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学术潮流的冲击，学术界近年兴起“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研究，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让“中国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那么，什么是“中国学”？本版特别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焯然专门就此撰文，李教授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思想、文化、明代史、东亚儒学、华人宗教与民俗，希望他以海外学者视角对“中国学”的阐发能给予我们启发。

海外的中国研究

什么是“中国学”？这不是可以简单说清楚的问题。中国学与海外学术界常见的三个名称：Sinology、Chinese Studies、China Studies有密切的关系。Sinology一般被翻译为“汉学”，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其中尤以欧洲学术界对中国研究有数百年的悠久历史，奠定“汉学”研究的地位。过去的重点在传统的语、文、史、哲学问，“汉学”所牵涉的是传统经史诠释、文字训诂一类的研究。

在亚洲地区或汉字文化圈，“汉学”同样是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其界定也有地域和国情之别。在日本，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被称为“汉学”（Kangaku），中国的医药称为“汉方”。而他们称自己本国的语言为“国语”，研究自己的母语的学系称“国文系”。在越南，历史上有一段颇长的时间使用汉字，中国的语文称为“汉文”，河内的汉喃研究院便收藏了大量古代中国输入的汉籍及越南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献的汉文著作。而在中国大陆，对于中国传统学问之研究，称为“国学”；在台湾，中文系也称为国文系，道理是同样的。有些人认为汉学（Sinology）是近年中国大陆流行的“国学”的前身，这其实是误解。“国学”是有关自己国家的学问，正如“国语”是指自己国家的语言、“国文”是指自己国家的文学，所以在中国本土，“国学”便指中国的传统学问。

但近年因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被称为“汉学”（Sinology）的传统学术研究，开始发生变化，甚至被质疑其实用价值。为了摆脱其传统训诂考据的形象，海外有些学术机构开始舍弃带有古典意义的“汉学”/Sinology 而改用范围更广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名称——“中文/华文研究”（Chinese Studies），虽然仍然以语、文、史、哲为主，但同时涉及近当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的研究。针对汉学的现代发展，海外有些学者提出“新汉学”或“后汉学”的概念，虽然颇有新意，但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

“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汉学”式微以后在学术界日渐受到重视的领域，“中国学”的范围比Sinology或 Chinese Studies更为广泛，除了传统文字、文本的研究，中国学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出版、信仰、性别研究及周边关系等领域，举凡与中国有关的课题，纵及古今，横跨中外，都可以是中国学的范围。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学只限于当代研究，其实并不尽然。从“汉学”到“中国学”，其转变关键，可谓有迹可循，也反映中国研究范式的转变。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史哲，到走出传统，延伸到现当代的研究，并以社会科学及多元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探讨中国课题，反映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也突显人文学科面对时代变迁的挑战而迈向更多元的发展。

有些学者认为“汉学源于欧洲人的殖民主义而产生的东方研究，欧洲大学里的汉学系，实际是一种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它既不是文学系，也不是语言系，也不是历史系，而是集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美术，甚至制造外交官的翻译这一切的一切于一炉的一种可以仓促吞咽的腊八粥，或者杂合菜。”对于欧洲的传统汉学系，用现代学科的分类去衡量，认为其内容庞杂、四不像，可谓见仁见智。中国传统学问虽然分经、史、子、集四部，但历来文史哲不分家，过去欧洲的汉学系，大概也是以此为依据，用今天西方的学术严格划分的标准来去批评传统的汉学系，其实并不合理。但不管如何，“汉学”所牵涉的是传统经史诠释、文字训诂一类的旧学问，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对于“汉学”和“中国学”的关系，并不容易说清楚。这里应该有四个观念需要厘清：汉学（Sinology）、中文研究（Chinese Studies）、中国学（China Studies）、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当然，为了更清楚其本质，我们还需要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放进来考虑。

西方学科的楚河汉界

中国传统的学问有“文史哲不分家”的看法，学术的界线并非壁垒分明。但西方学科分门别类严格，学科的疆界俨如楚河汉界。作为现代学术，过去汉学并未被视为是一门专门学科（discipline），就是“国学”也只被视为是学术的总称。早在1929年，著名学人郑振铎便曾经说：“‘国学’乃包罗万有其实一无所有的一种中国特有的学问，‘国学家’乃是无所不知而其实一无所知——除了古书的训诂之外——的一种中国特有的专门学问。”因为区域研究本身不能自成学科，地位无法与专门学科相比，有些学者因此认为其未来在学术界将无立锥之地，力求向西方学术方法靠拢，甚至希望将“汉学”或中国研究成为一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但将一个区域的特殊境况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普遍理论去分析，难免牵涉研究方法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检讨中国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时便指出：“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而现存西方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界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方法论和其所产生的概念、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当这些概念和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

同样的顾虑，亦见于美国加州大学陈启云教授的分析。他在谈西方的汉学与中国学时认为西方汉学/中国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西方学术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环节，分析西方汉学/中国学要从西方文化的语境着眼。比较西方汉学/中国学和中华学术，更要从双方的历史文明着眼。他说：“西方（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的母体是‘汉学’。西方的Sinology，Sin 指的是‘秦’，或许有1000～2000年的历史渊源。13世纪至14世纪，蒙古人西征在东西交流方面，导致了长期间罗马教廷派遣使节来华；这些天主教士们用拉丁文写成的报告启蒙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重视，欧洲天主教的教士成为早期西方‘汉学／中国学’的主力。15至18世纪来华的天主教士们采取‘援儒入耶’的传教策略，因此努力学习中国的经、史、子、集。这种以钻研学术为目的的学问（与清廷科举之学相对的乾嘉‘汉学’）成为欧洲‘汉学/中国学’的主要传统。这些‘汉学家’的论述大都展现了中华文明美好的一面。19世纪至20世纪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始深入中国民间低层社会，发现中华文化的种种黑暗面。兼之此时又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因而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向负面转变。”陈启云也指出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受其本身的政治环境所主导，至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更加认为，过去数百年的西方“汉学”误解了中国的实情。美国政界推动以国家力量支持的“中国研究”，其主导力量为“美国国防教育法案”。此时西方的“中国学”研究是为了准确地认知当代中国的现实，加以有效的应对，其研究进程，是由今而古地逆索过去。

可以说，这里牵涉的问题颇为复杂。海外中国研究的动机究竟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有国情的差异。但区域研究本身就是跨学科的研究，往往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互补

面对中国研究处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转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白杰明教授提出“New Sinology”的看法。然而，不管称为“新汉学”或“后汉学”，都难以避免本土化的问题，不同地区和环境，有不同的考量，往往影响其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主张将现在流行的“汉学”“中国研究”和“中国学”等概念，统一定名为“国际中国学”。新的名称不仅有利于反映这一学科近代以来“在内涵的价值层面与外在的研究资料层面”的重大变迁和改观，而且还能够关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格局，以避免“汉学”的单一民族局限。中国学当然比传统的汉学的包容性更强，同时避免局限于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意涵。但中国研究的本土性还是没有办法摆脱的，最终还是会形成“中国的中国学”和“海外的中国学”的差异。

目前的中国研究，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或欧美国家的汉学系、东亚系，都有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挑战和两难。每个地区的中国研究，不管重点是传统的还是现当代的，都会具有其本土的特色。张耀铭先生的《中国崛起与“中国学”的本土化》一文中提出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认为“中国学”本土化的目标，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创新“中国视域”，总结“中国经验”，诠释“中国道路”。过分强调本土特色的中国学，最终目的只能够满足一己的要求，无法作为国际学术沟通的平台。

对于中国学研究的方法和发展方向，同样是目前许多地区中国研究所面对的重要抉择。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果中国研究需要追上时代、国际化，是否意味着需要突破传统人文学科的界限，向社会科学靠拢？在人文学科中，我们是否可以寻找中国学研究方法的借鉴？这些问题，也许是目前对中国课题研究的学人需要深思熟虑的。在我们鼓励跨领域和多元视角研究的当儿，如何利用西方学术研究的严谨方法，来分析中国传统和现实情况，是目前人文学科中的中国研究的当务之急。（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