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

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 “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

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

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