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们可以马上注意到当前“国学热”中有三个明显的偏颇。第一，国学在许多人眼中被当成了儒学，有以儒学代国学的趋势。儒学是国学中重要的一门学问，但不宜过分强调。我们有二十多个国学学科需要研究、弘扬。第二，国学里还要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当代的学术文化成就。国学不能只是老古董。第三，国学不等同于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以儒学来说，其中的道德伦理观念并不比新时代共产主义所倡导的道德伦理观念更进步。儒学难以撇清与封建等级制价值观的关联，这与现代世界的平等、自立、自强、开放观念是有隔阂的，不能全盘接受。

他是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在去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之际，由他主编并翻译部分剧本，许渊冲、彭镜禧等二十余位学者参与翻译的“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汉译本的推出，是莎界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套译作标志着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英国BBC电视台于2016年4月23日黄金时间的世界新闻中，对此进行了报道。

他的目光，不仅聚焦于剧本里的世象百态，也映射在社会的制度理念、人类的生存状态之上。他在1988年就曾撰文称，中国将改革户籍制度作为打破城乡差别的重点，而消除户籍壁垒的政策仍是当前改革的重头戏；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他借用老子的话：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数年后，美国经济危机爆发，至今仍未走出阴霾。

网络上有这样一段有关他的文字：一、思想深刻、超前；二、知识渊博得令人震惊；三、汉语、英语都很精通，翻译精绝。他，就是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首位主讲中西文化比较的辜正坤教授。

学问思想三贯通“博是基础，专是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各门学科紧密联系、互相贯通，因此您在读书中重视全方位多学科的阅读。作为人文领域的学者，您也通晓自然科学知识。为此，您曾多次倡导通才教育。请谈谈对学科研究“博”与“专”的看法。

辜正坤：我从小酷爱读书，生活中除了读书、思考、讨论、写作，几乎没有别的追求。几十年如一日。无论什么学科的书我都喜欢读，读得津津有味，其中用力最多的是佛学书。我读了50多年，大概读了5000多册书，获得了巨大的享受。广泛阅读给我的体会是：博是基础，专是提高。学问、思想譬如金字塔，如果基础宽厚，则虽高耸入云，亦能四平八稳。如果基础狭隘，却锐意拔高，难免有倒塌之虞。所以我历来提倡学问思想要三贯通，即古今贯通、文理贯通、中外贯通。在博的基础上来专，才可能真正钻研得高深。

这个问题涉及全世界的教育体制问题。现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制并不很鼓励博，而是主张专。专家、专科很受欢迎。因为他们能够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博学科则几乎不存在。实际上许多博士毕业生的知识范围都比较狭隘，因为他们只能就某一个学科专业方向中的某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并撰写相应论文。所以现代教育体制下的博士，其实只达到了某个特定领域的某个专题上的“博”，与我们传统思想上的三贯通式的博览群书的“博”不是一个意思，甚至恰恰相反。这是典型的西方式学科体制，即分科制导致的“博士不博”现象。当然这样的西式体制，也有其道理。毕竟，社会更需要专才而不是样样都懂却欠专精的博才。但是，社会其实也需要博才或曰通才。按照我的观点，教育体制应该保障在培养出的全体人才中，85%左右是专才，15%左右是通才或博才。专才是关羽、张飞、赵云式的人物，通才则是诸葛亮式的人物。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专才，没有博才，则其整个管理机制一定是不健全的。尤其在国家的高级管理部门，更需要综合性博学人才。但是目前全世界的学科归类都具有分科过细的偏颇性，大学培养的人才多半是专才，却没有培养出通览全局式的博才或通才人物。这是西式教育体制的失败之处。中国教育体制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大胆改革，超越西方乃至全球传统的简单分科式体制，最终引领世界的教育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缺乏博学学科的现状是否会导致某些多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便归类？

辜正坤：是的。比如我在北大连续21年开设了“中西文化比较”的通识课，这跟博学科的课程设计相吻合。这门课程广受欢迎。它在北大长期居于选课人数最多的课程首位，被评为全国通识课优秀课程，在全国267门通识课中名列前茅。然而，由于它所涵盖的学科达18门，每年教务员都找不到一门可以容纳它的学科，于是它有时被归为语言文学学科，有时被归为社会学学科。当然，这些归类都不对。许多学者撰写的论文也往往由于隶属于多个学科而无法归类。

由于缺乏博学学科，研究生们的论文选题也往往是偏狭地一律倒向琐碎、细小的所谓专门性选题。琐碎、专门的知识汇总起来就会成为庞大的知识系统。这自然是好处。但问题也正在这儿，这些琐碎的专门化的知识，需不需要分析、整合、汇总？社会需要知识的树叶、树枝，但社会难道就不需要一棵整体的知识大树？谁来整合、汇总？——博才。但人们总是认为知识是无穷的，不可能设立面面俱到的博学学科。这样一来，每次讨论博士生选题时，你都会听到博士生导师要求他的博士生把选题缩小、缩小、再缩小。那么可不可以将选题扩大扩大再扩大呢？我认为可以、应该、必要。当然，不是所有的博士生选题都应该扩大范围，至少有一小部分博士生应该被鼓励扩大其选题，甚至越大越好。因为社会既需要小选题也需要大选题。社会需要专门的、琐细的、精准的知识，也需要笼统的、概括的、传神的知识。

简言之，将学科分类是正确的，但将各类学科进行综合也是必要的。有分有合，分合互补，才是完善的教育体制。这是中国教育体制超越西方教育体制的宝贵机遇。

“国学热”该降温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预言国学热，如今国学热在中国各地蓬勃兴起。那么您当时提出这一预言的根据是什么？

辜正坤：我做过许多种预言，绝大多数后来都应验了。我在“文革”时期就预言过，中国一定会走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至于说是什么依据，回答起来很复杂。因为任何预言背后都有许多种可供支持预言的要求或参数。只就文化发展而言，其中最重要的要求或参数是：1.汇通古今中外的大量百科性的文化文献；2.本土传统文化因素（古代、现代）；3.本土文化当代发展现状；4.域外文化当代发展现状；5.特定文化领域的审美递增递减循环现象考察；6.特定文化现象发展高峰程度临界值；7.其他辅助性诱发因素。这里边最难把握的是第六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任何文化现象的发展都有起始、上升、高峰、衰落等过程，学者的任务是要敏锐地发现该文化现象发展的高峰程度临界值，即该文化达到顶峰的程度值。这个程度值的到来有很多附加性症候。一个学者一旦捕捉到这些附加性症候，就能比较有把握地判定该文化现象要走向衰落了。这种智慧，在道家学说，尤其是易学理论里有清晰的表述。然而，预言是不能随意公布的。因为预言本身带有能量，会干扰现象发展的进程，干扰分为正干扰和负干扰。正干扰增大程度临界值、诱发现象发生的早产；负干扰减少程度临界值、延缓现象发展顶峰的到来。所以，一个学者要对自己的预言负责。所谓天机不可泄露，实际上是在暗示预言本身的自带能量会产生干扰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国学之风来势过猛，我们需要“国学热”下的“冷思考”。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辜正坤：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国学热”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升温。再升温就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了。目前的国学发展过度重儒学或谋略学之类，这也需稍稍抑制。国学是什么？国学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学术文化。固有的学术文化包括什么东西？《现代汉语词典》说：国学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这个定义是清末民初以来比较通用的定义，但有缺陷——它提到的义项总共才五项。虽然用了一个“等”字，暗示不止五项，但其实主要强调这五项。中华五千年来的学术文化成就哪里才五项呢？多着呢。近两年，我在上海德稻大师学院讲国学，主张重新定义国学。我提出一种新国学定义。所谓新国学，指中国传统和现当代学术文化成就的重新整合，即中国古今独特的精神文明成就总和。这个定义新在何处？1.它不只是强调传统的即民国以前数千年的学术文化成就，也容纳民国以来直至当代的学术文化成就，故大大拓宽了国学的范围；2.它采用新的现代学科归类法，以便和现代学术体系接轨；3.它使国学研究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

按照我的这种新国学归类方式，国学的范围可以包括：易理科学、地理学、语言文字学、宗教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礼学、文学、艺术学、教育学、体育学、中医学、音乐学、天文学、农学、工程技术学等。学科至少涵盖二十项以上。这些科目中还包含很多子科目，比如宗教学中要包括道教、佛教等，政治学中要包括法家、儒家、墨家、道家诸家学说等。当然，新国学还要体现出国学本身与现代西式学科相比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文明成就。

从上面的国学学科分类，我们可以马上注意到当前“国学热”中有三个明显的偏颇。第一，国学在许多人眼中被当成了儒学，有以儒学代国学的趋势。儒学是国学中重要的一门学问，但不宜过分强调。我们有二十多个国学学科需要研究、弘扬。第二，国学里还要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当代的学术文化成就。国学不能只是老古董。第三，国学不等同于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以儒学来说，其中的道德伦理观念并不比新时代共产主义所倡导的道德伦理观念更进步。儒学难以撇清与封建等级制价值观的关联，这与现代世界的平等、自立、自强、开放观念是有隔阂的，不能全盘接受。孝的观念也许是儒学中的亮点，是应该坚持的，但这其实并非儒学独有的观念，一切教义都主张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区别只是程度问题。

东方VS西方：参解真理 了悟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北大讲了多年的西方哲学课程。您讲西方哲学时，总会拿中国哲学来对比。您曾说，西方哲学里若干最惊人的东西，在中国哲学里早就有了，只是国人从来就不大重视它们而已。

辜正坤：我是这样说过。比如说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律，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正反两面的因素构成的。他甚至认为，神灵也是由宇宙中一切对立的因素构成的。这在西方的确是石破天惊的思想。但是在传统中国，比赫拉克利特早得多的阴阳家和易学家，早就有这样的思想。阴阳家和易学家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两类对立的因素构成，谓之“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还把阴阳对立论与更高层面的道联系起来进行阐释。他的道代表无，阴阳代表有。阴阳产生于道，等于是有生于无，也叫有无相生。他阐释的有和无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更加高妙。他比赫拉克利特要年长30岁左右。

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了一些让古希腊人惊讶不已的观点，比如他的“飞矢不动论”，意思是在空中飞行的箭在每一时刻其实是静止的，并没有运动。这当然引起很多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来反驳，认为这是奇谈怪论，但总是反驳得没有力量。因为这个问题与时空问题纠缠在一起。究竟存不存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运动？空间是不是连续性的？不要认为只有西方人才会究诘如此怪诞的哲学问题。中国名家（逻辑学家）中的著名学者如惠施等就提出了诸多类似怪诞的哲学命题，比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马有卵。火不热。目不见。龟长于蛇。矩不方。狗非犬。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等等。《庄子·天下篇》曾征引他们的如下命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意思是：飞鸟的影子并没有运动。再如：“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意思是：飞行的箭有时既没有运动也没有静止。这比芝诺的“飞矢不动论”还要奇特。芝诺只说飞箭其实并没有运动，惠施不但说飞箭并没有运动，还说飞箭也没有静止。他的说法比芝诺的多一层含义，更加令人惊讶不已。其实，芝诺和惠施的说法并非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的命题里包含着极高深的宇宙时空存在原理。这个原理的答案有待于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证实。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远比芝诺和惠施更早的印度佛教学里去寻找。按照佛理，事物的运动现象是一种假象，飞箭或飞鸟并没有进行毫无间断地连续性运动，它们的所谓运动现象实际上是由于它们不断处于生灭状态而产生的一种相续性假象。这个原理和电影镜头中的运动现象是一样的。电影中人物动作的呈现实际上是假的，是电影胶片中若干固定的不同的人物动作被放映机连续播放后产生的运动假象，这就是佛学所谓的相续相。佛学阐释的这个原理，在中国1000多年前的佛学界是一种常识，许多禅宗法师都明白这层道理。但对于普通西方人来说，至今还是一个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称赞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等西方哲学家。但您说他们和中国的佛家、道家相比，对真理只在参解、开悟的边缘。

辜正坤：这两位西方哲学家确实很值得重视。不过他们和中国的佛家、道家相比，好像快看见更高的真理了，却总是差那么一步。但是他们（包括所有的西方哲学家）有一个长处，是中国哲学家们比不上的，就是他们的陈述方式比较系统、清晰、逻辑性强。

康德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学者，其哲学体系极为缜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确认了人类纯粹理性的存在，但同时考察了纯粹理性具有哪些局限性。比如说，他认为人的意识不可能直接认识到自在之物（本真世界），而只能认识由我们的各类感官提供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概念和印象，我们自以为感知到和理解到的真实本体与自在之物本身至少相隔一两步距离。康德的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他也很为自己的这一发现自豪。但是，如果熟知佛学法相唯识宗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的看法过于肤浅。实际上唯识学早就仔细讲解了意识（第六识）如何只能对五尘（色声香味触）落谢的影子（法尘）进行思维、分别、推断，而无法对五尘（今人所谓客观世界）进行直接的认识。在和美国哲学家安乐哲教授谈这个问题时，我曾经说过，如果康德能够看懂我国大学者玄奘法师的《成唯识论》，那么，他的全部哲学著作就根本没有必要写出来了。实际上，距今1353年前的唐朝佛学大师玄奘法师，代表着当时全世界哲学思维的最高峰。他所了知的虽然是佛学，但实际上囊括了哲学界所讨论的所有最重大的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维特根斯坦呢？他的语言哲学可以说是震动了西方哲学界。

辜正坤：对，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西方哲学家，其观点使西方哲学几乎产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认为西方哲学领域的诸多问题有时称不上是问题，它们只是由于哲学家们误用或模糊使用语言造成的伪问题，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只不过是语言的误用、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因此，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是要研究用来表述哲学思想的语言。语言的局限性有多大，人们心目中世界的局限性就有多大。结果，在他看来，世界并非是由千千万万的具体事物构成的，而是由各类语言性陈述的事实构成的总和。世界似乎成了一种语言事实构成的世界。仔细想来，我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的许多东西，包括宇宙内的亿万恒星，其实都只是一些语言陈述，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去经历、验证这些客观事实。我们内心的世界实际上是由千万种语言陈述组合的总体印象。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如此奇异，又如此让我们感觉他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种奇异的道理，在中国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说法。老子的《道德经》一开始就点出“名可名，非常名”，指出了事实与语言的羁绊是哲学家们难以解决的首要课题。早期的汉译本《金刚经》反复以“佛说什么，即不是什么，是名为什么”这样一种语言程式来教导众生摆脱语言名相的桎梏。但是，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在中国人所了知的佛学中，语言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被赋予极其奥妙的性质。现象可以浓缩为语言符号，谓之敛相为名；依据这种语言符号来引生现象，可谓之依名引性。于是，一句咒语亦可产生不可思议的作用，因为这种语言符号像纲举目张的纲一样牵引着万千现象之目。换句话说，尽管万千现象相关之条理、妙义无穷无尽，无形相可见，但可以语言符号代表其意趣。语言符号可以显示法性。这种由语言符号（比如种子真言等）构成的有条理的网络状大系统，在佛学密宗里称为法曼荼罗。这种语言符号系统构成的可以是十方无量世界，比维特根斯坦的所谓世界不知大了多少倍。而佛学密宗认为大菩萨可运用其神秘的功能随心所欲地示现无穷的世界。这些东西，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所难以了知的。所以我说这些哲学家和中国的佛家、道家相比，好像只处于参解、开悟的边缘，他们的认知视界还需要大大拓宽，才能跟上东方思想家的思维轨迹。

文化矛盾有积极的刺激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断言美国将在苏联解体之后如日中天。而您同时撰文说：历史不是终结，而是刚刚开始。苏联的解体对美国来说绝非幸事，失掉对手的美国将反倒从此走向衰落……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美国还可以凭借许多因素苟延残喘相当长的时期而不是很快土崩瓦解。请谈谈这一点。

辜正坤：我在1995年10月9日的“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研讨会”上曾就此问题发言，英文讲稿后来还正式收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出版社的《文化对话与误读》（1997）一书中。当时我谈到，我们发现，凡是在文化矛盾完全消解的地方，文化本身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的解体，苏美两大国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宣告结束。美国人有理由把这一点看成是他们的胜利。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美国人未必就真占到了什么大便宜。美国人应该明白，数十年来，苏美两大国之间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适量对抗（例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猛烈批判），这无疑会在客观上促使美国统治集团持续不断地对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体制作某种程度的相应改良。换一句话说，苏美两霸的竞争对两国的发展都曾起到过积极的刺激作用。没有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性存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很难取得它们在今天已经取得的所谓繁荣景象。这正好应了一句西方谚语：“正是因为有风作对，风筝才飞得高。”（Wind kite rises against a little opposition.）现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完全为西方资本主义政经体制所占据，美国昔日的对手似乎转眼变成了朋友。但是，我可以断言，这对于美国来说，很难说是一个吉兆……用汤恩比的观点来说，没有挑战，就没有迎战。更何况东欧正等待着美国人的施舍，它诚然不再是美国人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但它却又会成为美国人的一个经济包袱和潜在的经济竞争者。美国在赌场上本来是赢家，可是等它最后结算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现它实际上亏了本。同样的道理可以用来解释当今的某种程度的东西文化对抗格局。西方的有识之士可能会看到，保留现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实验场中国作为其对立面，无疑是有利于西方发展的。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过：“全世界要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出发倡导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全世界的文化学者，尤其是西方文化学者都应该意识到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历史不是像福山所兴高采烈地宣布的那样已经终结，而是刚刚开始。我可以大胆预言：真正成熟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尝试将在不远的将来蓬勃开展起来。而美国将是下一个最可能产生新社会主义的试验基地。”

也许关于美国将会产生新社会主义试验基地的预言是我最大胆的预言。我真希望阅读过这篇采访的读者会有机会此生亲眼看见这一天的到来。

原题：中西文化比较的“冷思考”——专访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