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1924年11月5日，鹿锺麟奉冯玉祥之命把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被迫暂避醇王府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曹锟的统治，旋后冯玉祥又派鹿锺麟进入紫禁城，废除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图一)。溥仪等人不得不仓皇离开紫禁城，移居醇王府。不久又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庇护下，迁居天津日租界静园(图二)。

汪兆镛世系（汪兆镛诗词）

图二静园外景

溥仪出宫，遗老群体无不为之哗然，纷纷指责冯玉祥“逼宫”，但也无可奈何。王舟瑶闻知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消息后，悲愤异常，提笔赋诗一首：“惟有忠心耿不灭，未能亲见中兴年”[25]。不难看出，王舟瑶表达了对复辟无望的哀叹。次年，王舟瑶即忧郁而终。

正当紫禁城后宫秩序纷乱的时候，却未见东华门内清史馆的赵尔巽等人对冯玉祥驱逐溥仪作何反应。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此刻的赵尔巽即使心怀故主，但是面对清史馆经费不继的窘境，唯有故作镇定而已。他所关心的更多是如何维持清史馆的运作，而不是迎接溥仪重登大宝。

溥仪出宫后，民国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筹备处。故宫博物院筹备处对清史馆未加干预，但也无意将清史编修纳入自己的筹备工作之内。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清史馆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许多编修人员因为薪酬无着或碍于自身年事健康状况，纷纷辞职。赵尔巽见状，颇为着急。

1926年，就在清史馆面临经费危机时，张作霖率领奉军联合直系吴佩孚，在南口大战击败冯玉祥国民军，掌管北京政府。曾一度在清史馆任职又离京投奔张作霖的袁金铠也随同奉军南下进京，游走于北京政界。

图三溥仪与郑孝胥会见英国驻津领事馆官员

辛亥革命前，袁金铠曾任奉天谘议局副议长，与赵尔巽有比较密切的私人交往。因而，赵尔巽希望通过袁金铠的关系，请求张作霖在财力上支持清史馆的运作。袁金铠欣然承诺，向张作霖报告清史馆的窘境。文化程度不高的张作霖对清史编修并无兴趣，但是赵尔巽曾是自己在东北的上级，因而对赵尔巽所主持的清史馆心生恻隐，遂批准向清史馆拨款。

清史馆终于重获甘霖。然而，伴随着期待已久的经费到位的同时，却又发生袁金铠安排亲信金梁，排挤赵尔巽的风波。袁金铠本人以清史馆恩人自居，有意由自己把持清史馆。袁金铠本人虽然曾在清史馆参加过编修工作，但是其人品和才学都难以得到清史馆编修者们的认同。于是，袁金铠就邀请史学造诣较为深厚的金梁进入清史馆。

金梁，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号息候、小肃，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浙江杭州。光绪三十年(1904年)，金梁中进士。金梁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议、奉天旗务处总办、新民府知府、清丈局局长、政务厅厅长。在奉天任职期间，金梁和赵尔巽、袁金铠都有较为密切的私交。

清亡后，金梁是逊清遗老的中坚。清史馆成立后，金梁和小朝廷的遗老们一样，没有参加编修工作，把精力放在王朝复辟上(图三)。金梁紧随溥仪，多次进宫拜谒。1917年7月，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京，驱逐黎元洪，扶持溥仪“复辟”。金梁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

溥仪被迫离宫后，金梁和其他遗老一样，对越来越渺茫的复辟持悲观态度。1925年元旦，避居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的溥仪接受遗老们的“朝贺”。金梁面对所谓的“今上”，情绪失控，放声大哭而去。

情绪低落的金梁在北京寓所中以题字作画为生。接到袁金铠的邀请后，金梁表示应允，随同袁金铠面见赵尔巽。金梁要求授予自己协修的头衔，赵尔巽拒绝，仅让金梁担任校对。金梁遂以“校对”的名义进入清史馆。

金梁进入清史馆后，对编修工作极为投入。“排日付印，如编新闻者，主笔督催，手民侍立，无复有片刻之暇……随引随发，前后不遑兼顾。”[26]但是，金梁本人的工作并没有得到清史馆其他编修者的认同，不仅赵尔巽对他有一定的成见，其他编修者也对金梁有看法。赵尔巽病故后，曾经撰写《新元史》的柯绍忞以代理馆长身份主持清史馆。但此时柯绍忞年事已高，精力严重不济，记忆力减退，手颤不已，书写文字潦草难识，“别人不识，自己亦不能辨”[27]。年富力强的金梁对柯绍忞多有嘲讽，曾撰文暗中讽刺柯劭忞惟知敷衍，“对客多奖进，见人文字，辄曰好好”[28]。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二次北伐”，进逼京津，张作霖退守关外，不久发生皇姑屯事件。北京局势的动荡，使清史馆再次陷入经费枯竭的困境。金梁不得已，加快进度。“史稿五百卷乃十之七八校刊未竣……不得已，携归私寓，日夕赶办，撰校兼行，一月之内，补至百卷。”[29]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当时，书稿还剩一些未校刻，金梁雇用马车，将这批书稿移归寓所继续校刻。金梁趁此增改稿件，私开职名，私作校刻记并自称总阅。在没有得到其他编修者同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加入张勋、康有为和张彪三人的传记。金梁为自己这一举动解释道：

余为清史撰“张康合传”，论引《明史·遗臣传》。盖一朝史传，以事传人，亦以人传事。张、康二人，例应有传，而复辟出宫，事皆在后，亦无此无以附见。然此非深知史事者，不能与之言也。难矣。[30]

金梁在《四朝佚闻》中又解释道：“张勋传兼详复辟，康有为传兼叙移宫，皆各有立言之要，非贸焉撰笔而已。”[31]

此次刊印，共印书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被金梁运往关外发行，这批书称为关外本(亦称关外一次本)，是《清史稿》最初的版本。

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清史稿》原稿私自作了改动，代馆长柯劭忞遂召集王树枏、夏孙桐、金兆丰、张书云、戴锡章、奭良、朱师辙等讨论此事，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决定将北京的存书，进行抽换、改动，由朱师辙具体执行。此本称为关内本。后来，金梁又在关外一次本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是为关外二次本。通行的中华书局本《清史稿》即以金梁的关外二次本为基础，参考其他版本整理而成。

金梁与其他编纂成员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私人恩怨的成分，与清史馆成立前围绕是否参加编修清史的对立有所不同。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日本引诱溥仪的迹象日渐彰显，完成编修工作的遗老大都不再和溥仪往来。前所述及的张尔田，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日本成立东方文化协会，邀请张尔田编修《四库全书提要》，遭到张尔田的拒绝。邓之诚在为其写的小传中，称赞张尔田拒绝附逆的气节：“君本顽殷，倭方纳逊帝，乃推中夏之义，不与倭并存，何其壮也。”[32]

……

注释：

[25]汪兆镛：《二品衔广东候补道员王君家传》，汪兆镛：《微尚斋杂文》卷五，民国三十年(1941年)刻，第5页。

[26][29]金梁：《清史稿回忆录》，《逸经》1936年第10期。

[27][28]金梁：《柯凤老》，《瓜圃述异》，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20页。

[30]金梁：《瓜圃丛刊叙录》，《瓜圃述异》，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4页。

[31]金梁：《光宣列传书后》，《四朝佚闻》，复东印刷局，1936年，第46页。

[32]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六，团结出版社，1995年，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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