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是近代中国赔款最沉重、丧失主权最多、同时也危害国防最深的一项不平等条约，迄今仍不时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不过一般人多聚焦《辛丑条约》规定的天价赔款如何拖垮清廷的财政，却较少注意到条约中的列强驻兵权，带给中国的伤害亦同样深远。日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撰文提点《辛丑条约》对国家安全的破坏有多大，借此提醒民众该时时警惕。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此为正要跨越卢沟桥的法军。

辛丑条约的影响（辛丑条约的影响和内容）

列强在《辛丑条约》中要求划定驻华使馆区域，在区内各国可自行驻兵防守且不准中国人民居住；中国还得“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让京师门户洞开，自北京至华北沿海的战略要地全拱手让给列强占据。从此中国便失去了国防自主权，列强驻军也能凭借这股武力施加恫吓，要不干涉中国内政、要不就是骚扰地方，令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走向一条畸形又崎岖的道路。

曾有学者形容列强驻京使团是清末民初中国的“太上政府”，但给太上政府最直接依恃的正是这股驻军。尽管随着清末新政的蹒跚开展，中国也推动了新军建设等军事现代化项目，一度引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JohnNewellJordan，1852─1925年）担忧，向伦敦抱怨使馆被包围在北洋新军之中。但实情是彼时的中国政府丧失了民族自信，新军枪口对准的往往是老百姓或革命党，既无意志也无实力胆敢再度抵抗列强，因此列强使团与驻军仍可高枕无忧地继续盘据在古老大国的土地上，压榨这群龙的子民。

列强在北京、天津等各地驻军人数虽随着时间不同而有增减，但总体而言仍很可观。如1902年八国联军交还天津给清朝后，仍留有驻兵达12,200人之多；1911年2月各国驻兵共计4,099名，结果当辛亥革命一爆发，驻军最多的日本又立刻动员起来，一口气调派数千大军，同时又派了多艘军舰至长江；美国也增派五百名海军陆战队登陆，德国、荷兰、俄罗斯、法国等也相继增兵华北，使华北驻军增加到7,021人之多。尔后，随着中国局势的动荡，列强总能借机增加驻兵地点与规模，早已远远超过《辛丑条约》所规范的区域。

尽管列强宣称维持中立，但又要求清政府与革命军不准干扰或破坏京津沿线交通，这等于警告哪方敢触犯列强利益、哪方就等着遭列强驻军痛击。这种情况，宛如太平天国进犯上海时、原本袖手旁观的英法联军立刻转过炮口协助清军击退太平军一样，根本不是真正的中立。因此如若当时列强凭着优势兵力乘乱干预辛亥革命，那么中国就极有可能横遭瓜分或陷入更动荡的分裂，后果实难以想象。

此为1908年驻扎北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此外，列强驻军不单撕毁中国国防、震慑着中央政府，驻军还享有随意操演且毋须事先通知中国政府的特权，仅有在射击实弹时才需告知，而中国政府毫无拒绝的权利，仅能警告和疏散百姓离开相关场域以免遭波及。偏偏列强驻军操演的区域并非仅限于驻兵据点，邻近的山林或市井都可能被列强看中，如日军就不时于山海关、北京西山碧云寺、明十三陵演习，甚至连北京城内朝阳门都成了日军施枪放炮的操演地点。这既伤害中国国防，又惊扰人民生活甚深，还成为列强入侵的借口。众所皆知，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就是日本驻军以士兵在演习时失踪为借口挑动的，显见列强驻军的危害有多巨大。

列强驻军还时常仗恃武力和治外法权，残杀中国官民。比方1904年俄国驻军就在操演开炮时伤及平民，1905年德国驻军还阻挠过北京巡捕执法，1904年意大利更以清军士兵靠近营区偷窥演习为借口，下令驻军冲入清军营中鸣枪示威，更径自掳走了清兵王占威。尽管清朝提出抗议，但在列强的压力下也无可奈何，最后只能草草了结，还得与意大利承诺互相“约束兵丁”。

虽然中国一度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撤离在华驻军等问题，谈判代表顾维钧提出两件说帖要求“现在中国之外国军队及巡警机关，立即撤去……所有外国使馆卫队及依据该约而驻扎中国之军队，一律撤退”，却迳自遭列强否决。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EugèneBenjaminClemenceau，1841─1929年）直截了当地表明此事“不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讨论范围之内”，连排入议程的机会都没有，使中国的“战胜国”光环显得更空虚与讽刺。

1919年巴黎和会时，中国曾提出说帖欲要求列强撤退在华驻军，却遭列强径自回绝。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时，各国表面上宣称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但一听到中国代表重提撤退驻军一事，又立刻露了馅。日本代表强调“日本在中国境驻扎兵队并无侵略及妨碍主权情事”，英、法等国也傲慢地表示，驻军是为了保护外侨生命财产，质疑中国无能做到此事，却丝毫没反思列强的粗暴侵略正是造成中国纷乱的主因。最后才由英国提出一项毫无拘束力的提案，建议调查中国到底有无能力保护在华外人后，列强再撤退驻军──这本质上仍是一张空头支票，且羞辱了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

列强驻军的存在，直到对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英美等国签订平等新约、以及抗战胜利后作为侵华日军一部分的日本驻军被遣送回国，才真正从中国社会消失。但这份撕裂中国主权的伤痕记忆，仍时常紧咬着中国人民的心头。2020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陈舟等31名解放军的人大代表提案修改“全民国防教育日”日期（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改成《辛丑条约》签订的9月7日，只因该历史屈辱最具全民性和代表性。

张生也强调，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抓住北京—天津—山海关一线的驻兵权，既是东北方向压力的再次证明，也显示列强控制中国战略要点的取径”，并意有所指地声称“美日同盟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外部制约因素。重温历史，提高警惕，当是历史照亮现实的题中应有之意”。显然，《辛丑条约》几近亡国性的危害，不只是课本中一连串怵目惊心的文字，在当前仍是极具现实性的殷鉴，不应随意轻忽，毕竟“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民族耻辱的阴影，仍旧在帝国主义的进逼中徘徊在中国河山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