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之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如何看待百年前的那场大变局？

20世纪之初的十年里，晚清政府推行新政，练新军、兴教育、振兴实业、仿行宪政……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影响深远。但，恰恰是在改革过程中，革命也走向了高潮，大清王朝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蓝天蔚墓（蓝天蔚恺璇）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答案可以从这一本书中寻找，那就是迟云飞先生著的《晚清大变局：改革、革命与社会裂变1901-1911》。

迟滞的改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的是全新的世界格局，一个争强争胜激烈角逐的世界格局。李鸿章便多次强调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当然，列强带给清政府的绝不仅仅是冲击，还有机会。如果把握好这个机会，成功使中国现代化，便可能避免中国自古以来的一治一乱、朝代更替的循环，也可解决传统农业经济水平之下无法解决的人口膨胀带来的社会问题。

然而，晚清政府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或者说是天朝上国意识、文化优越意识过于强大，致使克服不了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的陈腐观念，克服不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惰性心理，因而晚清政府的现代化改革都是在情势迫不得已之下仓促而起的局部的、片面的、随意的改革，不是主动变法图强，而是被动应付以顺应“民心”，或是讨洋人欢喜。建立现代国防军，鼓励私营企业发展，打造现代教育体系，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这些事情都是变法图强所必须做的，也是晚清政府可以做的，因为这些改革都不会直接触动皇权，甚至短时间内可以巩固皇权。但改革的机会一次次错过了。改革的迟滞，眼光的狭隘，使晚清政府败于甲午战争，再败于庚子战争，随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束手无策，无力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更不用说尊严。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如果致力全面改革，它转弱为强、延续政权的机会有百分之九十；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实行全面改革，机会有百分之七十；甲午战争后，机会还有百分之五十；可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再改革，机会恐怕不到百分之二十了。而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迫不得已推行的。

晚清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倾诉，直接道出了20世纪初新知识青年的不满和革命的原因：“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满州政府不早变法……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而在晚清和民国初期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在回忆录中写道：“清之亡实亡于庚子而非亡于辛亥。”实为历史当事人的切身体会。

一个谋求有限改革的政府，得来的是社会的震荡和瓦解，并加剧了社会矛盾，尤其是近代政府与皇权政府的矛盾，政策改善而腐败犹昔，最终晚清政府成了一个衰弱得无法自存的政府——财政崩溃，政府四分五裂，对国家控制能力逐渐丧失。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猛烈一击而取得了成功。

钦定的宪法

清末预备立宪，主张立宪的官员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前有1905年清廷派出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后有1907年第二派出达寿等三大臣前往英、德、日三国考察宪政。

这些睁眼看世界的大臣认为立宪可以强国御侮，消弭革命，保证大清朝长治久安。立宪，首先要制定宪法。他们认定的最佳路线是钦定宪法。达寿把制定宪法的程序分为三种：钦定宪法——君主之亲裁，协定宪法——君民之共议，民定宪法——制定之权在下，而遵行之义务在君。同时，他把这三种类型称为大权政治、议院政治、分权政治，主张“中国目前国体，以行大权政治为最善，而欲行大权政治，必为钦定宪法”。

对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解释，他们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和注重现实政治的色彩，主张责任内阁、议会、司法独立，其中责任内阁制被端方列在首位。他说，宪法中首先规定的是君主无实际责任，由首相和大臣组成的内阁代君主负责任。他们建议仿效日本改官制的模式，“以军机处归并内阁，而置总理大臣一人兼充大学士，为其首长……”

主张立宪的官员都清楚地表达了效仿日、德的愿望，效仿的是日本的二元君主制，而对君主完全“垂拱于上”的英国体制则有所保留。但是立宪派希望的实际是议会有完全的立法权，倾向于英国模式。

在主张立宪的官员主导下，清廷接受了日本模式，而这个模式保留了较多的专制主义，它是个好的样板，又是个不好的样板。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删除了日本宪法中限制天皇的条款，它所规定的君王权力比日本天皇还要大）。但立宪的过程并没有沿着清廷或者说是主张立宪官员所设计的轨道向前推进，它还受着多方势力的左右，最后的命运也由不得他们了。

1910年底，清廷下令皇室成员溥伦和载泽为制宪大臣，负责起草帝国正式宪法，后又任命学部右侍郎李家驹、民政部左参议汪荣宝起草条文，度支部右侍郎陈邦瑞协修宪法。起草过程完全是秘密进行，从1911年7月初正式开始纂拟，至9月底，起草好了宪法条文，分批进呈给摄政王载沣“钦定”。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当时驻守河北滦州的新式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蓝天蔚、卢永祥等将领乘机发动兵谏，向清政府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折》，其中关于制定宪法，要求“应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迫于压力，清政府很快全盘接受，起草宪法的权力正式由钦派大臣转移至资政院。资政院在获得制宪权的次日，就将事先拟好的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上奏，并在当天就获准颁行。《十九信条》明确了“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皇帝只有公布权，而没有立法权、宪法的起草以及修改议决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在国会。

在民心尽失的态势下，清廷制宪放弃钦定，改用民定，在宪政选择上接近英国的君主立宪，极大地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可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此时的制宪已经挽救不了清王朝的命运了。

分裂的社会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清朝存在的最后十年随着新政的展开迅速加剧，主要产生了新知识分子、新绅士和北洋派三方势力。

一是新知识分子。在兴学堂、派游学中产生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受到庚子以后沉重的外患刺激，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弱状况和屈辱地位是清政府造成的，只有推翻这个政府，中国才能振兴，才有希望。这些读书人又有很多进入了新军，最终成了力图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派。领导人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

二是新绅士。从旧绅士阶层分化出来，他们致力于举办新式学校、新式企业等新政措施，其中不少人出国考察、游览甚至留学。由于清政府预备立宪，朝廷放松了对集会结社的限制，他们便成立了立宪团体，希望参与政权，其中许多人又是新型工商企业家，所以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来伸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了与清廷分庭抗礼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谭延闿、马相伯等。

三是北洋派及军人集团。新政时期，围绕袁世凯形成了庞大的北洋政治军事利益集团，一个对清王朝可能有“异心”并构成一定威胁的集团。他们既不是新社会的缔造者，也不是旧王朝的继承人。北洋派前期倚仗的是奕劻，并与端方等主张立宪的官员结成联盟。后期以袁世凯为首，麾下人物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及徐士昌、唐绍仪、杨度、梁士诒、赵秉钧等。

立宪派是新政和预备立宪的产物，他们的政治信仰是开明专制，主张实行立宪，并急切希望在全国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政府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不革命，但对满族贵族垄断政治核心的状况不满。所以，当他们期待的预备立宪诏书颁布时，曾为之欢欣鼓舞，但很快他们与清政府的矛盾暴露出来了。真正的爆发就是国会请愿运动——清政府出台“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后，各地展开选举，设立咨议局，开始地方自治改革；同时，以咨议局为中心，由立宪派领导，全国掀起了国会请愿的热潮，从1910年1月开始到年底，先后四次。清廷面对请愿运动压力，遂将原定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并先设责任内阁。

立宪派之所以一再要求开国会，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有一个不能说出来的愿望：就是要以国会来控制清政府，控制这个日益衰败的无能的政权。1911年，晚清政府再次实行官制改革，设立责任内阁，13名国务大臣之中，汉族仅4人，满族9人，而皇族竟有5人（另一说7人），故称“皇族内阁”。这种倒退的行为招致社会包括汉族官员的极大不满，特别是让立宪派彻底死了心，进而赞成共和，从而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辛丑年“惩办祸首”，顽固派元气大伤，新洋务派得势，新政得以推行。但在预备立宪的几年里，两派之间围绕立宪的争斗始终未停，而且这种斗争同清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了一起，使得立宪愈加难产。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随即改革官制，端方、戴鸿慈、袁世凯力主设立责任内阁，遭铁良等人坚决反对，最终未能成功。1907年6月，丁未政潮中，奕劻、袁世凯扳回一局，保守派大员岑春煊、瞿鸿禨接连被罢免。而待宣统元年，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壮亲贵集团形成，全力排斥新洋务派，先后罢免袁世凯、端方，其势力一落千丈。清廷因此也变得更加趋于保守，立宪几乎停滞，乃至最终失败。

武昌起义后，清廷无奈起用袁世凯率军讨伐，此时的袁宫保早已心怀二心了，开出六项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人员；五，授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粮饷供给。最终，北洋派及军人集团攫取了军政大权，清王朝的命运由此也掌握在袁世凯的手中了。

不彻底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在一夜之间爆发的，但民主共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传统帝制止终结后，关于如何建立新的国家，出现了两种模式：一是袁世凯的集权模式；二是宋教仁等倡导的民主宪政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未能真正实现。

清末革命是在现存统治极端衰弱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社会广泛不满的情形下发生的，也是在社会上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和集团的情况下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武昌起义后革命阵营的军力远逊于太平天国，却能迅速将清王朝推翻。晚清革命，究其实质是以革命派为主导，立宪派响应，最后北洋派背叛清政府造成的。相对来说，没有军权与财权的革命派是这三股力量中最弱的，唯有追求民主共和的政治信仰和满腔热血，这也注定了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

孙中山早期革命所依赖的社会力量主要是华侨和会党，属于背离了传统社会体制、率先接受西方影响的边缘阶层，其社会基础十分薄弱。1901年以后，孙中山转向新政中产生的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社会基础迅速扩大，但毕竟还属新兴阶层，而且内部力量的整合也存在问题。]革命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成立同盟会后，革命派内部一度矛盾不断，几近分裂。毕竟这是由许多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士组成的一个全国联盟，革命者联合了，却免不了产生矛盾。况且，孙中山的精力主要在筹款准备武装起义上，不大注意组织建设，同盟会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更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

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多是自行奋斗，经费和组织活动都有困难，时间长了，未免会有怨言。1907年初，孙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和商人赠款，但分配这笔资金时留给同盟会总部的办报（《民报》）经费相当之少，这激起了中国同盟会内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人要求孙中山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在讨论将来建成的新国家的国旗样式时，又争得不可开交——孙中山坚持用青天白日旗，黄兴认为该旗与日本旗相似，万不可用。一方绝不让步，一方提出辞职。

两次事件，都是忠厚的黄兴顾全革命大局，避免了同盟会的分裂。但这也让孙中山一度有了另起炉灶的想法。1910年2月，孙中山在旧金山组织同盟会分会时，改会名为“中华革命党”。同年6月，孙中山秘密来到日本，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中山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中山负气地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直到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之际，因共同的革命目标，同盟会内部矛盾得到了缓和。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不久参议院也迁到北京。攫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开始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而在让位的过程中，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矛盾和犹豫的，他们希望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但对袁是否忠于共和，他们又有所怀疑。具体来说，三人的态度则有所区别。孙中山一直认为，共和国的总统应有较大的权力，如果袁世忠于共和，那么由他自己还是袁世凯担任总统都是一样的。宋教仁则一直是责任内阁制的鼓吹者，他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以扩大了的党势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对袁世凯的评价，黄兴介于孙和宋之间，他忧虑的是，整个中国在共和国的招牌下向旧制度倒退，他对袁世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但并没有什么有力的措施。可以说，三个主要领导人中，孙中山较为信任袁世凯，宋教仁对袁的恶感最甚，而黄兴与袁系集团的直接冲突最多。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身亡，孙中山与黄兴才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们也由和平斗争转变为武装对抗。“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是孙中山对宋教仁的盖棺定论。

回眸细察这段历史，发现当时中国的精英和民众都还没有真正在民主制下运行政治的心理准备，因此作为书生的孙中山和宋教仁，都不是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和手腕的袁世凯的对手。西方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促成了以君权专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体制的解体，但没有也不可能让中国建立一个新社会。中国的社会不是西方的社会，中国的人民不是西方的人民，甚至中国的精英也不是西方那般的精英，这注定了宋教仁的悲剧命运，也注定了民主共和是一座空中楼阁。

于是，中国陷入了动荡和混乱之中。

解密晚清政局巨变之谜；清政府失败的自救；孙中山的真实背景和对中国的初期设想；宋教仁遭刺杀的起始之源

文字：木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