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田中奏折原文）

1928年6月1日这天是个星期五，在日本东京一座豪宅里，华侨巨商蔡智堪正在家中宴请日本国会议员中野正刚一行。

这时，忽然快递送来一个从中国东北沈阳寄来的一个包裹，蔡智堪立即起身将包裹放进了内室中。

宴会结束后，蔡智堪把中野正刚一行人送出大门，他返身回到屋内，把门关好。然后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是一个月饼盒。

蔡智堪就把当中的一块月饼掰开，里面露出一封简短的密信。

这封密信是东北政府负责外交事务、时任张学良办公室秘书主任王家桢用水笔写来的。

密信只有简短的几行字，上面写着：“据美英使领馆方面来的消息，日本内阁有一份《田中首相奏章》，对我国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落款是树人。

“树人”是王家桢的代号。王家桢是他的密友。 蔡智堪看完这封密信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这事关日本侵华的最高核心机密与中国的生死存亡，如果能获取这份情报将对中国的抗日救亡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何才能把这份绝密文件搞到手，蔡智堪没有把握，他冥思苦想，彻夜未眠没有主意。

那么，王家桢让蔡智堪全力弄到这份《田中首相奏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事还得从1927年8月16日日本在占领地大连开的一次会议说起。

当时在大连召开的这次会议是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亲自主持召开的。

参会人员都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官员。会议研究和讨论了侵华政策和相关的重大问题，最后一致通过，制定出《对华政策纲领》，形成了日本侵略东三省的系统计划。

会后，田中义一将这次会议的全部表决结果写成奏折上奏给日本裕仁天皇。

这份奏折里面的核心内容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必先征服中国。”主张日本迅速向满蒙挺进，加快对中国东三省侵略扩张的步伐。

裕仁天皇阅读后，就召开了内阁会议，会上日本政界党魁意见不统一，于是裕仁天皇只好暂时把计划搁置，将这份会议纪要藏在了日本皇宫内的皇家书库中。

当时的日本皇宫建筑有大门24个，偏门36个。配有几十个日本武士手持长刀日夜看守。戒备极其森严。

而且各门前都设有长桥，凡是偷渡长桥者被日本武士发现都先砍断手足，然后再处死，所以人称为“断足桥”。

所以，这份《田中奏折》藏在书库里，一般人想要进去比登天还难。

虽然日本内阁的这份机密文件内容不被外人所知，但还是被美英等国的情报机构获知了，触摸到了嗅觉。他们派出情报人员千方百计想得到这份绝密文件，甚至开出天价要购买这份情报，但在日本警方的严密看守下，各国情报人员谁也没有取得成功。”

因此，蔡智堪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困难极大，他反复斟酌之后终于想出来一个计策。

二、

蔡智堪原籍在台湾苗栗县，1888年他出生后于日本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

蔡智堪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在东京开设了“蔡丰源贸易厅“进行出口业务，获利丰厚，并在南洋拥有咖啡及橡胶园，自己有货船航行于各地。

蔡智堪成为巨商大贾后，却不忘祖国，时刻为祖国的存亡兴衰而尽心尽力。

他早在清末就加入了同盟会，以丰厚的财力支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

这次，他接到张学良交给的任务后，深知要完成这一任务非常艰难，一旦出现差错，身家性命会遭到危险，但事关祖国存亡的安危，此时他早已把危险放在一边。

由于蔡智堪自小就在日本长大，是个地道的日本通。他经常来往于各界，因而他对日本高层的情况了如指掌，在政界上有几位高层官员是他的好友。

因此，蔡智堪详细尽分析了日本政局的状况，经过反复酝酿后，觉得政友会与民政党之间因党派之争，政策分歧展开激烈的内斗。可以利用这一点，说服民政党党首反对田中用武力侵华政策，想办法让他们公开这个秘密文件，这样可以导致政友会内阁倒台，但这是一步险棋。但事到如今，只有这唯一的办法可行。

于是，次日一早，蔡智堪就来到了日本民政党官邸找到时任内务大臣的床次竹二，因为他知道床次竹二和田中之间矛盾很深。

床次竹二反对《田中奏折》的侵华计划，认为当时日本国内经济不足以准备战争。若立即实施田中计划，发动侵华战争，不仅国民生活受影响，而且势必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加剧时局的动荡，危害皇室的地位。因此，田中想尽办法破坏田中计划的实施。

当蔡智堪敲门进来时，床次竹二一眼看到了蔡智堪手里拎着的包，当蔡智堪把包放在他面前时，床次竹二打开一看，里面正是他喜欢的鸦片烟和五加皮酒。

床次竹二嘿嘿一笑说：“山口君带着礼物来，一定是有事找我！”

蔡智堪因为和床次竹二关系不错，所以他也不隐瞒，直接了当向他建议应设法公开《田中奏折》，借以打击“政友会”，推翻田中内阁，让民政党重新上台的计划。

床次竹二闻听大喜，一口答应帮他打听这份绝密文件放在什么地方。

几天后，床次竹二给蔡智堪打了个电话，要他准备丰盛的晚宴招待他。蔡智堪一听喜出望外，知道大功告成。

于是，蔡智堪在豪宅里举办酒宴，特地派特级大厨做了一桌中国菜，还把最好的五加皮酒拿来。然后把床次竹二以及前内务大臣牧野伸显等元老请来。

当时日本的政党首领都很穷，这些人都与蔡智堪有密切往来，因为只有蔡智堪有实力能源源不断供给他们喜欢的鸦片烟和五加皮酒。

在宴会上，床次竹二和蔡智堪先后讲话，指出《田中奏折》对日本皇家的危害，牧野等人纷纷赞同。

一星期后，床次竹二把蔡智堪找到办公室说：“我和牧野君商量好了，如果中国政府敢将《田中奏折》公布于世，我们这些元老就可以利用英美的舆论，阻止田中的武力政策。但是前提是中国政府必须能承诺这一点。

蔡智堪听完，当即秘电请示王家桢。王家桢也回电答应了。

于是，床次竹二就和牧野按照计划，由牧野令其妾弟，时任在皇室书库中担任管理官员的山下勇为蔡智堪搞到了一张“皇室临时通行牌72号”。然后再由山下勇把蔡智堪带进书库，秘密在皇家书库中抄写《田中奏折》。

三、

1928年6月26日深夜，蔡智堪手持金质盾形的“皇室临时通行牌”，乔装成一名裱糊匠，由山下勇领路来到皇宫。

皇家书库在皇宫西丸大年门内，他们原计划是从“断足桥”这里进去，但发现这桥很长，四面没有隐蔽的地方，为安全起见，山下勇决定改走“红叶山下的御门”。这样他们进入皇家书库时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了。山下勇早已安排好库管西尾宽在此等候。

于是西尾宽取出《田中奏折》。

蔡智堪一看这《田中奏折》都是用日本内阁专用纸卷写的，共有六七十张，长达三四万字。

于是，蔡智堪就将随身准备好的民政党总裁专用薄质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出。

由于这份奏折太长，当夜未抄完，次日蔡智堪再次去书库才完成。

蔡智堪得手后，就将手抄本铺在新买的皮箱底夹层中，然后亲自离开日本，去往沈阳。

当蔡智堪风尘仆仆回国见到王家桢后，王家桢兴奋不已，他安排蔡智堪休息后，立即拿着绝密文件去见张学良。

张学良过目后，不敢耽搁，次日就命王家桢带着手抄本文件赶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报告。

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夕，南京政府以白皮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布了《田中奏折》。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与计划步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田中奏折》公开后，引起世界轰动，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中外震惊。

日本当局狼狈不堪，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后，田中内阁代表极力狡辩，指责《田中奏折》为中国伪造，中方代表就这份文件是从日本皇室书库中抄出的事泄露出来。

结果引起日本政府的追查，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等全体28人全部被免官，不久，蔡智堪被捕入狱。他的豪也被日本政府强占，其个人产业价值200万日元也被没收。

蔡智堪入狱后，经各方解救才出狱。1937年七七事变后，蔡智堪在东京已经难以立足，于是就辗转回到台湾后，继续以经商为掩护，在广州珠江进行抗日情报搜集工作。不料被日军发觉，蔡智堪再次被关进日本人设在台湾的监狱。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光复，蔡智堪才得以出狱。1955年蔡智堪因病在台湾故里逝世，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