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8日，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毛泽东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名青年领袖，从凌晨三点半一直谈到八点半，严厉批评了他们。如此长时间的接见，对岁数大了的主席来说，十分罕见，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

另外，一向不喜欢录音设备的毛主席，却要求对本次谈话进行录音。由于在场的国家领导人众多，在他们的见证下，这次谈话也为历史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材料。

韩爱晶（韩爱晶北师大）

毛主席常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可以说，从延安的筚路蓝缕开始，毛泽东就对青年们充满了热情，寄予了厚望，一直到建国后，始终如此。但这一次，他却对这几个青年领袖失望至极。

这是为何呢？

要想知道毛泽东为何对青年寄予厚望，先看看他学生时代的经历与信仰。

1913年，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毛泽东早年时候的言行，可参照他1913年起的课堂笔记，当时在杨昌济门下受教的毛泽东，受恩师影响，最崇拜的是曾国藩。比如毛主席后来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和曾国藩所写的《爱民歌》异曲同工。

毛主席对这位清朝末年的儒将，欣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写信给朋友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那么他崇拜曾国藩的哪些特质呢？既有平定太平天国的“完美无缺”，也有曾国藩读书、养生的持之以恒，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甘于和光同尘，在隐忍之中，成就大事。

曾国藩坦言，自己是个笨人，他的人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曾经被上级放弃，被学生背叛，曾经屡战屡败被石达开逼得投水自尽，他不如胡林翼聪明，比不上左宗棠带兵的本事，远没有郭嵩涛的长袖善舞和人际关系，但他一生，却用“最笨”的坚持不懈，百忍成功，声名功绩远超三人。

可见，毛主席推崇的，一向都是有想法、敢于隐忍的人，除了年轻时推崇曾国藩，后来毛主席还屡次提到另外一个让他觉得很厉害的人——郑庄公。

在历史上，郑庄公的功绩远远不上秦始皇、曹操、刘邦这些人，但他的政治谋略，却是一流——“郑伯克段于鄢”，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在战乱频繁、国家林立的春秋时代，郑庄公处理起国内和国际斗争，游刃有余，属于一流水平，其关键便在于“忍、狠、稳。”

1918年，毛泽东与新民学会部分成员

面对贪得无厌的同胞兄弟段，郑庄公发挥了“忍者无敌”的精神，表面上放任他大肆扩张、挑衅制造矛盾，实际上却养精蓄锐，静待有利时机。等到对方觉得郑庄公好欺负，明目张胆地出兵谋反，郑庄公终于厚积薄发，一击致命，"克段于鄢"。

后来，他也通过类似方式，接连击败周、卫、蔡、陈的联军及宋、陈、蔡、卫、鲁等国的联军，战无不胜。

正如毛主席常说的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可以说，诸如曾国藩、郑庄公这样的先贤，是培养毛泽东宏观思维、人格修养、意志谋略等起点的源头活水。

1921年，毛泽东参加组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咱们中国历史的全新章程，这一年，他刚刚28岁。青年毛泽东的品质与格局，就是他对后代青年期许的一面镜子，这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浩然之气、磅礴之志，才是革命青年们应有的精神面貌。

当时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比较复杂，东边面临美日和国民党的封锁挑衅，北边有国际大国虎视眈眈，加之建国十多年，经济上走了一些弯路，内外都面临着风险和挑战。

这种情况，毛泽东希望广大青年能够强大起来，能够用理论作为自己的武器，团结一致，应对困难。

而青年，是最具有活力和开拓精神的，就如当年毛泽东学生时代所言：

这种来自于王夫之“天理寓于人欲”的大无畏精神，便是青年敢拼、敢想、敢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

“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

但毛主席又同时希望，广大青年要像当年的郑庄公和曾国藩这样，既要有不怕一切困难、永不言弃的精神，又要敢于隐忍，善于团结，找到正确的处理方式，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

两年以来，毛泽东对这些学生寄予厚望，经常不顾高龄，强撑着病体，时隔不久就要接见他们一次，希望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从而杜绝社会中各种不良现象，堵上杜勒斯“和平演变”的幻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

但这五位青年领袖，却一昧鲁莽蛮干，甚至在清华大学发起了“武斗”，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多名相关的领导上前苦劝也没有任何意义。

后来毛主席向学校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想通过宣讲政策的方式，让双方停止武斗，但激愤过头的蒯大富们，不仅不停止，还打伤了宣传队队员，甚至直言“揪出宣传队这些老好人背后的黑手”——毛泽东很生气地说：“他要抓黑手，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

左起：韩爱晶、蒯大富

这些学生领袖，纷纷以自我为中心，排挤他人，搞得各界一片混乱，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让他失望透顶：

就像毛主席于1939年，在延安青年举行的“五四青年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幸福，进行了那样的斗争，英勇的很”，反观蒯大富这五位“青年领袖”所谓的“斗争”，有悖于革命青年无私的初心，高低立现，着实令毛主席痛心疾首。

毛泽东对这些青年，最失望的点，在哪里呢？

其实，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谈话中，他也多次指出，“现在青年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认真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历史和我党的历史，就会发现，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胜利，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毛泽东和我党能步步维艰的走到今天，就是靠着赢得了最广大底层人民的支持。我党取得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从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小推车的胜利。

毛泽东深切希望，新一代年轻人，能通过大风大浪的洗礼，真正理解底层人民的需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受到人民支持，成为真正被人民选中的人民领袖。

但是理想主义者毛泽东却失望了，那些只读过书，却对农民、工人们一无所知的青年学生，空有一腔热血，却没有韬略，没有一点方式方法，不会团结周围的群众，是完全指望不上的。

在和五个青年领袖谈话的尾声，韩爱晶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整个会场都被这个问题震惊，但毛泽东却终于出现了满意的神色：“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你们可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这也是一种迷信。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只要有人民就成。”

临走时，又吩咐道：“不要因为我批评了他们，就反过来整蒯大富啦。”可见，他对这些青年领袖们的严厉，完全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感。语重心长背后，是对新一代青年更为深切的期许。

写在最后

有些遗憾的是，这位伟大领袖离开前，也没能见到这些当年被寄予厚望的几位青年成长起来。

这位被切·格瓦拉称为一生的老师、被巴基斯坦政治家、前总统本布托称赞为“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的巨人，最终带着一点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但我们也始终相信他说的那句经典名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