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中国历史上平常但又悲痛的一年，《后汉书·献帝纪》里只有区区三行。

曹植的《说疫气》中描述了这场瘟疫：“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殆，或覆族而丧。”

建安时期（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

史书里的草草数笔，背后却是千百万人惨痛的遭遇。

如今无法查考这场瘟疫究竟是伤寒，还是鼠疫，抑或其他传染病。古人只能将其朴素地归结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邪乱之气”。

公元二世纪末，全球气候确实出现剧烈变化，地理环境突变给人类社会频频带来干旱、蝗灾、和饥荒。

同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也遭受了不明瘟疫带来的重创，引发其“三世纪危机”，加剧了帝国的衰落。

东汉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时期。瘟疫持续了196年，灾情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程度剧烈。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讨伐孙权，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营爆发了可怕的瘟疫，逼得曹操不得不退兵。关于这场瘟疫，学术界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血吸虫而引起的传染病，也有人认为这是鼠疫或者伤寒。在赤壁之战前，曹军之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患者，后来瘟疫难以控制，曹军之中死者大半。 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瘟疫来势汹汹，造成了更加惨烈的伤亡。

曹操面对这样的灾情，终于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颁布了赈灾令，作了以下规定：但凡女子七十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的，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的，以及眼盲、手脚残疾却没有父母妻儿照顾的，都可以"廪食终身"；十二岁以下出身贫寒的幼儿"随口给贷"。 然而曹操的赈灾手段对百姓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天灾造成了大量人口消耗，经济损失巨大，一方面战争依旧在进行，人们不得已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之下继续为军队提供军粮。战争和瘟疫，交织成建安二十二年的人间地狱。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跟随夏侯惇和臧霸征吴，半途之中军中出现了瘟疫，司马朗体恤部下，亲自巡视发药，后感染瘟疫而亡。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灾情已经扩张到荆州地区，关羽大意失荆州，功败身死，孙权虽然得到了荆州，但是因为这年灾情严重，只得减免荆州百姓的租税。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薨逝。祸不单行，瘟疫随着战争快速传播，已经到达了魏都，汉献帝逊位，曹丕称帝，当时因为过重的徭役和连续数年的瘟疫，军中骚动不安，臣子上谏曹丕密不发丧，唯恐天下大乱。后来在贾逵的坚持之下，才将灵柩送到了邺城。

疫情一直持续到了公元224年，这一年诸葛恪率军伐魏。因为灾情严重，死者大半，诸葛恪最终率军撤退。战争，让这场瘟疫波及范围越来越广，病毒随着军队的迁徙和难民的逃亡四处传播。常年的战乱百姓贫穷饥饿，更加经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这场持续8年的瘟疫之所以带来了如此大的伤亡，建安年间的瘟疫是人口大锐减的重要原因。

建安十三年（208），孔融为曹操所杀。之后四年，阮瑀病逝。此二人本就比其他五人年岁长些。阮瑀去世时，其他五人大抵在三十五岁左右。据《三国志·魏书》记载，王粲与徐干、陈琳、阮瑀、应瑒及刘桢交好，且这几人均是曹氏父子掾属，围绕在曹家周围。在爱好文学的曹丕看来，建安文人群体既是下属，也是文学上的好友、伙伴。所以，曹丕才会在几年之后，于写给吴质的信中大放悲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瑒及刘桢四人，皆在建安二十二年间的一场大型瘟疫中离世，如此变故让曹丕感到了再无知音的蚀骨疼痛，非言语所能表达。

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疫疠多起，士人雕落”。

由此可见东汉末年的瘟疫绝不是空穴来风，就拿张仲景的《伤寒卒病论》来说，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这就代表起码70%的人感染了瘟疫。

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是1607万多户，人口是5006万多口。到三国末年（280年），魏蜀吴合计只有户数149万多户人口剩下560万零200多口（金兆丰《中国通史·食货篇》）。

整个东汉末年，加上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缩减了4500多万，就算因为男丁全部战死沙场，那起码2000万以上的人死于瘟疫。

西方人编写的《世界简史》里面写道：“罗马和中国在公元2世纪遭受一场大灾难，他们抗击北方野蛮民族的力量也由此减弱。瘟疫在中国大地上肆意蔓延了十一年之久……最后汉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