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小王朝有几十个，从秦始皇称帝后大约有四百多位皇帝，这些皇帝中有明君也有昏庸、暴君。不过，历朝历代，不管是明君主政还是昏君当道，至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皇帝会号召全国的官员贪污贿赂、徇私枉法的。吊诡的是，被很多人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却做了这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丑事”。

耗羡归公（耗羡归公是什么意思）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从康熙六年亲政到他驾崩，实际执政五十五年。在这期间，康熙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西征漠北，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正是因为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其后继位的雍正帝尊他为“圣祖仁皇帝”。“圣祖”是庙号，“仁”是谥号（简称）。对于康熙来说，这个“仁”字是当之无愧的。

对天下百姓来说，康熙之仁体现在爱民、怜民上，他多次减免赋税并告诫后世皇帝“永不加赋”，这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对于全国官员来说，康熙之仁体现在仁慈、宽容上。我们发现康熙一朝，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处置力度普遍不大，这一点无法和其后的雍正、乾隆相比。

康熙帝一向提倡清廉，可是在他晚年时却颁布了一道让人无法理解的谕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帝对大学士等人的上谕中说：

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岂得一一问其来耶？（摘自《清实录》圣祖仁皇帝）

这道上谕说得含蓄，但实际上就是公开号召官员贪污，康熙的意思也很明确，认为大可不必都去做清官，要对下属宽容。他对大臣官员“不察细故”，不一一问其来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纵容贪腐，但话里有音，贪污也得有个限度要适可而止。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皇帝对官员清廉是这样的看法，就给官员们留下了伸手的余地。实际上康熙就是像雍正那样有坚决打击贪污的力度，大清在制度上还是存在很多的漏洞，让官员有机可乘。

首先，按《大清会典》所规定的那样，省级机构，一般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几个衙门，这些衙门下属的官员很少。他们掌管一省的军民政务，百余个州县管不过来，就得自请幕僚，加上夫役、随从，往往超出编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这些编制以外的人员薪俸都要从官员的俸禄和养廉银中开支。总督一年的收入不到二两万，远远不够开支，那么只能走贪污或是陋规的路子了，而那些衙门中的胥吏连俸禄都没有，就只能靠自己自负盈亏了。

其次，从省到府、州、县朝廷不给办公费用，所以只能在加征的赋税中开支，雍正实行的“耗羡归公”就是这样出来的。耗羡并没有规定的比例，这就给贪污勒索制造了合法的借口。后来，经过官员要求，规定了办公费，但清王朝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官员从加征的耗羡中贪污已经养成了习惯，即便有了办公费用也会法外伸手。

最后，从康熙时起，就规定了官员的寄食人口数目。所谓寄食人口，就是官员的亲友，依附官员，就食于官员。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总督可以带50口，以下递减，知县20口，不包括女性。满族将军、都统可以带500口。这些人的衣食，仅官员的俸禄和养廉银是开销不起的，除了贪污受贿之外，别无他法。

制度本身就有缺陷，加上康熙帝这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那么从康熙晚年开始，官场迅速陷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种惯性一旦形成就很难重新回到正轨上，这是康熙晚年执政的一大弊端，也给其后继位的雍正留下了巨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