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赵光义的“烛影斧声”，宋真宗可算上是正常登基的北宋君主。面对雍熙北伐等带来的负面遗产，前期六七年休养生息的真宗可谓是合格的守成之主，后期的“天书封禅”的闹剧却带来恶劣后果与深刻教训。继位者仁宗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一位历史留名可从其谥号“仁”可以看出其宽容仁厚的特点。这两位君主时期，宋代统治对内对外都出现了问题，青年学者王佳继《风雅大宋》第一册“天下归一”以后推出《风雅大宋》第二册“庆历党争”，聚焦真宗仁宗期间的政治大事件，史料详实，通过群臣众生相展现北宋在守成阶段的社会危机与王朝的第一次自改革的起因与失败。

宋朝宰相（宋朝宰相列表）

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誓碑”中曾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条类似祖宗家法的统治方针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拥护。文彦博曾与宋神宗的谈话时说到“为与士大夫与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政治制度的独特的特点。这种局面也要感谢赵光义改革科举制度增加名额，让历史上的士人集团注入了理想主义，敢与正面与天子争是非曲直，宋代知识分子风骨胜于前代，但这都要取决政治生态的优化。

一、宋真宗——王旦

一提起宋真宗，很多人会想到刘娥和“天书封禅”。励精图治的真宗前期任用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向敏中、毕士安、寇准与王旦相继为相。这中间李沆任期最长，和真宗师生君臣的关系，让真宗执政风格也带有李沆的追求黄老之说清静无为、保守求稳健的个人色彩。其外号为“无口匏”，这个“闷葫芦”教育起真宗来“不可用新进喜事之人，中外所陈利害皆报罢之”，因此真宗前期并未折腾。

可谓双赢的澶渊之盟之后，王钦若的搅局陷害寇准罢相，王旦取而代之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宰相之旅，与其他短期避免专权的丞相对比，王旦可谓战战兢兢委曲求全。他没有李沆与真宗的师生情，也没有寇准的倔脾气。宋真宗亲自策划天书祥瑞，真正导演是奸臣王钦若，面对出身名门，老成持重的王旦，真宗用一坛珠宝行贿王旦。作者将王旦行为定义为沉默，软抵抗。因不敢与最高指示正面对抗，也尽其所能保护群臣勇于进谏。在任用人才选贤举能方面，王旦和寇准的关系可以看出，怒目金刚寇准被真宗不喜，但王旦一直劝谏。而寇准任职之后却不时弹劾王旦，连真宗都看不下去直言王旦举荐真相，这让寇准羞愧不堪。

王旦一生清廉，为官从不贪婪。主政十八年，政绩昭著。唯独在“天书封禅”一事终身愧疚，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临终之际还嘱托家人削去须发，穿缁衣弥补平生之过。而寇准也在这次造神运动中失足，参与伪造天书骗局。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没有泯灭良心，比如孙奭等公开批评真宗，因此丢了副丞相的官。可见，在相权与皇权的斗争中，皇权始终是高高在上限制相权的，北宋构建起对君权、相权等中枢权力的制约机制，君权借助相权来运作整个官僚机器，所以一坛珍珠就撬开了相权的裂缝。用作者王佳给这一段起的标题“沉默的大多数”可以看出，大部分人都是观望跟随皇帝的荒唐行为，士大夫从百花齐放开始走向多元化，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始终蓬勃向上。

二、宋仁宗——范仲淹

在北宋众多士大夫官员中，范仲淹可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标杆”，无论是军事上对抗西夏，幼年苦学，重视教育、地方建设等都令百姓交口称赞，而那首《岳阳楼记》的名句如今读来依旧铿锵有力，震撼心灵。但在与他不对付的吕夷简眼中，却是“有名无实的家伙而已”。如书中总结：

范仲淹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做人做事都没有问题，但就是过分拘谨，很少有真性情的表现。一生过分“求名”，以追逐“忠直”为乐事，自然被盛名所累。

仁宗一朝，很多人被和谐的君臣关系所感动，甚至士大夫干预皇帝废后立后。《宋史》记：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御史台、谏院和宰执为国家政治生活两个主要实体与君臣之间是一种依从关系。仁宗就是利用台谏驾驭群臣。为仁宗纵容的心理和政治品格被士大夫转化为具体行为，必定会扰乱朝政，因此“废后”之争、“范吕之争”、“夏王之争”，尤其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政潮不断，一方面是北宋社会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台谏制度与君权相权相互抗衡的结果。

一生被三次贬谪的范仲淹被称为“三光丞相”，在西夏战事结束之后，吕夷简退休，大宋王朝开始迎来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仁宗亲政后决定授权范仲淹进行全面改革。

庆历三年，升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开始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是仁宗所追求的目标。如书中详细书写上有仁宗支持，身边有韩琦、富弼等同僚，还有欧阳修等谏官遥相呼应，本应该形势大好，然而改革从根本上触动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并不多，并很快收到攻击。范仲淹被认为是“朋党”，欧阳修进呈《朋党论》支持范仲淹。

理想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是宋初官场的斗争常态。但改革派与整个壁垒森严的既得利益集团保守派的斗争一开始就刀光剑影，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被贬官，从而引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一时间朝堂上谣言四起，朋党一词更是四处标榜，这样的局面让大宋统治者宋仁宗无论如何不允许出现结党的政治集团，于是庆历五年，范仲淹等人接连出京外派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本就先天不足的庆历新政，来自士大夫官僚憧憬改革的良好愿景，其实更是北宋士大夫政治刚健之气的巅峰时刻。从范仲淹与武将狄青的结局可以看出，原先皇帝君权、宰执行政权与台谏检察院之间相对制衡的中枢权力格局是不稳定的，仅仅把希望放在君主自身的自觉与贤明，一旦君主不自觉，比如真宗的“天书”闹剧，还是仁宗的迫不得已，最终还是让士大夫官僚成为专制君权的附庸。如《风雅大宋》所写：

党争，是皇帝的驭下之术，是官员的进身之阶，是所有人的命运选择。

人无完人，在作者王佳的笔下，不管是范仲淹、寇准还是王旦、吕夷简、包拯这些名臣贤相身上都有或大或小的性格缺陷，而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更弥足珍贵。一本《风雅大宋》见两朝皇帝，而那些在历史上留名的士大夫们更是群星璀璨，照亮北宋的一方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