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年何月起，躺平成为一个流行词，工作吧，简单重复，无休无止，晋升无望，创业吧，风险太大，机会渺茫。仿佛最佳的姿势，只剩下躺平了。有些人是被动地躺平，有些人是主动的躺平，不管怎么样，既然躺平了，就要找个舒服的姿势。

距今已有1600年的陶渊明就为我们提供了躺平的最佳姿势。陶渊明二十九岁才出来当官，前后折腾了十二年，实在受不了官场的风气，最后选择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归隐田园，耕读、创作二十二年，开创了中国田园诗先河，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新的境界。陶渊明闲适、恬淡，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也为后世提供了另一种人生选择。

刘敬宣与刘裕（刘敬宣传）

我们看他躺平后写的第一首诗，这首诗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首诗，也概括了陶渊明的一生。

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第二个阶段：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第三个阶段：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01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少无适俗韵，当时的“俗韵”是什么？

让我用粗浅的历史知识简单地介绍一个时代背景，陶渊明出生于东晋末年，东晋是士族门阀政治。士族就是长期在官僚结构中居于显赫位置，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处于社会上层的家族。

在政治上，他们把持着国家上层官僚机构的主要职位，使得平民出身的人无法向社会上层流动，就经济层面而言，士族往往占有大量财富与土地，属于富人阶层。

在社会文化方面，士族的成员往往通晓当时流行的魏晋玄学，老庄浮华之风盛行，门阀氏族多以玄雅风流自任，名士清谈逐渐流行，大多谈论都是《老子》、《庄子》、《易经》，当时成为“三玄”。

当时的门阀社会里，等级非常严苛，严苛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世说新语·方正》中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王胡之（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王家）曾在东山隐居过一段时间，那时很贫困。陶范（陶渊明的祖父）当时任乌程县令，就运了一船米送他。王胡之却拒绝接受，直言道：“我王胡之若是饥饿，自然会去谢尚（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谢家）那里索取食物，不需要你陶范施舍的米。也就是说，即使饿死，高门士族的人也不接受平常百姓的馈赠，即使是县令的馈赠都不接受。

这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士族出身的高门子弟自然成了历史的主角，有傲视一切的资本。而在当时，陶渊明不但不是历史的主角，甚至连配角都没有当上，就是一个有两句台词的群众演员。更让观众失望的是，这并不是一个逆袭成功的故事，而是折腾几番，没有任何成就，最后回家种田的故事。

陶渊明不喜欢清谈玄理，更不喜欢高门士族从骨子里流露出的优越感。这和他的出身有密切的关系。

陶渊明的家族可以追溯到他的曾祖父陶侃，陶侃年幼过着孤贫的生活，但依然执着地追求着家族的振兴。时势造英雄，西晋灭亡，陶侃在组建东晋政权的活动中，成为一位手握重兵的人物。虽然陶侃手握重兵，但是因为出生低微，与当时处于政权中轴和文化优越位置上的门阀士族始终是有隔膜的。

士族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历代高官；二、有众多的门生故吏；三、家学渊源；四、有田庄经济。在这四点上，陶侃都不具备。因此，也没有得到士族集团接纳，甚至都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尊重。在当时士族集团眼中，像陶侃这样的人，只是一介武夫，加上又是来自南方的土著，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只能归入他们所说的“小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寒门子弟。

作为南方土著，陶侃在面貌上与中原人士很可能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原名士们直接给陶侃送了一个侮辱性很强的外号——“溪狗”，大概意思或许是我们今天说的老土、土狗之类的。

陶侃作为一个以吏能进入仕途、并以军功致身高位的寒素出身的人物，提倡实干精神，重力行而不尚清谈玄远。陶侃生性节俭，勤于农事，常劝人要勤劳，不可安逸，要自强不息，总之，是一派儒家风尚，和当时老庄的浮华之风迥然不同。

受士族集团的打压，陶氏家族很快就没落了，陶渊明的祖父做到了太守（相当于今天的市长）职位，而陶渊明的父亲却没有任何官职，只能“寄情风云”“淡焉虚止”。陶渊明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生的，按照当时的门第标准，陶渊明只能算是寒素士人。

他们的家族虽然没有荫袭的特权，缺乏门阀士族那种起家清贵、平流进取的资格，但不等于他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往往有地方政治资源和家族背景。不管其家族原本的政治地位如何，到渊明自己的身上，完全是以寒庶士人自居了。并且愿意过士族看来是小人之事的躬耕生活。

陶渊明还有很深的“孤介”，“孤寒”意识，陶渊明的“孤介”情操：“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这种“孤介”的意识及心态的形成，虽然与其性格志趣有关，但是从社会的一方面来看，与其处于士族社会边缘、遭到门阀士族排斥的社会经历是分不开的。

陶渊明与当时的高门名士之间，有一种隔阂的心理。因为出生和家世的原因，被士族社会置于边缘地位，陶渊明也没有被动的接受这种结果，而是世既弃我，我亦弃世，主动地和高门士族主宰的世界保持疏远和距离。

出身和社会环境是无法选择的，主动的追求才体现陶渊明的可贵之处，从被动到主动，是寒素在遭遇社会排斥之后人格上的自我植立，这正是陶渊明这一位寒素士人的自觉追求。

少无适俗韵，陶渊明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一种是身份地位的不适应。因为出身和家世背景的原因，被高门士族所排挤。二是思想上的不适应。一方面受到儒家的影响，陶渊明仍然有经世济民的理想，在他的诗中有“猛志逸思海，骞翮（qiānhé）思远翥（zhù）”，大概的意思就是壮志超越四海，我要像鸟儿一样展翅远飞。这和当时清谈玄理的社会氛围并不融洽。另一方面，东晋时代，知识界读书风气很淡薄，玄学家不仅鄙视实干，同时也没有力学之精神，他们只从事于《老》、《庄》、《周易》和少部分佛典，甚至有些人连老庄都没有好好地读就大谈玄理。因为当时不少号称清谈家的，都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名士领袖王恭就说过：“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在这样一个读书风气淡薄的时代，陶渊明却是天性爱好读书，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陶渊明的读书，一不为清言玄谈，二不为穷经做注，陶渊明的读书真的是以读书为乐，不是为了饭桌聚会吹牛（当时叫清谈）。

陶渊明的不适应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本性中的“性本爱丘山”。喜欢自然的淳朴、祥和。陶渊明原是想过一种淳朴而单纯的生活的：“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陶渊明的“爱丘山”，还表现在他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桃花源》，桃花源是一个质朴自然化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也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

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中，没有物欲的执着，没有伦理的纠缠不清，只有精神的自由和生命自然的流淌，这样的陶渊明怎么能适应这个社会呢？

纵然有种种的不适应，但是陶渊明内心中始终有像他曾祖父陶侃一样，建功立业的激情，血液中流淌着豪侠，刚毅，依然有“猛志逸思海，骞翮（qiānhé）思远翥（zhù）”的志向。这样的志向和内心质朴求真的本性斗争了十二年。

02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误落尘网中，陶渊明确实是“误落”。但是这种“误落”更多的是迫不得已，主要是穷困。“畴昔苦长饥，投耒（lěi）去学仕”，这一去就是十二年。也是内心不断挣扎，充满矛盾十二年，在官场和田园之间举棋不定。

第一次当官

二十九岁这一年，陶渊明离开了田园，他出去当官的目的，只是因为家里贫穷，“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这时候的陶渊明可以说是已经饥寒交迫了，陶渊明八岁丧父，十二岁庶母卒，其后家园又为人所侵占。所以他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他这次当的官是江州祭酒，陶渊明显然是勉强的，他在诗里说：“志意多所耻”。内心为出仕而感到羞耻”。果然，没过多久，“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不久他就辞去了江州祭酒的职务，回到他的故里南山一带，过起了田园生活。

又不知道隔了一二年还是当年，州里又请他当主簿，但他却辞却了。像这种游移于进退之间，轮替在耕种和仕宦之中的生活，也便是他十二年中矛盾生活的一贯的情形。

第二次当官

二十九岁以后，陶渊明又在家里过了多久的田园生活，我们也知道得不确切。至少在他三十六岁那年以前，他又出来做官了，是做了镇军参军。这一次的参军是当刘牢之的参军。可是刚出来，他又后悔了，有可能对刘牢之不满，有可能他依然眷恋着他的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异乡风景已看倦，一心思念园田居。“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真实质朴之念在胸中，岂被人事所约束？于是，陶渊明又回到了田园。

第三次当官

大概还是因为生活的窘迫或者心中仍有不灭的理想。在陶渊明三十六岁的时候，他又出来做官了。这次陶渊明寄希望于桓玄，他崇拜的外祖孟嘉曾给桓温（桓玄的父亲）做过长史，当时名流如顾恺之等都是桓温、桓玄所接待的，这次陶渊明选择了有着新气象并爱待文士的桓玄，他大概参加建立了桓玄的新政治中心——江陵。去过以后，却也未必满意，同时他的心里还挂念着他的家人，他的田园生活，陶渊明的诗中说到“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热心于求官，不是我所愿意做的事，我依然留恋那隐居躬耕的生活。于是，陶渊明先后以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为借口，两次回浔阳老家探亲。隆安五年的冬天，他的亲生母亲孟氏去世，于是借口回家乡居丧，干脆离开了桓玄的军营。

第四次当官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三月，当时的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替他去京城递交一份辞职表。听说陶渊明是东晋名流陶侃之后，又曾为刘裕参军，故特示以“惠爱”，送给了他一个“参军”的虚衔，派他持表出使京城。陶渊明心里看不上这个闲职，但由于“耕植不足以自给”，人穷志短，也就顾不上闲职不闲职了。想不到他完成了出使京城的使命之后，这“参军”一职也自然解除了。以前都是他炒别人，这次却是人家炒了他的鱿鱼。

第五次当官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秋八月，陶渊明出来做了彭泽县令。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仕，也是最后一次在田园和仕途之间摇摆。对于这次的当官，陶渊明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大意就是家里贫穷，耕田植桑不足以供自己生活。孩子很多，米缸里没有存粮，维持生活所需的一切，没有办法解决。亲友大都劝我去做官，我心里也有这个念头，可是求官缺少门路。正赶上有奉使外出的官吏，地方大吏以爱惜人才为美德，叔父也因为我家境贫苦（替我设法），我就被委任到小县做官。

但是没过多久，就有归乡之情，为什么？“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本性任其自然，这是勉强不得的，饥寒虽然来得急迫，但是违背本意去做官，身心都感痛苦。过去为官做事，都是为了吃饭而役使自己。于是惆怅感慨，深深有愧于平生的志愿。适逢妹妹去世，自己请求免去官职，归隐田园。

陶渊明在官场痛苦挣扎了十二年，五次做官，五次归乡，本来的愿望是“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陶渊明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原本的愿望是效法圣人，忠于君，孝于亲，信于亲朋，真心诚意的对待一切。然而现实却是“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官场政治就像一张又大又密的网一样，把鱼和鸟都吓跑了，警觉的人都辞官逃到山林种田去了。

现实政治的黑暗，官场的勾心斗角以及陶渊明本性热爱田园和自由，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归隐。“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宁可穷也要坚持自己的本意，不再委屈自己而身心疲惫。从此陶渊明便“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结束了官场的生涯，选择回家种地。

03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终于逃离了官场的生活，陶渊明感到了身心的畅快，“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zǐ）。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一边种着庄稼，一边欣赏着良辰美景，有时登上东边山坡放声长啸，有时傍着清清的溪流把诗歌吟唱。生命随着时间自然流淌，直到尽头，乐天知命，度过余生，这一切才是最真实、最畅快的体验，没有任何可怀疑的。陶渊明在仕途徘徊犹豫了十二年，现在乐天知命，顺应本心，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犹豫的了。

归隐田园后，陶渊明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安静祥和的田园风光：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这就是陶渊明躺平以后的生活场景，这样的生活想必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它不在于现实当中如何，而是为人们构建了生活中另一种可能。用他平实、质朴的诗句为人们建构了一座桃花源，让疲惫的人们也能找到些许的安慰。

由于心情的畅快，陶渊明一口气写了五首《归田园居》，除了写他田园的风光外，还写了他田园的耕作和邻里的交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相见不谈世俗之事，只说说田园桑麻长的怎么样。“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此时的陶渊明可能农活并不是特别在行，导致草盛豆苗稀，但并没有磨灭陶渊明的兴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一大早就去田里除草，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来。

除了农活，陶渊明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陶渊明生性旷达，喜好饮酒，但是家里还没有钱，常常没有酒喝，亲朋好友都知道陶渊明爱喝酒，每次有好酒都让陶渊明来喝，每次喝酒还都喝醉。

在农活之余，陶渊明同样喜爱读书：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春耕已经结束，陶渊明余下的时间可以读书了，因为住在深巷中，故人朋友的车都进不来，这样就更没有人打扰了。可以泛读《周王传》，也可以浏览《山海图》，俯仰之间，洞察宇宙之理，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嘛。

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从读书中得到快乐，而不是当做攫取名利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得到乐趣。

远离世俗的生活，让陶渊明真正的找到了自我，“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在心里远离了世俗，才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用和世俗对抗，不用理会他人的误解“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总之，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获得了复得返自然的快乐，除了农活，就是喝酒、读书。当然也不会忘了晒朋友圈。

陶渊明归隐后，过了几年离群索居的日子，后来一场大火，把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都给烧了，没办法，只好搬家到南村一带，这次搬家也部分的改变了陶渊明的生活。在南村一带，有一些和陶渊明一样隐迹田园的人士，陶渊明和他们多有交往。“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在春天阳光明媚或者秋高气爽时节，陶渊明和这些文人雅士一起登高赋诗，聚会饮酒，相谈甚欢。并且能和这些文人雅士“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相互切磋文章，这种与友人“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到处游玩，忘记了时间的生活，给渊明晚年的隐居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想陶渊明的诗歌也是通过这些朋友流传出去的，这才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这样一位伟大的田园诗人。

虽然陶渊明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但他对自然山水、田园生活的审美意识仍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少年时便耕读于乡村，早年的田园生活是淳朴、自然的，带有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天然性。只有进入仕途之后，有了一种深刻的对比，才真正发现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价值，他才变成一个自觉地向往隐逸的诗人。

04陶渊明的生命观

我们又回到陶渊明归隐问题，纵然有仕途艰难，本性热爱恬淡自由的原因，但陶渊明归隐最终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他的生命观。

陶渊明晚年写了《形影神三首》，这组诗表达了他对生命的体悟和认识，也是陶渊明的立言诗。

第一首诗《形赠影》，诗中说道“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天地能长长久久，草木能一岁一枯荣，但是人死了就万事俱灭，什么都没有了。因此要“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用李白的一句诗更能解释陶渊明这首诗的主旨，那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第二首诗《影答形》，“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在第一首诗中肯定“形”，而第二首诗进一步推进，相比儒家强调的“立德、立言、立功”，仅仅满足身体物质的欲望就等而下之了。

第三首诗《神释》，“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倘若如“形”所说，每天喝点酒，或许可以暂时缓解不能长生的苦恼，但是长期下去伤身子，说不定不但不能长生，反而减寿了。倘若如“影”所说，多做善事确实是件好事。可是留名于世是那么容易吗？又有谁来赞誉你的名声呢？老想着这些事啊，实在有损我们的生命，不如顺应天命，放浪与造化之间。听从天的安排，顺其自然，不因长生而喜，也不因短寿而悲。待到老天安排人生到了尽头，那就到了。此外，不要为这些多虑了吧。第三首诗，否定了“形”和“影”的生命观，“形”乞求长生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到最后也是身没名亦尽，只有像“神”一样，顺应自然，遨游天地之间，才能摆脱“形”和“影”的束缚。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陶渊明放弃世俗物质的享受，放弃名利的追求，而归隐田园，陶渊明追求的是真正的逍遥和自然，逍遥于天地间和自然的本性才是陶渊明最珍视的。在这种生命观下，加上田园的生活，才开创了中国田园诗派。陶渊明自然也成为中国田园诗派第一人。

躺平的最佳姿势就是发现、发挥内在真正的自我，让自我主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