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三年至五年（1853——1855年）太平军为攻取中原及帝都北京而进行的战斗，史称“太平军扫北”。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派天官副丞相（天朝官名）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部北伐。5月，北伐军自扬州誓师出发，开至浦口（今南京市浦口区），与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秋官正丞相朱锡坤等部会合，全军两万余人（还有史料说数万人），先后接踵北上。悲壮的太平军北伐序幕就此缓缓拉开。

北伐军遵照天王、东王关于“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无）贪攻城夺地”之命令，迅速进入安徽，连克滁州、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亳州等重镇，势如破竹。6月，大败清河南巡抚陆应榖所率的豫军，占领重镇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接着围攻开封，久攻未下，随即进驻朱仙镇，派人返京，报告北伐军攻入河南后的战况。旋即于珙县、汜水一带搜集船只渡过黄河。因船少人多，清军又大举追至，部分将士未能渡河，被迫经新郑、长葛、确山等地南归，辗转至湖北麻城。8月，抵达安徽太湖一带，后与西征军会合。

太平天国北伐（太平天国北伐的将领是谁）

北伐军主力渡过黄河后，一举攻克温县，围攻怀庆（今河南沁阳），因守军顽强抵抗，争夺激烈。9月，撤围而去，经河南济源进入山西，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临汾）、洪洞等郡县，过屯留，攻破潞城、黎城，再次折回河南境内，经涉县、武安捣入直隶（今河北），一举攻取临洺关（今河北永年），挫败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万余军队，乘胜攻占沙河。随即连取任县、隆尧、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县等地。北伐军入河北后攻势迅猛，攻城拔寨，每战必克，清廷震惊。

10月13日，北伐军进抵张登镇，此地距保定仅60余里，京师大震，清廷急忙调兵遣将，设巡防所，宣布京畿戒严，咸丰帝惊慌失措，准备逃往热河行宫，京城官绅纷纷出城逃亡，豪家逃至外地者多达3万余户。

北伐军见清军在北面集结重兵，转而东进，相继攻克献县、交河、沧州等地。继而攻占静海及所属的独流镇，前锋已抵达杨柳青，天津近在咫尺。接着围攻天津，因城池坚固，守军实力雄厚，负隅顽抗，攻势受阻，只得退守静海、独流。

因接济不畅，粮弹不济，寒流袭来，将士皆穿着单衣单裤，缺乏棉衣，援军久久未至，进退失据，困难重重，先后派人回天京紧急求援。

1854年2月，被迫南撤，经河北大城、束城、献县，当年3月上旬，攻占阜城（今河北衡水阜城县），大有乘势东进态势，山东震动。阜城之战中，太平军悍将、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军与僧格林沁、胜保部清军激战时，被一颗流弹击中阵亡。

《天国志》记载：同年2月，太平军将领陈仕保、许宗扬奉东王杨秀清令率援军自安徽安庆启程，过桐城、舒城后，接连攻占六安、正阳关、颍上、蒙城、亳州，入河南后再克永城、夏邑，转至江苏砀山丰功（后划入安徽），征船渡黄河，占据丰县，入山东，攻取金乡。

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奉命率部自瓜洲（今江苏扬州邗江区）北进，经皖北、豫东、苏北来与陈仕保、许宗扬部会合。两部援军会师后攻入山东境内，接连攻克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

4月12日，援军一举攻克临清，入城后搜寻清军囤积粮弹，却发现已遭焚毁，未得到及时补充，军心涣散，尤其是新近加入太平军者惊惧惶恐，“不敢前进”，往南撤退至冠县后遭清军阻击，大败亏输，伤亡惨重，溃散无数，余部经莘县、阳谷、巨野仓惶南逃。5月，逃至丰县黄河岸边，遭优势清军伏击，曾立昌战死。少数将士渡河经河南永城进入安徽北部，在凤台展沟集遭遇清军截击，激战中，陈仕保中弹身亡，许宗扬仅率20余幸存者狼狈逃回天京，却被杨秀清下令逮捕，关入东府大牢。援军覆灭后，东王杨秀清再派燕王秦日纲率军北援。

秦日纲率部第二次北援，自安庆到舒城，却因清军集结重兵，防守严密，援军“兵单难往”而退回。

5月，北伐孤军自阜城突围至东光连镇（均在河北衡水地区），修葺、加固防御工事，坚守待援。随后由李开芳率骑兵突出重围，以接应援军，至山东高唐据守。1855年3月7日，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率部攻克连镇，擒获林凤祥，随即槛送北京，遭凌迟处决。在清军的凶猛围攻下，李开芳率部突出高唐，于3月17日撤至茌平县冯官屯，据城坚守。僧格林沁率剽悍的蒙古马队大举追至，随即展开进攻。

清军大举围攻，李开芳督率部众浴血抵抗，因弹尽粮绝，情势危殆，李开芳决定诈降，再寻机歼灭僧格林沁。5月31日，李开芳诈降被僧格林沁识破，冯官屯沦陷，李开芳、黄懿端、谢金生等将领均被清军俘虏，被执送北京，旋遭残忍处决。

北伐军纵横6省，震撼了清朝的腹心重地，牵制了大量清军有生力量，对南方太平军以及北方捻军的斗争起了屏障作用。太平军北伐失败，主要原因是领导层战略失误、重视不够、兵力、装备严重不足、援军失利、最佳时机已过（克武昌时就应分兵北伐）......北伐军虽全军覆没，但所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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