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其中，中华文明诞生在三千七百年以前，考古学的证据就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测定的结果是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500年，再加上现在公元后2000年，因此，中华文明是三千七百年。上下五千年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祝融氏演变的姓氏（祝融氏起源）

?这是2016年5月，易中天在北京大学的一次题为“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的演讲中所说的话。

在这段话的后面，他还进一步地强调:“有媒体说易中天缩水中华史，把五千年历史缩短成三千七百年，我这有考古学的证明，中华文明就是三千七百年。”

为什么易中天要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华文明诞生的考古学证据呢？

他的下面一段话说明了原因:

“人类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史前史，第二个阶段叫文明史。史前史和文明史的分界点在国家的诞生。国家诞生的标志是什么？城市的出现。”

他还进一步地解释:“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界定一种文明什么时候诞生，必须有一个考古学的证据，也就是我们必须有考古队发掘这个文明最早的城市，然后去确定，就确定了这种文明诞生的时间。”

而即使是按照易中天的这种“必须有考古队发掘这个文明最早的城市，然后去确定，就确定了这种文明诞生的时间”的标准，二里头遗址，可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遗址。

就在易中天发表这次演讲的三个月后，2016年8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联合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发现石峁古城》一书就出版了。

书中说，近年来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考古勘探，发掘确认了石峁城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代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

而石峁城的建城时间，早在距今4300年前，比二里头遗址早了600年。

当然，石峁城遗址，也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

兴起于距今5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才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史前城址，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而这两座古城遗址的发掘，只是否定了易中天的这个“中华文明3700年”的结论，并没有否定他赖以得出这个结论的思路，没有否定他的“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没有否定他的“必须有考古队发掘这个文明最早的城市，然后去确定，就确定了这种文明诞生的时间”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问题的关键，还是易中天对于“文明”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他在演讲的开始，就举出一个四川土匪“文明抢劫”的例子，来说明“文明就是对野蛮的否定和改造”。

“文明就是对野蛮的否定和改造”，这似乎就是他对于“文明”这个概念的定义。

然而，在论证“中华文明3700年”之结论的时候，他又不是以他的这个“文明就是对野蛮的否定和改造”之定义为基础，来进行论证的。

他是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是根据“史前史和文明史的分界点在国家的诞生，国家诞生的标志是什么？城市的出现”这个“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来论证的。

那么，他的这个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来进行的论证，有没有道理呢？

实际上，“史前史和文明史的分界点在国家的诞生”这个判断，本身就是不对的。

根据这个判断，国家诞生，才开始产生城市、产生“文明”，才有“文明史”。

那么，国家诞生之前，人类的用火行为算什么？

人类的用火行为不是一种“文明”吗？

国家诞生之前，人类的制造和使用石器算什么？

人类的制造和使用石器不是一种“文明”吗？

国家诞生之前，人类的宗教活动算什么？

人类的宗教活动不是一种“文明”吗？

关键是，“文明”的定义是什么？

“文明”的定义，就是建造城市，成立国家吗？

“文明”的定义，就是“对野蛮的否定和改造”吗？

“文”，就是文字，就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明”，就是明白，就是明白道理、尊崇道理，人们的行为必须在所明白之道理的规范下进行。

“文明”，就是自觉遵守从文字记录下来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道理；就是用道理来理性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这就是对于“文明”的正确定义。

根据这样一个定义，那么，人类的石器制造和使用，是一种文明；人类的用火行为，也是一种文明；人类的用宗教理念与仪式来制定社会秩序，也是一种文明；当然，人类的用国家形式来制定社会秩序，也是一种文明。

所以，何以国家的诞生，才开始产生“文明”？又何以城市，才是“文明”产生的标志？

实际上，东西方这种对于“文明”的不同理解，正是反映了东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不同。

西方，是从目标的内部来观察和理解目标。

东方，是从目标的外部来观察和理解目标。

这样不同的思维视角，就导致西方只从自己关注的一个方面，看到国家、看到城市，从而只从国家和城市的角度理解“文明”。

而我们东方人，关注问题从来不是只关注一个方面，而是要关注到阴与阳两个方面。

所以，我们东方人不仅仅是只看到国家与城市，我们东方人，还看到了国家与城市以外的许多其它的事物，并且，通过对这许多事物之间的相互比较，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

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

所以，我们东方人，是从形而上的角度看问题，是比较和总结性地看问题。

他们西方人，则是从形而下的角度看问题，是追究和循证性地看问题。

比较与追究，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总结和循证，也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其实，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优点和缺点，只是，在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局面，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才会分别表现出来而已。

正像中医和西医，也是不同的思维方式，面对不同的疾病，会显示出各自的优缺点。

而易中天，之所以有“中华文明3700年”的结论，就正是由于他缺乏了我们中国人应有的思维方式，头脑中只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易中天没有联合使用我们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双重思维方式，而是单纯地使用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文明”。

显然，他这种对于“文明”的理解，是错误的。

他只是抓住了“文明”的某一种形而下的现象，而没有抓住“文明”的唯一的形而上的本质。

这才是他得出“中华文明3700年”之结论的根本原因。

而如果我们使用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文明”，那么，我们中华文明，到底是多少年呢？

首先，文明，是人类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所总结出的道理，而对于自身行为的理性之规范。

而中华文明，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基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活经验所总结出的道理，而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自身行为的理性之规范。

这里强调的，是我们中华民族。

所以，中华文明多少年，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

那么，我们中华民族是多少年呢？

这就要看我们中华民族，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

这就要看我们中华民族的实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

这就要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

我们先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开始讲起吧。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典型的就是《四书五经》；其中，又以《易经》为群经之首。

一般人所理解的《易经》，就是《八卦图》或者《六十四卦图》。

而其实，《八卦图》《六十四卦图》的后面，还有“四象”。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四象”，就是《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这四种“象”。

“象”，就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是一种形象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文字产生之前的一种形象化的语言表达方式。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黄河上出了《河图》，洛水上出了《洛书》，圣人伏羲氏，就根据《河图》《洛书》画出了《八卦》。

这句话的背后，还伴随有“龙马负图，神龟载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神奇”故事。

而这两个“神奇”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距并不遥远，都是在河南省洛阳市境内。

“龙马负图”的故事，就是发生在现在的孟津县会盟镇雷河村。

“神龟载书”的故事，就是发生在现在的洛宁县长水镇西长水村。

看，这两个“神奇”的故事，有人物——伏羲氏；有地点——洛阳地区，就是没有故事发生的时间。

其实，这两个故事所发生的时间，还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我们看这个伏羲氏，是什么时候的人物呢？

伏羲氏是“三皇”之一。

“三皇”之后是“五帝”。

而“五帝”之首的黄帝，距今5000年左右。

所以，伏羲氏，必定是在距今5000年之前。

而伏羲氏的一个“羲”字，是“羊+禾+丂+戈”，显示他“牧羊、种地、以龙为图腾、尚武好战”。

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北方的半农半牧之民族的特征么？

那么，距今5000年之前，在北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民族呢？

恰好有。

距今8000年之前，在东北辽西地区，有一个兴隆洼文化族群，就是“牧羊、种地、以龙为图腾、尚武好战”。

到距今7400年，这个族群就在原来的地方，由兴隆洼文化转变成赵宝沟文化。

到距今6500年，这个族群又在原来的地方，由赵宝沟文化转变为红山文化。

到距今5000年，红山文化族群就被小河沿文化族群所取代。

而在赵宝沟文化向红山文化转变之前的距今6400年，赵宝沟文化曾经在中原地区，昙花一现。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最下层遗层的一座“天盖墓”，就是典型的赵宝沟文化特征。

这座“天盖墓”显然是一座王墓。

但是，这个墓中的王是战死的，而且，是紧急情况下匆忙下葬的，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陪葬品，完全是就地取材，使用当地最容易取得的蚌壳作为陪葬品。

而在这座“天盖墓”的上面，就是仰韶文化。

事实上，仰韶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都是外来文化，中原地区的本土文化，是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

但是，在这座“天盖墓”之前，距今7100年，磁山文化就消失了；距今7000年，裴李岗文化也消失了。

所以，这座“天盖墓”意义重大。

它表明，伏羲氏族群曾经入主中原，可惜，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赶出了中原。

继之而来的，是发源于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

而这个历史事实，在史籍中也有记载。

《三皇本纪》记载:

“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成纪”，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秦安地区。

而“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说明伏羲氏后来离开“成纪”地区，到草原上放牧去了。

“代燧人氏继天而王”，就是说他入主中原，取代燧人氏成为了“木德王”。

“都于陈”，就是说他以现在的河南淮阳为都邑。

而他为什么要“东封泰山”呢？

这就与他的“木德王”有关。

燧人氏是“水德”，他是“木德”，他是以他的“木德”取代燧人氏的“水德”。

“木德”之神，主春季，驻于东方。

所以，他“东封泰山”，就是要让他们的“木德”之神，归于东方正位。

但是，正是因为他“东封泰山”的行动，导致他“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而他“立一百一十一年崩”的具体情节，在《三皇本纪》关于女娲氏的记载中，有所体现。

《三皇本纪》记载:

“女娲氏亦风姓……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女娲氏为什么“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呢？

因为，女娲氏和伏羲氏都是华胥氏的后裔。

华胥氏“履大人迹于雷泽”，就是生活在一个雷雨交加、河湖遍地的年代，所以，她们是以渔猎生产为主。

到了渔猎生产的后期，华胥氏学会了制作渔网，于是“结网罟以教佃鱼，故曰宓牺氏”。

当宓牺氏发展出农业生产和畜牧生产的技能后，她们就一分为二，变成庖牺氏和女娲氏。

庖牺氏“养牺牲以庖厨”，到草原上放牧去了。

女娲氏就继续留在“成纪”，“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

所以，大地湾文化、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马家窑文化，一路走来，都是女娲氏族群的文化。

而女娲氏这个名号，就是因为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以蛙为图腾，又以鬲(呙为鬲之误写)作为祭祀祖先的礼器而来。

“娲”，是马家窑文化的主人们对他们的祖先们的谥号。

而这个谥号，被伏羲氏的后裔们沿用。

相对于自己的祖先伏羲氏，伏羲氏的后裔们，就称呼他们的这个远房祖先，为女娲氏。

现在，我们再来看“龙马负图，神龟载书”这两个“神奇”故事发生的地点。

在距今6500年前伏羲氏入主中原的时候，这两个地点附近，是不是有仰韶文化遗址和庙底沟文化遗址呢？

所以，“龙马负图，神龟载书”这两个“神奇”的故事，是谁做出来的呢？

又是为什么做出来的呢？

当然是女娲氏做出来的，其目的就是要“断鳌足以立四极”。

“龙马负图，神龟载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向人们展示《河图》《洛书》。

《河图》由“龙马”负载。

而“龙马”正是当时伏羲氏部族的图腾。

所以，“龙马负图”，就是给伏羲氏部族看《河图》，劝告他们息兵罢战。

《洛书》由“神龟”负载。

而“神龟”是裴李岗文化的主人燧人氏部族的图腾。

所以，“神龟载书”，就是给燧人氏部族看《洛书》，要他们做一个“忍者神龟”。

“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

共工氏是谁呢？

共工氏就是燧人氏的后裔。

因为，他们被伏羲氏征服了，变成了奴隶，所以，就叫共工氏。

祝融氏是谁呢？

祝融氏就是伏羲氏。

因为，他们入主中原，变成了奴隶主，掌握着祭祀权，所以，就叫祝融氏。

共工氏为什么要“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呢？

因为，伏羲氏——祝融氏是“木德王”，而他们共工氏的祖先燧人氏是“水德王”，洪水爆发，意味着他们共工氏部族的神灵“水神”发威了。

所以，他们就要借助他们部族的神灵之威力，乘势起事。

为什么共工氏“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呢？

因为，共工氏是奴隶，他们的力量分散而且羸弱，所以，单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是战胜不了作为奴隶主的伏羲氏——祝融氏的。

但是，伏羲氏——祝融氏“东封泰山”，遭到了泰山地区的土著北辛文化的主人们的强烈抵挡。

他们没有完成“东封泰山”，也就是没有能够让他们的神灵“木神”回归东方正位，他们的神灵“木神”，也就不能够很好地保佑他们的部族。

所以，伏羲氏——祝融氏的江山就不周全，即便是共工氏战胜不了他们，但是，在共工氏起义的冲击下，他们的江山，还是崩溃了。

“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

这就涉及到五行元素的变化。

在女娲氏时代，没有金属出现，所以，当时的五行元素是“石、木、水、火、土”，相应的生克关系是”石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石；石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石”。

正是由于“石生水，火克石”，所以，女娲氏就通过“以火克石”的宗教仪式，来遏止泛滥成灾的“石生水”，以求降低洪水灾害。

后面的“聚芦灰以止滔水”，也是因为“火生土，土克水”，所以，女娲氏就举行焚烧芦苇的宗教仪式，以企图通过“火生土“，来达到“土克水”的目的。

而这里的“以济冀州”，是从《淮南子》而来。

但是，《淮南子》的原句却是“杀黑龙以济冀州”。

为什么司马贞的《三皇本纪》，要去掉“杀黑龙”三个字呢？

这应该是司马贞还参考了其它的古籍的记载，觉得“杀黑龙”三个字不妥，所以，就去掉了这三个字。

实际上，黑龙氏就是黄帝的祖先少典氏，是伏羲氏部族当时驻扎在河北地区的一个部落。

女娲氏帮助共工氏打败了黑龙氏，从而导致伏羲氏部族“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但是，女娲氏并没有消灭黑龙氏部落，而是将他们带回了陕西，使他们变成少典氏。

这才有了后来的轩辕氏黄帝，继神农氏炎帝之后，从陕北地区的崛起。

这段记载中的“断鼇足以立四极”这句话，就与“神龟载书”的“神奇”故事相关了。

女娲氏在制造了“龙马负图”的“神奇”故事之后，并没有得到伏羲氏的正向反馈。

伏羲氏继续穷兵黩武，“东封泰山”。

于是，女娲氏就“以济冀州”，去帮助共工氏打败了伏羲氏。

《三皇本纪·索隐》记载：“按皇甫谧，伏牺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这里的“冢在山阳高平之西”，就正是指向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那座“天盖墓”。

而“伏牺葬南郡”，就是说，伏羲氏部族战败之后，他们的王族带领他们的主力部队，逃到了长江南岸，创造了大溪文化。

那么，伏羲氏部族逃到长江南岸，共工氏部族甘不甘心呢？

他们肯定不甘心。

他们希望彻底消灭伏羲氏部族。

但是，伏羲氏部族的主力部队虽然战败，他们在东北辽西地区的老家，还有相当强大的实力。

另外，在这一轮伏羲氏逃到长江南岸之前，伏羲氏部族，其实早有一部分，在江南扎下了根，创造了高庙文化。

所以，彻底消灭伏羲氏部族，并不现实。

这时候，女娲氏就制造了“神龟载书”的“神奇”故事，以劝说大家“断鼇足以立四极”。

“鳌足”，就是巨龟的腿，象征着爱折腾。

“断鳌足”，就是不折腾。

“极”，本意是盛装货物的木架子，这里是指代承载神权的政权。

“四极”，就是四个政权。

哪四个政权呢？

就是中原地区的共工氏部族，一个政权；山东地区的东夷氏部族，一个政权；江南的伏羲氏部族，一个政权；渭水流域的女娲氏部族，一个政权。

四个政权组成一个由神农氏炎帝的神权领导的天下。

这就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神权至上”时代的教皇，统领欧洲各国。

当然，外在的形式差不多，内在的实质，肯定还是有很大的不相同的。

到了距今5000年，神农氏的“神权至上”时代，就变成了黄帝的“政教合一”时代。

这又类似于中亚地区伊斯兰文明的“政教合一”。

当然，也是外在的形式差不多，而内在的实质，肯定还是有很大的不相同的。

到周朝的春秋战国时代，“政教合一”经历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然后，“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就使得神权沦落，变成了宗教需要皇权来支持了。

而欧洲的文艺复兴，起到了中国的春秋时代“百家争鸣”同样的效果。

只是，也是外在的形式差不多，而内在的实质，肯定还是有很大的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中华文明，到底多少年？到底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

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