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文：王立文节选自《智慧谋略》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间（袁世凯复辟帝制）

袁世凯伪造民意当上大总统后，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罪恶活动。他为了铺平道路，首先制造了其随心所欲的政治工具。国会选举他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他认为国会对他已没有什么用处了。11月4日，他下令解散了国民党，撤销了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他卸磨杀驴，宣布解散国会。

接着，被他拉拢、利用的进步党及熊希龄等人组成的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在帮助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时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他也觉得失去了效用。与此同时，他另搞了一套，召集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其御用工具。5月，他公然宣布废除曾宣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公布了按他旨意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

按照他的“约法”，又取消了国务院，在总统府里下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5月9日，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他亲自掌握。这样，军政大权为他一人独揽，其权力扩大到同君主专制时代的帝王完全一样了。进步党和“第一流人才内阁”也自然被一股脑儿踢到一边去了。

1915年元旦，袁世凯又公布了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任；总统的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将其姓名“亲手书于嘉禾金简”上，藏在“金匮石屋”里。这样一来，他不但成了终身总统，而且他的子子孙孙也可以世袭了。这与封建君主相比较，除了一个称“皇帝”和一个叫“总统”的名称不同而外，已没有什么区别了。但他仍不死心，要名副其实，当一个至尊至上的皇帝。

这时，欧洲的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亚洲的帝国主义日本则认为这是它扩大侵略、独占中国的良机。于是，它在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之后，又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为实现“二十一条”。就以赞助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诱饵。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越过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门，破例地直接向袁世凯递交条款；并对他说：“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给袁世凯施加了压力。

袁世凯

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9日，接受了除第五号各条“日后协商”外的其余各号要求。这时，日本又秘密对他说：对于帝制“自另力为援助，可除一切障碍”。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不甘落于日本之后，对他说：“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其他帝国主义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怂恿他的复辟活动。他感到，复辟帝制在外交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总的看，时机还不成熟，条件也不具备。

袁世凯是个大阴谋家，就诡计多端、阴险狡猾来讲，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人称老猿一样精明的大官僚张之洞深知其人。他说：人谓袁世凯不学有术，予谓不独有术，且多术。这一点，在他的复辟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来，他的复辟活动由来已久，但只因时机未到而绝口不谈，相反，却装出了另外的一种姿态。早在1913、1914年，曾刮起过一股要求复辟之风。对此，他发布命令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永不使帝制再现千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信誓旦旦，还有谁能不相信呢！他甚至愤怒斥责搞帝制活动是光天之下的“鬼蛾行为”是败坏共和，谋叛民国，要按律惩戒。

果然，对当时要求复辟、恢复帝制的人，按照他的命令，有的被“查拿惩治”，有的被“押解回籍”了。直至1915年，恢复帝制都已成了人们街头巷尾公开谈论的话题时，他对他的一些至交和亲信仍是讳莫如深，假面相向，一派正经。

袁世凯

1915年6月22日，冯国璋到北京，与其谈及帝制问题。当时的亚细亚报和总统府公布了他们谈话的内容。冯国璋说：“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袁世凯说：“华甫，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实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同，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他又说：“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作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

冯国璋说：“是啊，南方人言喷喷，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则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世凯勃然变色说：“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在那里做我的冤裘，从此不问国事。”他的这一番肺腑之言，使冯国璋信以为真，帝制是不会发生的。

同年8月，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再声明：“无论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余万无为皇帝之事，盖在道德上、名誉上俱说不下去也”。其实，这一切仍是他的诡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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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一面施放这些烟幕，掩人耳目的此时此刻，他又一面呼风唤雨，大造舆论，刮起了恢复帝制的狂风恶浪。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他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文章，更加露骨地鼓吹要其当皇帝。接着，他授意自己的心腹谋士杨度说：“共和不可维持，汝盎在外约集数人，一鼓吹之”，并给其二十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8月14日，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李燮和、胡瑛等带头组成了筹安会(以筹一国之安之意）。他们在宣言中表明，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用民主国体。8月19日，又发出通知，说其宗旨是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以适于中国。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可见，筹安会的学术团体招牌和“研究”宗旨，既是自欺又是欺人之谈。因此，它一出笼，就有人要求袁世凯取消它。而袁世凯以绩学之士所组、学者舆论自由、“政府未便干涉”为辞，加以庇护。

因为筹安会是他的代言人，所以，颇有号召力。他在各地的死党、爪牙以及投机分子，不仅在当地也拼凑起了筹安分会，还积极响应筹安会的号召，派代表分途到京，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请愿。“公民团”的“公民”们手里拿着“筹安会”发的小旗，边走边喊，向参政院递交了由“筹安会”代拟的请愿书，内容是要求袁世凯顺应“民意”，早早面南正位。霎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形成了一般复辟的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