深刻地感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曾经说过,文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异于我们所置身其间的生活,但并非不可能存在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正是《今日中国文学》的任务。

即便如此,今天的中国也许并不像福尔斯的定义所表达的那样,与美国有如此大的区别。事实上,我相信他所说的可能的世界之所以是“可能的”,正是因为文学在展现迥异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反映了共同的人类价值观。这一点在学术期刊的出版中得到令人吃惊的验证。美国的第一种学术期刊创立于130年前,大约是1876年,是在两个为庆祝美国建国100周年而新成立的大学里创刊的,其中一个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曾在那里求学,另一个是约翰・洛克菲勒曾经就读的学校――芝加哥大学。这些高校和学术期刊致力于使知识成为实体,可以供人们分享,达到社会和历史的真实。在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国(很类似今天的中国),财富、知识和经验以惊人的速度飙涨。城市在扩大,因为电力的发展而灯火通明,通过汽车、飞机和电话这些时代的新发明而方便了人们的联系。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的财富、权力和文化中心,得以分享这些资源的公民们都开始意识到巨大的发展空间,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

最近几十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类似的过程。这是一个比上世纪更为全球化的时代,因此我们创办一种新的期刊来迎合新的知识和经验,这是正确的和及时的,正如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的第一份学术期刊所做的那样。我了解这类事情。比如,15年以前,我曾经和同事一起创办了《结构》杂志,关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从而使不同学科之间得以互相充实。我还与人一起创办了“早期现代文化研究团体”,随之而诞生的期刊开创了理解西方世界的新方式。近30年来,我在俄克拉荷马大学负责《文类:对话形式与文化》这一期刊的编辑工作。在这里,学者们共同努力以营造交流的平台,探索文学的形式美学与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今天,我非常激动地期待与大家一起创办《今日中国文学》。

学术期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产生和激发对话。定期出版的刊物的灵魂就在于其对话性:一篇文章催生了另一篇文章,观点的一致与相悖带来进一步的澄清,而对话的规律性则带来礼让的风度和团体的形成。这正是美国建国一百年之日,霍普金斯和芝加哥大学的人们所追求和梦想的,这也是《今日中国文学》所期待的。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并将在中美之间建立关系,追求礼让的风度和团体的形成。在我的国家,人们对今天的中国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和友好的兴趣。比如,当我乘坐的飞机飞过太平洋时,我读了一本刚刚在美国出版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气势:《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本书描述了中国在社会财富基础和知识方面的独特的发展之路,对比了美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方式。我知道,对了解中国的渴望,对理解其力量和价值的希望,将统领这份新刊物的办刊原则。这个对话性的期刊甚至可以,帮助中国人民认清并扩宽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

我们今天将要创办的期刊,将如100多年前美国杂志所做的那样,开启巨大的力量:对中国与美国生活之关联的感受;从差异中学习的感受;文学对话作为世界文化活动的感受;知识和经验通过对话得以拓展。我们所处时代的中国文学的力量――今日中国文学――是这种知识和经验拓展的范例。在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基于过去的积淀而取得成就,我们应该将这种力量运用到各种文化上去,正如美国一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130年前,学术期刊的创立标志了这样的时刻,而正如我们今天和未来将看到的那样,这样的时刻已经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