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11日晚，正在北京参加计划工作会议的杨拯民，接到了受邀参加“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的通知，应邀时间在明天。

赵寿山（赵寿山子）

这场招待会由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主持，张学良兄弟张学思、张学铭也会出席，另有东北、西北方面相关人士南汉宸、赵寿山、孔从洲等20余人应邀到会。

杨拯民静静地陷入了沉思，身为杨虎城的儿子，他理应出席参加。

于是，他便接受了邀请。

12日晚上6点，招待会如期举办，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相偕而来。经过短暂的寒暄后，晚会正式开始，此次晚会的核心内容是对杨虎城将军的缅怀及仍在软禁的张学良思念之情。

酒会过半时，张学思主动向周总理敬酒，兴许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被日本人炸死、弟弟还在他乡深陷囹圄，作书忏悔”，他一时没能控制不住情绪，在总理面前哭了出来。

见张学思哭成泪人，周总理也流出了眼泪，他右手端着酒杯，左手握住张学思的肩膀，共同思念这位有过英勇事迹的将军。各位看到此般场景，无不为之动容。

一旁的杨拯民克制住了情绪，他快步走上前向周总理敬酒，说：“多少年来，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有一件事总不甘心！”

周总理眼前一亮，目光似乎在告诉杨拯民继续说下去......

杨拯民缓了口气，说道：

作为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此番话的言外之意便是：他想要为父亲杨虎城还一个公道。

面对这个要求，周恩来将作何回应？《西安半月记》究竟有何错误，是否真的在扭曲历史？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杨拯民的愿望，以及西安事变史料编写的罗生门风云。

【西安事变罗生门】

在60年代，解放前的一些历史参考资料还在整理阶段，人们想要了解真实的历史，还是要费些功夫的。

“西安事变”也是如此，从西安事变爆发之初，到后来整理事变经过，再到最后事件的定性，在当时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官方叙述材料。唯独可供人们了解的，是1937年6月蒋介石在南京中正书局出版的《西安半月记》。

这是一本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撰写的日记体书籍，在当时引起了不小轰动。

杨拯民第一时间得到此书，读完后愤慨不已。如今逝者如川已无法挽回，可父亲的名声不能被曲解！此事成了杨拯民解不开的心结。

因此在1961年，杨拯民向周总理提出了修订西安事变历史资料的请求。

于是便有了开头中所提到的那一幕。

西安事变的过程不再多赘述，关键在于：蒋介石为何故意歪曲事实，将如此主观的日记改编本作为西安事变的民国官方材料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期写日记的经过说起。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押。直到12月26日，蒋介石乘飞机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才将风波告一段落。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并没有立刻放松，南京国民政府需要了解西安事变得详细经过，但蒋介石以生病为由一直拒绝正面回答问题。

之后，蒋介石打算用《西安事变日记》作为佐证材料，给南京国民政府一个解释。

蒋介石素来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在西安被扣押期间，因为身边没有笔墨，所以日记并没有写。直至1937年1月，蒋介石开始补写日记。数日后，《西安事变日记》初稿已经写完。

2月2日，蒋介石移居杭州养伤，他思前想去，觉得日记材料还有些不妥，于是他准备召集陈布雷捉刀代笔，“完善”这份材料。

蒋介石抵达杭州当日，立即召集陈布雷前往西湖澄庐，并让陈布雷带一个好医生过来。当日晚，陈布雷携医师郑祖穆前往官邸。见到陈布雷，蒋介石将《西安事变日记》递给陈布雷，告诉他要用这本日记作为蓝本，重新整理出一本全新的日记体资料。

陈布雷听到这里，顿时有些犹豫。

对蒋介石而言，这件事一定是莫大的耻辱，他听出了蒋介石的弦外之音：一定要以蒋介石的正面形象去重新编写西安事变的经过。

陈布雷还是有文人傲骨的，对于这种篡改事实的行为，他本能要回避，但又无法直接拒绝。于是陈布雷推辞说：“我没去西安，不清楚事情的经过，蒋公交给我主笔，恐怕不合适吧？”

谁知蒋介石面容凝重，厉声说道：“你只管放心去写，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话已至此，陈布雷也没再多说什么，接过日记便回去整理编写了。编写期间，陈布雷询问了蒋介石的陪同人员，包括后来赶到西安的宋子文。在大致了解事件真相后，他只觉得手里的工作愈加难办，但又不能不写。

于是在2月11日，陈布雷硬着头皮将初稿写完，递交给蒋介石。

陈布雷的初稿中，对事件的经过主体没有太多修改，只是订正了一些地点和人名的错误，例如蒋介石翻墙逃跑经过的”山神庙“被误认为“骊山娘庙”，捉到蒋介石的张学良卫队营第二营营长沈铭久更正为孙铭久等。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初稿比较不满，拿到初稿后，他立即便伏案进行修改，并责令陈布雷多加一些自己的内心描写以及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批判，言辞可以更为犀利。

接过修改意见的陈布雷有些汗颜，这个“坏人”看来他是当定了。无奈之下，陈布雷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再次修改了几份样稿，这才得到蒋介石的满意。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安半月记》问世不久，由宋美龄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相继出版。书中对国军主战派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评价与《西安半月记》存在很大分歧。

蒋介石曾多次劝说夫人宋美龄修改书稿，但屡遭拒绝。

西安事变得真相又一次变得众说纷纭。

除了对张、杨二人个人的污蔑，《西安半月记》在事实记述上也存在避重就轻的问题。

例如蒋介石在被关押期间，张学良与蒋百里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可劝说内容在书中没有充分体现。书中只交代了蒋介石会见周恩来，但对其谈话内容与会议经过只字未提。

正当事件争论尚未明了之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统一抗战阶段，西安事变的真相问题就告一段落了。待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接踵而至，此时前民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官方解释仍以《西安半月记》为主要材料。

而此事，也因此成为了杨拯民心中的“不甘心”。

难道自己的父亲真的是“罪人”吗？张学良真的该被终身软禁吗？杨拯民自幼与父亲随军，他知道自己父亲是什么样的军人，蒋介石对杨虎城的评价，他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自己父亲的名誉以及事情的真相，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所以，杨拯民这才用1961年这次招待会的机会，与周总理详谈这个问题。

讲到这里，我们回到1961年的招待会上，周总理在听完杨拯民的建议后，会怎么做呢？

好，时间被拉回到1961年的那次招待会上。

周总理听完，放下酒杯，郑重地回答道：“你这个建议很好！不过最好由第三方有关部门人士组织工作，把它搞出来。”

说罢，周总理要求关于西安事变历史的相关事宜交给中央统战部来处理。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在场，他当即答应杨拯民一定会客观、公正收集西安事变材料，为杨将军正名。

周总理这个回答做得精妙高明。周总理很清楚这是一件严肃的历史问题，既然是历史，就要做到客观、真实。同时，周总理主动避嫌，让第三方处理此问题。

杨拯民听完周总理的回答，佩服之余，心中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统战部在接到任务后，对西安事变的材料整理工作高度重视，不但汇集了延安方面的材料，也对国民党方面的相关人士一一进行询问。也因此，中学历史课本中的西安事变才有了更公允的评价。而蒋介石日记的真实程度，越来越遭到史学家们的质疑与批判。

2003年，蒋介石孙媳方智怡公开了《西安事变日记》的影印本，随后出版了《蒋中正西安事变日记》。蒋介石原版日记终于公布于众。

在日记内容中，蒋介石从12月12日起就停止了记录，西安事变日记补写的事实得到了证明。

另一方面，补写日记中，从13日到26日的内容都比较简短，全文不过7000余字，且事件时间线混乱，记叙存在多处逻辑错误。而由这本日记编写的《西安半月记》正文1.5万字，内容是原版日记的一倍。原版日记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主观描写较多，因此蒋介石亲笔参与并修改的《西安半月记》不足以还原西安事变得真相。

关于这本书的定性，史学家们认为这是一本“蒋介石试图挽尊”的书，是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五届三中全会的应急作品，目的是维护个人形象以及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至此，西安事变得真相得以还原。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半月记》的主笔陈布雷在1948年自杀身亡。

据其家人回忆，陈布雷自杀的原因主要来自于蒋介石，身为文人，陈布雷痛恨军阀的暴行，也为自己成为蒋的喉舌感到耻辱与羞愧。其中关于西安事变的篡改，也是自杀原因之一。

杨拯民的赤子之心，我们都能够从中体会。历史上的当事人总有离去的一天，但铭记历史的责任却肩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历史应该被正确对待，它就像一座雕像，永远在时间的长征路上矗立着，但它不应该被涂上莫须有的颜色，它的沧桑与风霜才是真正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