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编者按：岁月去如掷，拨雪正寻春。新中国北京大学来华留学事业至今已走过七十年。1952年9月，“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4名外国留学生来到北京大学，是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大招收外国留学生之始。迄今为止，通过做强做实“留学中国计划”“留学北大计划”“北京大学国际发展战略”，北大国际化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在校外国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先后有来自195国家逾11万人次留学生走进燕园求学问教。
自1898年创办之初，北大秉持“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的国际化抱负，既致力于“西学东渐”，又积极推进“东学西渐”。124年来，一代代北大人以深厚的底蕴、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胸襟，肩负为中国、为全人类培养一流人才的崇高使命，高瞻远瞩，孜孜以求，不断开拓发展来华留学事业；一批批从事来华留学生教学管理工作的老师，致力于为全球培养具有北大底蕴、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为促进跨文化交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国际合作部留学生办公室联合新闻网开设“来华留学教育70年”专栏，回溯北大来华留学教育事业七十年的峥嵘岁月与累累硕果，立足新时代的新篇章，展望中国与世界共同的未来。
1909—1949：风雨砥砺弦歌不断的四十年
19世纪末，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重重危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变法自强。1898年，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维新，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直接创办的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档案中记录了最早关于“接受留学生听讲”的信息。
1909—1912年：俄国语言生、教席游观北大，学习经史
根据《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中记载，宣统元年三月初九（1909年4月28日），当时的俄国驻华大使向清朝外务部上呈了关于“禀请”四位海参崴东方语言学堂的学生前往北京大学堂游观学习的公文。
摘自《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1909年4月28日，第359页
京师大学堂匾额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记载，1909年6月，这四位来自俄罗斯海参崴东方语言学堂的留学生进入北大游观学习。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第450页
1909年6月—11月，陆续有来自俄罗斯的多位学生及教习进入北京大学堂学习经科和史科，主要学习内容为中国历史及“四书五经”。教学内容从大学堂经史课程表中可见，一周安排四天学习。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第453页
京师大学堂进修证书
1909年11月，作为清末设立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向清廷上呈《学部奏请准外国学生入堂折》，奏请准令外国人入中国各大学。当年12月，宣统皇帝（溥仪）下旨允准“外国人入经科”。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第454页
京师大学堂旧址
1909年底，当时英美驻京公使馆向外务部提出希望批准外国学生进入经科大学学习，外务部与学部沟通希望对外国留学生予以录取优待，并造楼提供给外国留学生住宿。1909年12月，学部公布《学部优待外国留学生（北京）》政策。
《申报》 1909年12月2日 第5页《学部优待外国留学生（北京）》
报纸原文：“英美驻京公使馆会外务部请准外国学生肄业经科大学……外务部已咨行学部谓据驻京英美日法各公使照称各国有留学者各数人拟入经科大学肄业……另造洋楼数栋，以备外国留学生寄宿。”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部分校舍
该时期中国政府及京师大学堂对外国留学生来访求学持接纳、开放的态度，虽然戊戌维新“骤起而卒蹶”，但京师大学堂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以它“拨旧开新”的历史贡献，成为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里程碑。
1912—1938：留学生生源稀少，以东亚近邻为主，主修经学、国学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校长严复力图按照近代学术体系和世界高等教育同行模式整顿学校课堂。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更对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学科建设、风气丕振。
根据《北京大学史料》记载，1918年北京大学的外人留学者记录在册的有日本二人。1923年，记录在册的留学生人数情况为：日本九人，暹罗（今泰国）一人。
相关的民国出版物记载了这个时期在北大留学生的求学情况。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书目）——引自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
——引自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
该片段记录了仓石武四郎先生与同学于1928年到1930年在中国的留学生活，里面提及在北大听课的情景。仓石武四郎是国立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家。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他的学生工藤篁（日本著名汉学家）是北京大学1980年代著名留学生校友尾崎文昭先生在东京大学汉语老师。尾崎文昭1980年—1983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该素材也从侧面体现了东京大学三代汉学家与中国、与北大的深远渊源。
仓石武四郎照片（1973年）
这一时期，民国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留学生来华求学的政策，例如给予外国留学生以在华期间的医药费支持，同时出台相关免学费政策。
上图为外国留学生医药费发给规则，来源：《教育公报》1917年（第4卷 第11期，33—34页）
上图题为国立学校对于外国留学生均免收学费请饬知学界函，来源：《外交公报》1924年（第34期，13页）
此外，根据相关民国报刊记载，1934年刊发学校教育“外国留学生应用四书”的信息，以及“东亚同文会派遣少年留学生来华”的消息，这也体现了该时期来华留学生主要的学习诉求仍然为中国传统经学与史学，派遣群体主要还是来自东亚邻国。
上图标题为教外国留学生应用四书，来源：三好 《海王》1934年（第6卷第26期，402页）
上图为：东亚同文会派遣少年留学生来华，来源：《新闻报》 1934年4月16日（0015版）
北京大学第二院
北京大学第三院
国立北京大校舍分布图
1921年的北大红楼（选自1921年《北大生活》）
1938—1949：国家动荡，态度开放，生源以侨生为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北京大学的历史也在烽火硝烟中进入了新的阶段。1937年11月，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南迁至长沙。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并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这段时期，由于抗战爆发，全国教育重心南移，北大的留学生事业一度中断，无官方派遣的学生记录，但作为保住文化血脉的“西南联大”，始终在能人志士的带领下，秉持着开放的态度迎接留学生（侨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鸟瞰
1938年10月20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收到越南海防华侨初中函，时任校长梅贻琦签收来函同意收越南侨生入校旁听。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国民党政府时期也已开始有了与各国的双边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包括交流留学生。
例如，1936年，与波兰和意大利各交换一名学生；
1937年，与德国制定了交换10名学生的计划，但由于爆发日本侵华战争而终止；
1942年，与印度商谈了交流10名留学生计划，并于1943年派出。
1943年，土耳其政府提出交换10名留学生计划，但因各方面原因未能实现。
1946年，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开始实施富布莱特交流计划，这是一项双向教育交流计划，即中国派遣学者或研究生去美国开展研究和讲学，美国派遣学者到中国进行社会学科方面的研究，这项交流的所有经费由美方承担。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
上图为美根据富勃莱法案将派遣留学生来华，来源：《前线日报(1945.9～1949.4)》 1948年1月25日 （0006版）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西南联大着手复员安排。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陆续复原北上。
这个时期，虽然国家政局动荡，但政府及学校对留学生的态度依旧是开放的，1947年颁布了“外国留学生优待办法”及“华侨学生优待办法”，为鼓励留学生、侨生来华学习，建议学校“从宽甄试”，并且“对于其中国文国语程度较差者由校设法另予补习……”
上图为外国留学生优待办法，来源：《教育通讯(汉口)》1947年（复刊3，第7期，37页）
继美国“富布莱特”政策之后，韩国、印度也陆续提出往中国派送留学生。1947年4月初，韩国首批留学生四名来华深造；4月底，印度决于年内派留学生来华。北上复员后的北京大学也陆续开始接受来自美国、韩国及印度的留学生。
1947年教育部训令：有关印度学生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引自《北京大学史料》（1946—1948卷），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1948年3月8日，国立北京大学行政会议第59次会议决议事项：……校长报告，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决定资助来华员生数目：教授20人，学生20人，专门学者10人；……
——引自《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909—1949年，虽历经“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校”“西南联大”“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史演变和时局变幻，北京大学来华留学教育事业栉风沐雨而弦歌不辍。
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北京大学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留学北大”事业开启了全新的历史篇章……
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城楼画像
专题链接：来华留学教育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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