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崇儒术，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秦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焚书坑儒”，用严刑峻法镇压庶民百姓，不但没有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反倒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弄得秦朝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认为“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是造成秦亡的原因，因此推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也缺少统一人心的治国理念，整个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同时，迫切需要用儒家思想文化来整治人心，用儒家贤人来管理社会，以维护帝国事业的向前发展。汉武帝采纳了被称为“汉代孔子”的硕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形成文化大一统，对天下人进行思想管理和思想统治，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这是汉武帝在完善农耕社会建设中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创举。尽管其主观目的是维护大一统体制的神圣和秩序，但客观上起到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统一意识的作用。从此，华夏儿女在儒家文化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和价值根据，有了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生生不息地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李延年汉武帝关系（李延年汉武帝的男宠是什么）

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强化中央集权

汉武帝之前，西汉诸侯王国问题一直非常棘手。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分化项羽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曾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他们势力过大，威胁中央集权，刘邦便借故用压制、陷害甚至杀害的种种手段，解决了异姓诸侯王问题。剪灭异姓王后，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九个诸侯国，诸侯国内的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大权都归诸侯王所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姓诸侯王也出现了严重的叛乱等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所以，汉景帝不得不采纳晁错“削藩”之策，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叛乱后，汉景帝将诸侯国封地收归中央，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虽然，经过汉初几位皇帝的努力，诸侯王国的割据势力有所抑敛，但由于诸侯王与中央政权有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当武帝从父皇景帝手中接过大汉江山时，裂土为王者已达二十四个。有的诸侯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有的诸侯王妄自尊贵，竟然敢僭越使用皇帝的礼仪程式，有的诸侯王结交公卿，在自己的封国内无视汉朝法令，残杀无辜，已严重威胁西汉中央政权。眼看着诸侯王国势力日盛，汉武帝产生了“尾大不掉”的隐忧，但景帝削藩的教训告诉他，不能使用霹雳手段和强硬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经过反复斟酌，权衡各方，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通过推行“推恩令”转移矛盾，用极高明的手法，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

在推恩令推行之前，诸侯王国的王位传承是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嫡长子继承他父亲全部的领土，这样就保证了一个诸侯王国领土的完整与国事的稳定。可是推恩令的用意恰好相反，是让诸侯王从本国的固有领土中拿出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这样，一个诸侯王国又分出许多新封的侯国，新成立的侯国不再隶属于他父兄原来的王国，而是隶属于这个侯国所在附近的一个郡。这样一来，即便是原来领土很广大的一个诸侯王国，领土不断地被分割，也很快会被削弱。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不盈不缩，但被诸侯王的子弟们细分若干，而且“产权多元化”，因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增强了中央的控制力。假如诸侯王不想推恩，其子弟就会闹矛盾，甚至反目成仇，遗患无穷，迫使诸侯王不得不就范，而所有子弟得到推恩，就会有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慨，自然高呼皇上圣明。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共“推恩”分封王子侯178人。有的诸侯王国最多分封为33个侯国，一般的也分封为十多个侯国。在处理中央集权和削弱诸侯王势力问题上，汉武帝确实比汉高祖、汉景帝要高明。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东汉沿用西汉“推恩法”，刘胜是中山靖王，但到了他的玄孙刘备就只能卖草鞋为生了。

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锡谋反事件发生后，汉武帝用严酷手段肃清其宾客党羽，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此后，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强化皇帝专断

汉承秦制，在中央政府中实行宰相制度。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西汉以来，丞相独任宰相，多由功臣列侯充任，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无所不统，权力很大。汉景帝时，窦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汉景帝表示：请允许我和丞相商量商量。于是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以高祖刘邦“非有功，不得侯”的预先约定予以回绝。汉景帝默然而有沮丧之色，最终无可奈何。可见当时相权之重。汉武帝初年，有一个丞相叫田蚡，是一个外戚，政治才干有限，但政治欲望很强。有一次田蚡入朝奏事，坐谈竟日，举荐升迁的官员，有从平民直接任职级二千石高官的，权移主上，使皇帝的用人权力受到侵犯，汉武帝很不高兴，最后对田蚡说了一句话：“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就是说你任命官员任命完了没有呢？我本人也准备任命几个官。皇帝和丞相之间话说到这种程度，由此可见汉武帝是非常不满意丞相有实际的用人之权的，所以他下决心改变丞相位尊权重的传统。为防止皇权孤悬，避免“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士藩篱之卫”的亡秦之覆辙，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汉武帝削弱相权，强化皇帝专断的做法大致有四个方面。其一，设立事实上的决策机构，取代丞相的决策权。汉武帝从文人学士中选拔出的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等人，以及侍中、给事中、光禄大夫、散骑常侍、中常侍等官吏，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为皇帝决策提供咨询服务，逐步形成了宫中决策圈子，当时称为“中朝”或内朝，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钱穆说：“武帝当时所以斡旋朝政，独转乾纲者，则在其以文学为侍中。削外朝之权而归内廷，此又汉制当时一大变也。”其二，汉武帝打破“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的论资排辈的惯例，任布衣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从此结束了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逐步实现由“功臣治国”向“贤臣治国”“能臣治国”转变。其三，打击列侯势力，使丞相在朝中失去列侯集团的依靠。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分量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丞相赵周下狱死。孤掌难鸣的丞相只得听任皇帝的摆布。其四，设大司马官，冠将军号，以尊崇对匈奴作战有功的外戚卫青、霍去病，其权势超过丞相。其五，罢免杀戮丞相。汉武帝晚年一共杀了五位丞相、六位御史大夫。汉武帝杀的第一个丞相是窦婴。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大臣赵绾、王臧信奉儒学，而窦太后信奉道家学说，赵绾因奏请窦太后不要干预朝政，激怒了窦太后，赵王两人被杀，窦婴、田蚡也被免职。其后，田蚡当了丞相，骄横奢侈，飞扬跋扈。窦婴有个好友叫灌夫，他本是贵族灌婴家中的奴仆，因为战功成为颍阴侯，富甲一方。此人喜欢喝酒，经常酗酒逞威，曾与窦太后的弟弟窦甫一起饮酒，酒醉后竟然殴打窦甫。后来，因为“使酒骂座”，侮辱田蚡，被斩杀，窦婴也因力救灌夫不成，最终被捏造犯有“矫先帝诏”的不赦之罪，被斩首弃市。三个月后，田蚡病死，查出他的重要犯罪事实，汉武帝说：“田是死了，要不活着也满门抄斩了。”须知，田蚡不仅是丞相，还是汉武帝的的舅舅。其实，汉武帝早就对窦婴、田蚡心存严重不满，两人也确有为人诟病之处，《史记》有言为证：“自从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广招宾客以来，皇上对此切齿痛恨。亲近士大夫、进贤黜不肖，这是皇上的权柄，做臣子的只需奉公守法尽忠尽职而已，何必参与招贤纳士！”《后汉书·明德马皇后》也说：“田蚡、窦婴，宠贵横姿，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密之位。”汉武帝元狩五年，有人控告丞相李蔡占据汉景帝陵园空地埋葬家人，想必一个丞相不会弱智到如此地步，但汉武帝却让臣下议定其罪，李蔡无从辩解，于是自杀。公孙贺是匈奴人，年轻时为骑士，武帝为太子时，公孙贺是舍人，他和汉武帝还是连襟关系。后来，汉武帝拜他为相，他吓得跪在地上直哭，不肯接受丞相的印绶，说：“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丞相。”汉武帝和左右大臣看见公孙贺这副悲伤的样子，都感动得流下眼泪来。汉武帝说，把丞相扶起，公孙贺跪地不起，汉武帝不悦，拂袖而去。公孙贺见此情景，只得受命，他知道当丞相意味着什么，叹息自己的厄运快到了。果不其然，公孙贺因子获罪被株连，父子被处死在狱中，并满门抄斩。接替公孙贺当丞相的是刘屈氂，刘经历了太子刘据造反，数万人被杀的事件，心有余悸，害怕厄运降到自己头上。偏偏有人揭发丞相夫人有巫蛊活动，罪至大逆不道，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如此，丞相既没有实权，又怕触龙鳞招致杀身之祸，只能一切顺从武帝，看武帝的眼色行事，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专制。

任用酷吏，打击游侠和豪强，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代其德，盖亦有自多者矣。”又言游侠“修行砺名，施声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西汉游侠规模大，诚信果敢，行侠仗义，以武犯禁，威望日隆，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豪强指称霸乡里的地主，一般无官职，但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族。他们武断乡曲，欺凌农民，横行不法。豪强大族同封建王朝之间，除了上下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西汉豪族类于先秦宗族，既可表现为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积极力量，也可表现为动摇国家分崩离析的破坏力量。游侠与豪强，已威胁到朝廷统治。

汉武帝即位后，采用强行迁徙强宗大姓手段，不许他们族居，以达到“内实京师，外销奸猾”的目的。同时，他还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周阳由为郡守，“所居郡，必夷其豪”。张汤为御史大夫，对豪强并兼之家的打击毫不留情。王温舒被汉武帝任为河内太守，上任后捕抓郡中豪强千余家，重的灭族，轻的处死。汉武帝任用酷吏，对游侠的打击也极为严厉，杀了许多侠士，大侠郭解被满门抄斩。《游侠列传》中说：“大公曰，吾视郭像，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以为名。”游侠郭解的声望是相当高的。不过，郭解“藏命作奸”“所杀甚众”，朝廷无法容忍，必杀之。而酷吏之恶，与豪强和游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劣迹斑斑的酷吏，如张汤、义纵、王温舒等，最终被汉武帝处死或逼死，有的还被灭族。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任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诛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从表面上看，是酷吏杀人不眨眼，其实质是汉武帝杀人无忌。王温舒是元狩五年九月任河内太守的，他很善于揣摩武帝的心思，到任后就给县上下令准备五十匹快马为驿站使用，他搜捕被他认定的不法之徒，株连被捕的千余家。他向皇帝请奏，重的满门抄斩，轻的处死。奏疏报上去两三天就得到回复，差不多都是照准，致使血流成河，天地间充溢着浓烈的血腥之气味，河内老百姓都因皇帝批复如此之快感动惊讶和奇怪。两三个月后，全郡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没有人敢夜里出行了。对于人命关天的奏疏，汉武帝不进行认真核实，迅即批复。可见，汉武帝就是想通过酷吏进行扩大化杀戮，以达到威慑人心、万马齐喑的目的。狡兔死，走狗烹，是封建帝王的一贯伎俩。酷吏严刑峻法，甚至滥杀无辜，民恨极大，长此以往，极易造成官逼民反，所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汉武帝必然要诛杀酷吏

以强者的姿态，开疆拓土，扩大中华帝国版图

对北方，汉武帝废止自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等统帅大军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汉武帝军事征伐的主攻方向就是北方匈奴，抗御匈奴的战争共持续43年，组织大小战役15次之多，关键性战役有收复河南地之战、河西争夺战、漠北之战，彻底消除了西汉立国以来的心腹之患。

对西方，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派张骞出使西域，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强大的匈奴。月氏人，战国时期活动于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甘肃西部到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秦汉之际最为强盛。公元前177年，匈奴攻破月氏，迫使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逐走那里的塞人而居其地。公元前161年，匈奴联合乌孙再次攻击月氏，并击杀月氏王，月氏人被迫再迁至大夏，才开始安定下来。匈奴击败月氏后，分兵征服了龟兹、鄯善、车师、疏勒、于阗等西域三十六国，军事实力日益强大。汉武帝欲战败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与匈奴不共戴天的月氏人，以形成对匈奴的夹击之势，是正确的战略考量。但张骞九死一生到了月氏国，月氏人却安于现状，不愿再卷入战争。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无果而终，但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霍去病在河西大败匈奴后，匈奴势力转向西北，西域成为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共击匈奴，但乌孙内乱，无暇他顾。张骞派副使前往西域诸国，对西域诸国进行友好访问，建立了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关系。之后，汉派兵征服姑师、楼兰，控制了西域门户；与乌孙和亲，钳制匈奴；攻打大宛，迫使其讲和。汉声威大震，西域各国纷纷归附。张骞出使西域，主要目的是配合军事上对西域的进攻，可经营西域的实际成果远远超出其原本的军事动机。通过经营西域，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连接了汉朝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间接联系，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凿空西域的意义，国外汉学家称：“其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

在南方，汉武帝经略三越，先后消灭了闽越、瓯越、南越，将东南越族地区纳入汉朝版图。在西南，他派唐蒙、司马相如等以招抚兼武力胁迫的手段，征服了当地未开化的夜郎等民族，设郡管理。在东北，他招抚了乌桓，使东北地区的安宁得到了保证，对中原文明向东渗透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还派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兵灭卫氏朝鲜（朝鲜半岛北部），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进行直接管理。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扩张，扩大了中国的疆域，其版图比秦帝国大了近一倍。

大规模的军事征伐，代价也是惨重的。元狩四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军征讨匈奴，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匈奴向北远遁，而“漠南无王廷”，但双方损失都是很严重的，匈奴损伤八九万，汉军也损伤一万余，损失马匹十余万。连年征战，导致文景之治所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赋税沉重，徭役频仍，伤亡甚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就连晚年的汉武帝也“悔远征伐”。

选拔人才，监督官吏，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汉文帝时，已经有从社会基层选用“贤良”“孝廉”的做法，但还没有成为完备的制度，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形成了有效的用人制度和稳定的选官途径，这就是察举制。察举制是朝廷规定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必须定期、定额向朝廷举荐人才。通过乡举里选，举荐孝廉，又设举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特科，从社会底层发现和使用了大量人才。为了把察举制度落到实处，朝廷规定：地方官不举孝子，按着“不胜任”的罪名给予处理；不推荐廉吏，按着“大不敬”的罪名给予处理。强制性地要求地方官员必须给朝廷举荐人才。劳斡《汉代察举制度考》一文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这是因为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