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新知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的陈寅恪（1890-1969），一生无论是求学异国，还是治学禹域，均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致力于复兴中国文化。陈寅恪对于中华文化有自己的系统认识。他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来源于三纲六纪之说；中国文化由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方面组成，传统文化体现在隋唐制度、程朱理学、明代心学等方面，民族文化则主要体现在敦煌学、民族学、西北史地之学等方面；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在于依托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融会贯通，自成体系；中国文化的复兴，依赖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使时过境迁，陈寅恪固守中国文化必将复兴的信念，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自信，激励着新时代的中国民众，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20年是陈寅恪诞辰110周年。1943年至1945年，陈寅恪曾受聘于当时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时间虽短，但陈寅恪以其一代学术宗师的风范影响了一大批人。

□王川

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自成系统，有所创获”

●中国文化未来何去何从，其实是一个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

●坚持中国文化为主体，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优秀之处，并进行中国化改造，才能实现中国文化伟大复兴

陈寅恪认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本身并不是经史子集、典章制度，而是以“三纲六纪”为代表的精神内核。陈寅恪所认同的不是“三纲六纪”代表的维护君主专制、地主阶级利益的制度，而是其所代表的伦理道德，从而发掘其核心理念，并视其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依托，即“抽象理想最高之境”。陈寅恪这一论断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果，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受儒家的影响深远，而思想与学说方面，主要受佛道两家影响。陈寅恪认为儒道佛三家代表了中国文化，“三纲六纪”贯穿其中，即使“如禅宗重修之百丈清规。其首次二篇，乃颂祷崇奉君主之祝厘章及报恩章，供养佛祖之报恩章转居在后”。因此，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也不得不遵循传统的伦理道德，适应中国文化的要求。

陈寅恪始终坚守“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文化观。“三纲六纪”“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中国文化是古代封建制度之上诞生，近代以来，随着封建制度逐渐消亡，中国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随之衰落。在世界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之际，陈寅恪冷静面对，沉着思考，在这一境况下，中国文化的未来何去何从，其实是一个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

经过冥思苦想，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注意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实现文化的创新与新生。“新儒学之旧途径”就是吸收了外来的佛教文化，整合了本土道家文化，终成宋代儒学的新体系——理学。他指出中国道教思想就是对外来文化坚持吸收利用，以促进道教文化产生新的生机活力：“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陈寅恪既不主张固守中国文化一成不变，任其被时代洪流所磨灭，也不主张胡适等人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全部西方文化。他认为应坚持中国文化为主体，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优秀之处，并进行中国化改造使外来文化更加适合中国国情，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是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托命之人”的精神信念和人生信条。

在文化观上，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治学、处世的根本思想。如何在文化上坚持这一理念，他认为不仅要在学术领域承续先贤之业，而且要能够开拓新的学术范围，引导新的学术风气，开辟新的学术路径。他认为只有王国维符合这一要求。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中指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把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这一行为，视为一个学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意志”。因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世人广泛接受。即使到了晚年，历经了人世沧桑的陈寅恪依然初衷不改，根本原因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治学思想的精神核心。

中国文化复兴依赖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

●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弱势地位十分担忧，但坚信中国文化“终必复振”

●虽不是研究上的第一人，却第一个提出了“敦煌学”名称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的殖民侵略，国家存亡、文化衰败让国人倍感忧心。陈寅恪也直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虽然如此，他还是坚信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也积极找寻中国文化新生的出路。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依赖于两个方面：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

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方面，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可见他面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碰撞中，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弱势地位十分担忧，但他坚信中国文化“终必复振”。

陈寅恪对隋唐、两宋文化颇有研究，他提出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部分，宋代“新儒学”的成功在于博采众长，以佛教文化融合儒家四书五经，成就儒学的蜕变与宋代文化的繁荣。由此，他也提出正是宋代新儒学的传播，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新生，促进了士大夫追求精神境界、学问真理的信念的诞生。

民族文化方面，陈寅恪的文化民族观是他的创见。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中谈及这一观点，北朝所谓有胡汉之分，实际上只是遵从胡人文化与汉人文化的分别，并不是血统上的胡汉之分，在血统与文化这一划分标准上，无疑是更看重文化而非血统。他接着强调：此点乃是理解中国古代之最要点，“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

西北史地之学也是早就进入了陈寅恪的视野，其中以蒙藏学和敦煌学为主。他利用多种语言文字和新方法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源流，对后世蒙古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藏学领域，他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依据长庆《唐蕃会盟碑》订正了其中错误。他更是指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的译者为唐代吐蕃沙门法成，而且论述了法成在学术上的象征意义“夫成公（法成）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字湮没者且千载，迄至今日，钩索故籍，仅乃得之。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与不幸欤”。

陈寅恪虽不是研究上的第一人，却第一个提出了“敦煌学”名称。1930年，当时西方的敦煌学发展得如火如荼，国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却几乎一片荒芜，因此他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同时奋进之心也跃然纸上。陈寅恪从理论上阐述了敦煌文献的珍贵价值，并把它纳入世界学术的新领域中，而且指明包括摩尼教在内的研究方向，预言敦煌学将成为世界显学。陈寅恪不仅首创了“敦煌学”一词，而且对敦煌文书进行了认真研究，包括伯希和盗运的敦煌文书，以及“钢和泰藏卷”等零散敦煌文书。陈寅恪为胡适收藏的敦煌佛经《降魔变文》写跋，也在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中援引敦煌文献，对敦煌佛经卷子的重要价值做了全面的评述。

吸收借鉴和继承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生命

●借鉴外来文化，要有主次之分，不能冲淡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

●鉴往知来，要仔细甄别传统文化，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文化的发展路径要注重吸收与借鉴，在交流中发展，在碰撞中新生。首先，在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方面，谈到如何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上，陈寅恪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思想。虽然要借鉴外来文化，但有主次之分，不能让外来文化的观念冲淡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陈寅恪提出中华文化的内涵在于“三纲六纪”的理念，“三纲六纪”只取其理论，不取其内容，即“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人伦观念的肯定，推崇人伦价值的普世意义。这是现今国人无论如何吸收外来文化，也不能丢弃的文化理念。其次，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陈寅恪提出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吸收外来文化资源的同时，既不走全盘西化、改旗易帜的歧路，也不走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老路，要走独立自主、兼容并包的光明之路。这就是告诉我们东西文化的碰撞中既不能搞全盘吸收，也不能一成不变，而是独立思考，有所选择。最后，对于文化的复兴与新生，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随波逐流。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带来的是机遇与挑战，应该积极看待。只要对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改造利用，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本土化，就能完善发展中国文化体系，让中国文化焕发生机活力。

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要对传统优秀文化深入挖掘与研究，去粗取精，发扬光大。首先，深刻理解传统文化鉴往知来，要仔细甄别传统文化，扬长避短，取长补短。陈寅恪在治史治学过程中，注意利用清代考据学的优势订正隋唐渊源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演变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参照。对于宋代理学的研究，可见宋代理学塑造了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精神。其次，深刻理解民族文化，辨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程。陈寅恪提出北朝胡汉民族在文化问题上纠正错误与偏差，促进了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最后，陈寅恪对于民族文化的探索与深挖，敦煌学在我国蓬勃发展，《唐蕃会盟碑》千年之谬误得以订正等，这些文化领域的研究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提供了新的空间。总之，陈寅恪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自信，激励我们不断奋进，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华传统文化学院院长）

陈寅恪在四川

从1943年底起到1945年9月14日离成都赴英国治眼疾为止，陈寅恪在成都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

1943年

陈寅恪因受聘为成都燕京大学教授和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于当年夏天从桂林出发赴蓉，途经贵州、重庆，于当年12月底到达成都。当时，因抗战内迁至四川的大学很多，仅成都华西坝就有内迁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中央大学医学院、东吴大学生物系、协和医学院等高校和院系。在燕京大学，陈寅恪是六位特约教授之一，月薪450元。翌年春季，陈寅恪在燕京大学开设“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歌研究”两门课程，秋季又新开“唐史研究”“晋至唐史专题研究”等课程。由于他讲课内容丰富、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严密、见解精辟，富于启发性，前来听讲的人非常多，除了学生之外，还有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学者，“讲堂座无虚席，侍立门窗两旁，几无容足之地”。

1944年12月12日

陈寅恪“突然发现眼前一片漆黑，失去光明”，看不见任何东西。虽经人介绍，住进陕西街存仁医院医治，但终因医疗条件、身体素质及生活状况，手术后仍不能恢复视力。

1945年夏

牛津大学一位高级讲师拜访陈寅恪，重申了牛津大学的邀请，并约其到伦敦医治眼疾。抱着治好眼病、恢复视力的希望，陈寅恪积极筹备。9月14日，他由成都飞往昆明，并于一周后飞往伦敦。至此，结束了他在成都的执教和生活。

尽管陈寅恪在成都华西坝仅仅停留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并饱受病痛折磨，但他依旧在昏暗的灯光下从事学术研究和备课，仅一年时间，就写出《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等11篇文章，完成了学术著作《元白诗笺证稿》部分撰写工作。同时，为表达对祖国命运的关切，他还写下了《漫成》《漫夸》等多首诗，展现出史学家最可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