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战役后，南宋宣告彻底灭亡。蒙古将领张弘范对文天祥说：“宋已亡，丞相要想尽忠也没有地方可尽了。就算是杀身成仁，也没有人把这事写进丹青。丞相如愿转为效力大元，一定会受到重用的！”文天祥含泪悲愤地说：“国亡而臣不能救，这已经是最大的罪过了，如何还敢怀有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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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范没法，只得把文天祥押解回大都。

文天祥一心求死。活着已经没有意义，即使像上次一样能够逃脱，也不能重新起事，光复大宋。因为大宋已经覆灭，也没有任何赵氏子孙可供扶持。正如张弘范所说的，关于大宋的那一页书，已经翻过去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死！

他想死在桑梓之地，让自己的灵魂能够永远守护着曾经是南宋的这一片山山水水。可是忽必烈已经下令，一定要把他解到大都。元军对他进行了严密的防范，他实在找不到可以自尽的工具，于是便开始绝食。

本来他以为饿七八天就能死掉的，没想到十天过去，故乡的土地早就过了，他仍然还没死。于是他决定不再绝食，让自己死得更加从容一些。

但是在半路上，又遇到庐陵人王炎午张贴了数十张《生祭文丞相文》，敦促文天祥舍身取义。王炎午曾经是太学生，国破家亡的时候，拿出全部家产跟随文天祥进临安勤王，文天祥对他很器重。但后来遇到父亲去世，母亲病危，他不得不离开部队回家侍亲。

王炎午的举动让文天祥大为震动，他又开始绝食，却又不得死。就这样，文天祥在一种残酷的自我折磨中，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到达大都。

忽必烈下令以上宾之礼优待文天祥，并不断派人劝降他。忽必烈之所以这么做，一半出于对文天祥的欣赏，另一半出于政治统治的考虑。文天祥是忠臣，是一种有高洁精神品质的符号，作为有远见卓识和宽阔胸怀的忽必烈来说，对文天祥的品格是相当认可的。这是一种英雄对英雄的惺惺相惜，尽管英雄来自敌国，也阻挡不了心中由衷的敬佩。

忽必烈也算得上是历史上杰出的开国君主。他虽然是蒙古人，但是由于在金莲川开幕府的时候，招募了大量的汉人知识分子，因此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他远征大理的时候，拜藏传佛教活佛八思巴为师，这使得他的眼见相当开阔，胸怀气度都与他的父兄祖辈有很大不同。在派人攻打南宋的时候，他就曾多次告诫部下不能随便杀人，要优待南宋的文人及士大夫。因此，南宋为数庞大的官员投降元朝，为他卖命，也并非完全因为怕死和慕念荣华而变节。由此看来，他对文天祥的厚爱和欣赏确实是真心诚意的。

当然，作为一个了不起政治家，如果能让文天祥投降，为他所用，对巩固新政权是相当重要的。他虽然用武力征服了南宋，但要能让南宋臣民驯服于元朝统治并非易事。文天祥是一种象征，是一种忠于旧王朝的形象代表，如果连文天祥这样的人也归附自己，那将极大地消磨那些蠢蠢欲动的反叛人士的意志，也可以因此表明自己的政权是得人心的。

最先来劝说文天祥的是留梦炎。留梦炎是在元军围攻临安的时候，偷偷离朝逃跑的，不久就投降了元朝。留梦炎和文天祥有很有相似之处，都曾中状元，都做到了宰相。但是品格操行却截然不同。这两人见面，注定是一段有趣的场面。

留梦炎对文天祥说：“今大宋已亡，天下尽归元朝。你一人苦苦坚持，有什么意思？草木尽管还是赵氏草木，日月却已是大汗的日月了！”文天祥穿着宋朝朝服，面南而坐，啐了留梦炎一口道：“您身为大宋重臣而卖国，身为衢州百姓而卖家，身为汉人而卖节，你有何面目和我说话！”

留梦炎满脸通红，呐呐地说：“我一番好意，你为什么血口喷人……”

文天祥再不理他，吟起他听说留梦炎投降后写的一首《为或人赋》：“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留梦炎后来被升为礼部尚书，甚至被升为宰相。但元人脱脱写《宋史》，却并没有给他一传。倒是拒不投降元朝的文天祥，被立传旌表。留梦炎在元朝做官，他的老家人却说：“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后来直到明代，凡是留姓的子孙参加科举考试，都要先声明自己非留梦炎后代，才有考试资格。

留梦炎劝降不成，忽必烈又派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文天祥知道赵显的用意，不等他说话，就走到他面前，让他向南而站，自己面北跪下来。连连磕头道：“臣文天祥参见圣驾！圣驾请回！”说着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哽咽着连声说“圣驾请回！”赵显始终插不上话，最后默默地来，还就默默地回去了。

可以感觉得到，文天祥的哭并不只是一种策略，应该是真哭。他历尽艰辛万苦，不惜牺牲个人生命所做的那一件事，无非就是要保住赵氏江山。可是现在自己还在努力着，赵家皇帝却已经投降了，自己的一腔心血不是白费了吗？忽必烈之所以派赵显来劝说文天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不过，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天祥，显然在忠君与爱国的问题上处理得非常恰当。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当君和国发生矛盾的时候，文天祥理所当然地站在了国家这一边。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文天祥还有一丝苟且之念，他大可以借恭帝来劝降的机会找一个下去的台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既然如此，君要臣投降，臣也不得不降了。再说，赵氏家族都死的死，降的降，自己的坚持也完全没了意义，即便投降，也没有人指责自己的不是。文天祥不，他绝不假惺惺地做样子。他是纯粹而彻底的，他坚持的不再是具体的世俗情怀，而是一种伟大的信念。这种信念是超越了荣与耻，生与死的！

忽必烈不想放弃，他又派出自己的人去劝说。先是平章政事阿合马出马。阿合马趾高气扬地命令文天祥跪下，文天祥冷笑道：“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岂能下跪！”阿合马奚落他道：“你既然是南朝宰相，何以至此？”文天祥骄傲地答道：“如果南朝早日用我为相，何以至此！”阿合马给文天祥带上手铐，把他关进土牢里，想用残酷的生活来折磨他，消磨他的意志。谁知这竟是一心求死的文天祥求之不得之事：死且不怕，还怕监禁！阿合马很是无趣，只得失败而退。

接着忽必烈又派另一个宰相孛罗来劝降。孛罗把文天祥从土牢中提出来，让士兵强按着他的头，使他下跪投降。文天祥坚决不从，叫道：“天下事有兴废，我忠于宋室，绝不屈服，自求速死！”孛罗想和他辩论一番，便说道：“你弃德祐皇帝，另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正色道：“德祐失国，另立二王，是为国家考虑，我如何不是忠臣？”孛罗又说：“你说为国家考虑，你另立二王，国家保住了吗？”文天祥说：“国家虽没能保住，但臣子尽心尽力是他的本分。国家既灭，臣子不该苟活。休得多言，惟求一死！”孛罗无言以对。

所有能派遣的人都用上了，还是不能让文天祥回心转意。但忽必烈仍然不想放弃。他又打出亲情牌。有一天，文天祥收到一封他长女柳娘的来信，才知道他的两个女儿在大都宫中为奴。文天祥一生育有二子六女，但在残酷的抗元斗争中死来只剩下两个。文天祥在低矮潮湿的土牢里读着女儿的信，肝肠寸断。他明白，这是元朝统治者向他暗示，只要投降，骨肉就能团聚，还能过上好日子。但是，他强忍痛苦，不给女儿回信，只给妹妹写信道：“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至此，于义当死。可令柳女、环女好好做人，为父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信送出去，他还忍不住心里痛苦之情，写了一首《得儿女消息》：

故国斜阳草自春，争元作相总成尘。

孔明已负金刀志，元亮犹怜典午身。

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

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

文天祥在诗中抒发了自己虽然像孔明一样竭尽全力却未能匡复汉室的无奈，表达了自己会像陶渊明一样忠于晋朝，不做刘宋官员的决心，也表明了自己不会像那些投降派一样朝秦暮楚，而会意志坚定地走向死亡。“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尽管自己是那么爱自己的女儿，但今生已不能拯救她们于水火。如果有来生，自己一定会好好地尽一尽做父亲的责任……

忽必烈终于忍不住，他要亲自出马了。他在朝堂上亲自召见文天祥。但文天祥仍然只是用对外国君主的礼节那样长揖不跪。忽必烈没责怪他，劝道：“你能以对宋朝的忠心效力我大元，朕就让你做我大元的宰相。”文天祥不为宰相的高位所诱惑，彻底干脆地答道：“我是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当活，不必多言！”

忽必烈终是舍不得处死文天祥的。他问朝臣，该怎么处理文天祥。孛罗说，应该尽快杀掉。忽必烈叹息道：“好男儿，不为朕所用，杀之太可惜！”有南宋降臣向他建议说，让文天祥出家当道士。连张弘范也说，文天祥“忠于所事”，新朝提倡节操，不该杀文天祥这样的人。但是留梦炎还一直记得文天祥羞辱他的事，赶紧说：“留着文天祥是一个祸害，他将成为民间反元的一面旗帜！”而恰恰在此时，河北中山府发生了几千人的反元起义，起事者自称是南朝幼主，欲攻入大都营救文丞相。

忽必烈明白，从元朝的长治久安出发，他不该感情用事。文天祥既然劝不服，就该把他及早杀掉。

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二月，文天祥在上万百姓的送别下，在刑场上向南方拜了两拜，面色祥喜，慷慨就义。死后，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封绝笔书：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