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杰在2007年06月18日《北京日报》撰文探讨当前“国学热”兴起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中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发展，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对大陆学术界的反哺，海外华人的积极推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矛盾以及个人灵与肉的矛盾冲突，近年来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在我国的倡导，学界与媒体联手推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等等，造成了“国学热”的兴起。

王杰文章的分析相当全面，应当说文章所指出的原因也都是原因，但我认为，文章主要着眼于国学热兴起的外在因素，而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就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国学”，就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它的发展固然要受各种各样外在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以后，外在影响会更加重要。但是，任何一种文化，尤其是像中国文化这样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它的发展变化，一定要通过“内因”的“根据”起作用的。

“文化发展”，不仅仅是其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应当是其内在本质、特质的革新。但是，外在因素的影响会比较容易地改变一种文化某些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文化的本质性内涵是不容易改变的。比如说，清朝满族人入主中原，他们给汉族人的文化带来了许多变化，但最后真正变化了的满族人。日本人占领台湾，实行彻底改造中国人的“皇民化”教育，但一旦光复，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渗透在台湾人的血液里，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很难改变。

正如王杰文章提到的那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许多中国人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民族危机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惹的祸。作为五四运动传人的毛泽东甚至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扫除封、资、修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然后在一片空白之上创造全新的文化。但是，其结果只是让中国文化几乎丧失所有传统的形式，中国传统文化仍然生存在我们中间，我们到海外去，许多人特别是海外的中国人，还是一眼就看出我们是中国人，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的黄皮肤，而一定是我们行为举止特别是思维方式中的中国文化。

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今天，中国人中间出现了一个“国学热”，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表明，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产生了这样的心理需求：如果我们要把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和文化结合起来，还是我们自己传统文化比较好。或者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今天，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认识到，社会的进步应该或许也只能表现为传统文化在革命性变革基础上的“复兴”，谁也不能想当然地建立一种社会秩序、社会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将必然表现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形式和符号，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载体。

当然，与其说这样一种文化自觉，不如说这是普遍规律使然。文化发展总是以继承人类文化遗产为前提，通常是由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出来重新解读和阐发既往的思想史，使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当下时代有机融合，创造性地获得新的表现形式，从而以新的形式实现在新时代的“复兴”。文艺复兴运动是在中世纪蒙昧主义窒息了文化发展的生机几百年之后发生的，一批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思想中发掘出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资源和文艺传统，主要是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通过一大批文化产品的创作和传播，特别是大量富于亲和力的感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的问世和流传，使文艺复兴成为改变人们思想方式、激发人们自由表达思想感情、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剧烈的社会变革，从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繁荣的精神源泉。实际上，西方思想界的每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都伴随着文化工作者对传统思想资源的重新整合，从而使之成为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西方历史上那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大多数人也总是人类主要是西方思想史的解说者，从马基雅维里、斯宾诺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海德格尔，乃至在今天执美国思想界之牛耳的新保守主义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都是这样的人。

伴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将发生革命性变革。在中国走向和平崛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从包括“国学热”在内的各个方面推进中华文明的复兴，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及之后的彻底反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的话，那么今天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则是“正”“反”之后的“合”，它应当是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和要求。恐怕这，才是“国学热”兴起的最深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