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0日至21日，为期两天的中国人民大学“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话与融合”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顺利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与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与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共同协办。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四川美术学院，以及剑桥大学、高地和岛屿大学、日内瓦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巴黎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相关单位，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20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系主任、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魏坚教授，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莎娅娜?娜姆萨拉耶娃（Sayana Namsaraeva）博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所所长助理张靖博士主持。朱信凯副校长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来自国内外的各位学者、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给予这次会议鼎力支持与帮助的各有关单位致以诚挚的谢意。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的珍贵财富，是需要全人类保护和传承的文明瑰宝。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知名大学，在历史文化研究、考古文博等领域，拥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理应为该项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朱信凯副校长表示，本次研讨会意义重大，为国内外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创造交流的机会，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促进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对话。最后，朱信凯副校长预祝本次研讨会顺利召开。

魏坚教授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对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对来自国内外的参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随着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已达55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本次研讨会旨在弄清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前提下，探讨两类遗产之间的彼此关系，探讨研究与保护两类遗产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将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的，乃至全人类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最后，魏坚教授希望嘉宾们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对话，实现融合，推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迈上新台阶。

莎娅娜?娜姆萨拉耶娃博士表示，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传统研究地域范围以蒙古为中心，包括中国、欧洲、俄罗斯等地区，涵盖从草原帝国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内亚各地历史、民族等广泛主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蒙古与内亚研究所就一直希望能够推动与中国学者的合作与交流。所以本次研讨会为国际合作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她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应邀参加本次盛会，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盛情邀请，并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够取得卓越的学术成果。

朱信凯副校长致辞

魏坚教授致辞

莎娅娜·娜姆萨拉耶娃博士致辞

随后，会议进入主题演讲与讨论环节。研讨会为期两天，20日首先进行第一部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话”，11位学者从地域性出发，以“边疆考古中的非物质证据”“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理论化中国遗产中的‘非物质’”为主题，强调内亚草原和古代中国的“边界”，比较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在方法和理论层面探讨“非物质”概念。

第一场演讲的主题为“边疆考古中的非物质证据”。魏坚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从元上都谈起》。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元上都，其遗产价值不仅体现在保存完整的城墙和建筑基址，还应该体现在其对世界历史和对中国乃至全人类文化的影响。元上都通过柯勒律治的诗歌和马可波罗的游记而享誉世界，其所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更胜于其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如今对遗产研究、保护领域的关注，对遗产展示工作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元上都研究、展示的新起点。作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江格尔》主要在中国新疆大卫拉特蒙古族传唱，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龙迈康（Michael Long）博士以《“江格尔”的力量》为题，对历史上被视为一种“文学”或“民间史诗”、老百姓普遍认为其具有特殊“精神力量”的《江格尔》，与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通过正规教授与培训而表演的《江格尔》进行对比，认为尽管本地蒙古人普遍认为《江格尔》从未改变过，但人们对《江格尔》史诗的过去和现状的描述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王晓琨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中国岩画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分析》。中国岩画分为北方岩画、西南岩画和东南岩画三大系统。随着广西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中国岩画类世界遗产名录的空白，《世界遗产名录》中已有约30余处岩画世界遗产，而中国岩画保护还有还多工作要做，如岩画的考古学调查与价值评估、岩画的保护与管理系统、岩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岩画与数字科技相结合等方面。作为本场与谈人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苏日朦（Sermoon）博士分别对三场演讲做了评价。

第一场学者发言

第二场演讲的主题为“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莎娅娜?娜姆萨拉耶娃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可分享的物质遗产？旃檀佛在亚洲腹地穿越时空的跨界社会生活》。莎娅娜?娜姆萨拉耶娃博士的研究试图还原一尊起源可追溯自释迦牟尼佛生活时代的檀香木佛像的社会传记，以及它在印度、西藏、蒙古、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流转过程。莎娅娜?娜姆萨拉耶娃博士采用了最近出版的俄罗斯哥萨克和布里亚特朝圣者家庭的口述历史、义和团运动期间驻守北京的俄罗斯外交官回忆录以及国外学者关于重建清帝生活社会历史的著作，来重建这尊佛像的社会历史。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讲师丁山（James Williams）以《考古和民族认同》为题，探讨景观考古与社群身份之间的关系。景观考古学植根于社群对土地的依附和归属感，景观强化了身份和种族认同。丁山博士认为该理论的应用揭示了对土著和文化认同的新观点，研究身份和景观之间的关系是将文化的非物质概念纳入物质世界的重要内容。应当从自然、人文和考古三种角度去看待景观，维护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陈胜前教授的演讲题目为《物性视角的中国上古史分期》。陈胜前教授认为近年来物质性的理论（简称物性理论）为中国古史分期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物性，他注意到中国上古史的文明阶段至少可以划分为玉石、青铜、铁器三个阶段时代。同时还注意到物性与社会权力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玉石阶段相应的是社会权力中的政治权力的崛起；青铜时代对应着一种新的权力，即军事权力；到了铁器时代，又增添了经济权力。秦汉之后，再增加意识形态权力，形成四权合一的形态。

第二场学者发言

第三场演讲的主题为“理论化中国遗产中的‘非物质’”。龙迈康博士以《从“具身化”理论重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以土尔扈特蒙古族奶酒酿制文化为例》为题，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教育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并提出政策性解决方案，以支持和完善目前基于教育传播的保护政策。龙迈康博士结合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土尔扈特蒙古族奶酒酿造技艺”的具体案例，提出了实用和灵活的“空间”概念，作为改善中国式非物质遗产保护政策的一个考虑因素，同时强调政府在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保持核心作用的重要性。ICOMOS中国秘书处主任、中国文化遗产院燕海鸣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制造大运河——大运河申遗的理论思考》。燕海鸣博士首先回顾了大运河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过程，通过展示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分析申遗过程中对大运河遗产价值的界定与对大运河遗产要素的不断修改，揭示了我们对世界遗产的真正认识。最后，他还引用了“行动者网络理论”来阐释如何理解遗产，无论是人还是物体，都处于共同的社会行动的网络当中。在这个层面上，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拥有崭新的知识体系，而这恰恰是行动者网络的产物。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王福州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产观》为题，他认为对中国的遗产保护一直在遵循国际规则和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代际传承的精神文化，人类历史上的创造并以活态的方式传承至今。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一个具有历史、艺术、文化、科学和社会等多种价值的思想智慧、口传智慧、工巧智慧的集合体。我们必须从整体性、内涵性和国家层面来看待非遗的保护问题，构建符合国情、契合民意的遗产体系。作为本场与谈人的巴黎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傅闌思（Florence Padovani）博士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去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实施法律法规对保护文化遗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还可以探讨关于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之间存在矛盾的问题，以及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中究竟哪些是中国特色等问题。

第三场学者发言

21日进行第二部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的主题演讲和研讨，12位学者围绕真实性、宗教场所和感知等问题，讨论根据当下博物馆研究、宗教研究和创意实践中正在进行的项目，探索中国文化遗产中“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界限。

第四场演讲的主题为“真实性：跨文化视角下的复制技术和道德”。日内瓦大学古典考古学文物科学系鲍默尔（Lorenz Baumer）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作为文化遗产的石膏复制品：一种西方视角》，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待作为文化遗产的石膏复制品。鲍默尔教授认为石膏复制品在传播文化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文化价值经常被低估。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它们就是仿制希腊古典雕塑的众多副本以及传递相关价值观的主要工具。石膏复制品是古文物学和艺术收藏的主题，有时也保存了古董雕塑的完好状态，甚至为未能保存下来的艺术品留下记录，从根本上促进了古典欧洲艺术品味的传播。山西大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传拓与文化传承》。拓片作为一种记录手段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上起到过重要作用。在没有照相等现代技术之前，这种“保真”技术与刻工的水平直接相关，所以碑刻上出现的刻工姓名得以与官员姓名并列。与这些艺术追求相联系的是从事拓片工作的拓工，他们与作为艺术赞助人的雇主之间也有较其它工艺门类的从业者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最后需要关注到拓片的真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讲师魏离雅（Lia Wei）博士的演讲题目为《金石艺术 ：岩石、宣纸、水墨》。魏离雅博士基于自己近年来进行的椎拓行为实践、召开椎拓工作坊、举办展览等实践，提出一种独立的艺术观念表达“新金石学计划”（Lithic Impressions）。这种“实验金石学”，以艺术家的观念为主体，对古典石刻遗迹进行空间重组，既包含了传统的椎拓方式——以考古性的观念对中国古典石刻遗迹进行记录性的拓制，也是以中国传统的椎拓方式对西方古典石刻遗迹进行记录性和创意性的拓制。

作为本场与谈人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表达了大学博物馆与非大学博物馆真实性的看法。他认为作为大学博物馆，收集一些文物对于教学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非大学的博物馆来说，任务要更艰巨，因为社会对博物馆的真实性要求很严格。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豹认为本场三位学者的演讲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话与交流，也是中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融合。我们今后在博物馆的研究展示方面，要更多的推陈出新，可以把石刻这种传统的物质文化遗产做成艺术的展示和推广，实现审美和艺术情趣。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馆长贾铁英认为石刻既有中国艺术核心即文字的神，又有西方艺术核心雕塑建筑所谓的以石头为主要介质的体，因此讨论真实性的界定及保护的问题，可以从艺术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艺术在博物馆展示和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一种新的路径和新的话语体系。

第四场学者发言

第五场演讲的主题为“自然地理的宗教归因”。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寿酣（Johan Rols）博士的演讲题目为《中国思想中的自然保护：中国古代的信仰实践与环境规制》。寿酣博士以非物质文化的视角来看物质文化，讨论了古代中国基于信仰的原因对环境破坏的反对。对祭祀及仪式使用的资源管理是皇家颁布禁令的主要原因之一，并通过政令来控制神地、禁苑及其自然资源。他还从汉代文献中“以时”的概念来讨论祭祀、经济等实践活动，展示了汉代日常禁令在中国文化中对自然环境感知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道教研究中心何建明教授的演讲题目为《论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道教》。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是中国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所不可或缺一种救赎方式，它非常强调师承关系，即只有是一代接着一代师徒相承的才能算是真正的道教。当然，道教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而不衰亡，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能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革新和变迁，始终与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同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胡泽恒博士以《当代社会的圣地重建——以妙峰山香会的复兴为例》为题，通过考察妙峰山香会的恢复，讨论信仰恢复和圣地重建过程中身体实践所起的作用。胡泽恒博士首先分别考察民国时期和1980年代末期妙峰山文会和武会不同的功能和特征，得出文会和武会具有不同的信仰结构，继而分析两个时期文会和武会的规模和表现的不同，以图说明基于身体实践的武会在妙峰山信仰的传承以及神圣空间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第五场学者发言

第六场演讲的主题为“物质化对场地、文物和文本的认知”。四川美术学院张强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从新发现的“主之六山”刻石看郑道昭的“观念书写”行为》，介绍了青州与临朐交界的玲珑山新近发现的北魏青州知府郑道昭“主之六山”刻石，这处刻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郑道昭现存刻石的数量，还提供了郑道昭实际上在齐地的刻石地点。另外，郑道昭通过将道教“接引”仪式，转化为文人的“游仙”与“意境”趣味，将拘泥的宗教象征变成为对自然的“观念书写”。因此作为“道家文人”的郑道昭，还应具有一种文化系统的构建能力，通过其“书写的行为”，就进行了一次本质性的转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何小兰（Shao-Lan Hertel）博士的演讲题目为《“计白当黑”——艺术史之间的阅读和写作：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看中国书法话语的挑战与潜能》，探讨了当代博物馆与学界应该如何对待未知或者处于边缘地位的书法家的作品，将其放置在合适的背景下并呈现出来。何小兰博士通过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三个案例，说明了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从业者、历史学家、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可以自我建构权威语料库，用于艺术作品、评论和策展等活动的书面和口头语言体系。高地和岛屿大学考古学院Anthonia Thomas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当代艺术与当代考古学：研究和实践中的创造力和物质性》，探讨了艺术与考古的重叠交叉问题。考古是一种创造性的参与过程，许多当代新兴学科的考古学家开始接受这种创造性，并开始与当代艺术家合作开展研究项目。这些新兴的艺术—考古学研究打破了学科界限，并利用创造性实践探索过去和现在的物质性和感知，并对当前文化遗产理论和管理实践提供创新之处。

第六场学者发言

会议联络人魏离雅博士

与会者合影留念

最后，会议的两位联络人龙迈康博士、魏离雅博士，和魏坚教授分别做了会议总结。魏离雅博士感谢学者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和讨论问题，并回顾了每一位演讲者的主题思想，以对两天的会议内容有一个基于全貌的理解。龙迈康博士表示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阐释了各自的观点，架起不同学科之间沟通的桥梁，让我们从理论和现实角度更深入地了解物质和非物质性这两个主题。会议发起的初衷也是力求寻找一种理论化的方式去重新探讨这些关键性的话题。本次研讨会是一次学术领域延展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展现了国内外学界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管理方面的成果，探讨了相关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发展趋势。魏坚教授表示本次研讨会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直接对话，目的是从中找到一种真正的可以融合的可能的条件与途径。第二，本次研讨会的亮点是多学科的参与，在今后学科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对问题的关注点可能会更加一致，这是中外学者共同趋向的目标。第三，通过演讲与讨论，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与议题，为我们提供了将来需要努力的方向。最后感谢所有为会议付出的人，并祝贺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

文：常璐

图：曹学莲

审稿：魏坚 魏离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