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天生爱静，有人天生爱动。不仅人如此，社会制度也如此。不信，你可以看看咱们中国古代，再看看资本主义社会。

原封不动的意思是什么写出两个原封不动的近义词（原封不动的近义词是什么）

古代中国，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状态下的中国，2000多年没有多大变化。

生产力虽然有所进步，但生产工具基本是铁制工具。生产关系方面，仍然是以铁制工具为中轴的基本经济配置。以土地占有者为中心，地租形式虽然从徭役地租经由实物地租发展到了货币地租，基本经济剥削关系始终未变。

此外，发端于商鞅变法，在秦始皇时代普遍推行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到了清朝仍然在沿用。两千多年的演进阶段里面，具体官制构成虽然在适应性地弹性变化，三省六部制的根本权力架构却保持如初。

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有如此稳定的国家形态呢？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地理环境比较封闭的结果。东边靠近大海，西边是青藏高原，外面的因素很难进来，不可能对中国产生足够冲击，所以显得很稳定。

这样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相对封闭的环境确实能够延缓外来因素的催化，从而可以使这个环境中的人和事情变化得比较缓慢。但它并不是根本原因。如果外因确实非常迫切，外来因素冲击力非常大，即便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封闭，也不可能完全堵住与外界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中国内部如果有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内动力，那么即便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挡外部因素的冲击，客观上仍会不断更新。所以，把中国稳定缺乏变化归结为地理环境，这是不妥当的。

金观涛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长达两千年保持稳定，主要是因为它内涵着“超稳定结构”。意思是说，中国社会因为支架点众多，所以它们足以支撑起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结构，从而使之稳定难移。

这个假设和论证，可以较大启发人们的思维。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因为中国之所以持续两千年保持稳定，并不仅仅是中国是个超稳定结构，或者说超稳定结构并不是中国保持稳定的根本原因。

如果这确实是根本原因，那么到晚清时期，中国的超稳定结构仍然延续着，为什么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呢？诸多历史事实表明，中国之所以在近代以来，发生如康有为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产生了剧烈的内动因子。

而且，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超稳定结构”？只有在社会制度符合它的需要，也就是说可以为这个超稳定结构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力量的时候，它才会稳定存续下去。由此形成的超稳定结构，才会真正成为超稳定结构，进而发挥出按摩振动、消除颠簸的促稳作用。

这就意味着，中国长达两千年的稳定的封建社会，根本原因还在于封建社会内在产生稳定因素，社会制度产生的内动因子并不大。而这个促进变化的内动因子，我们却可以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身上提取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这样阐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他们在此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内动因子，就是必须“不断地进行革命”，他们才能生存下去。什么是生存条件？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所以，这些生存条件就决定了它的生死存亡。因为生存是最重要的，这些生存条件就是该事物存在和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

马克思他们这里所说的“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主要指的是封建社会中手工业阶层和其他类似群体。为什么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过去的一切工人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呢？

因为只有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生产方式，对这些阶级才是最有利的。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就是通过这种旧生产方式来确保自己能够不断获利以生存，不断再生产自己。所以，从阶级生存和阶级复制角度来看，原封不动地保持是最好的和最有利的。由此，他们可以稳定循环和稳定生存。

但资产阶级就很不一样了，它的生存条件是不断革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产阶级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境域之中。这个境域中，资本家必须实现商品，才能使自己的生产循环继续下去。要想实现商品，就必须面对整个社会竞争格局，以及由这个格局所催生的社会平均利润率。

处于平均利润率之下的资本家，是要赔钱的。只有在平均利润率之上的资本家，才能够赚钱，自己的企业才能生存下去。每个资本家都想让自己的生产效率所带来的利润回报率，能够超过平均利润率，这样自己才能赚钱而不是赔钱。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资本家就必须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打造出有确切竞争力的优质产品。一句话，他们必须不断自我更新，不断自我革命。尽管不少资本家确实因为已经处于获利安全岛地位，因而有暂缓技术革新的空间，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却是要不断革命的。

因为他们都有不断革命、不断推出新产品的内在动力。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就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由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和时代，内在表现就是不断变动和动荡。结果，“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安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变动，振动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在决定着社会的相对静止和不断变动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从经济中的第一对象的本性要求来考量。封建社会时代，经济的第一对象即核心载体是土地。土地生产产品的基本特征，内在要求生产配置稳定，就是说稳定更加有利于土地产品的不断循环。当时，整个国家内部的利益机会大致均衡，所以很难有不断流动的动力。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第一对象则是商品。商品只有在整个社会的消费链中不断运动，才能不断实现。谁的流动性更强，谁更能获利。这是它的内在获利本性，也因此产生强大的内动性。由此，第一对象自我实现的内在活动因子是多是少，由此产生的活跃度是高是低，将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变动频率。

这就意味着，第一对象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决定了该社会中影响整体表现的经济本性。它内在要求安定还是变动，直接决定了经济活跃程度。第一对象决定的内动因子大小，将直接影响第一阶级的生存条件，以及它的经济表现。

如我们所看到的，封建社会中，第一对象决定的是内在安定，内动因子稀薄，内在变动力量明显不足。它只有在多数人难以生存下去的时代，才会与他们的生存运动结合起来产生适度作用，如古代中国历次的改朝换代。整个社会就显得安定有序，很多年过去了，基本模式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社会内部的变动，基本限于土地归属权的高低流动，比如土地兼并或者土地再分配，而不是土地收益方式带来质变，因此也不会带来根本更新。

资本主义社会中，内动因子活力很强。第一阶级为了在残酷竞争中活下去，需要不断原子式裂变，所以整个社会就必须在不断更新和变动中自我升华。这个时代的内动，是发自制度本性的，是由制度本性延伸出来的内在要求。所以，这样的社会就内在要求不断对外扩展或者本域翻新。

说到底，核心经济对象的动力度，是社会内动程度的决定因素。伴随着它的不同，不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社会生存模式已经发生质变。自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土地都是第一对象，所以肉眼可见的就是社会很稳定，很多年过去，变化也很小。这是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时代。

而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能动性有了质的提高，对自然资源的直接依赖，变更为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由此，人类从低度能动阶段进入了中度能动阶段。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还是要匍匐于客观规律，受客观规律的驱动，但是这种匍匐已经是可以半度直起腰来的感觉了。

在考察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动性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制度交替期这个元素。如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是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制度交替期，当时出现了基于阶级激烈对抗的社会活跃。诸子百家、战国兼并等等，都是社会不断更新的表现。但必须强调，这是暂时亢奋，不是制度常态。伴随着制度交替完成，经济活动就回归了本性常态，即以土地为核心载体，整个社会趋于稳定和安静。

由上所述，社会第一经济对象自我实现所产生的内动因子浓度大小，内动因子的本位力量大小，将直接决定整个社会的动力感大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运动频率。也因此，中国古代两千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呈现出了超稳定结构；而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起，就不间断地到处扩张，到处活动，甚至唯恐天下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