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名”，是古代北方汉族地区的常见的一种命名方式，是唐宋时期汉族中盛行的一种称谓，这些“郎名”在南方的家族家谱中依旧能够看见，在汉人的影响下，也传播给了一些少数民族。

程元振（程元振和鱼朝恩）

“郎名”在汉族客家先民中常见的一种命名方式，其特点是以“大、小、干、百、万、念（廿）”等字为宇头，以“郎”字为宇尾，中间加以表示排行顺序的数字，如“大二郎”、“千三十五郎”、“念二十九郎”等。此前的研究认为，“郎名”源自少数民族畲族，或者是闽粤赣边少数民族的特色。但是，从相关史料和一些谱牒资料来看“郎名”习俗既非汉族客家先民受畲族的影响，也非闽粤赣边的汉族客家先民和少数民族畲族所独创，而是唐宋时期汉族中盛行的一种称谓基于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认识，正是随着唐宋时期汉族客家先民的逐渐南迁，郎名才被传播到了闽粤赣边的畲族族地区。

闽西客家族谱

“郎名”自古即在汉族地区中广泛称呼

从文献资料来看，最晚从唐代开始，在我国古代北方地区，就有郎名的记载。据唐初名臣温大雅所著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当时的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他们就分别被称为“大郎”、“二郎”。武则天的两个宠臣张易之、张昌宗也分别被呼作“五郎”、“六郎”。刘悚《隋唐嘉话》：“张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泊媚者乃呼为五郎、六郎”.［3].

唐人薛渔思所著传奇小说集《河东记》中，也有不少郎名。例如，《李敏求》中有柳，十八郎，而主人公李敏求也叫“李二郎”。《卢佩》中的卢佩．因排行第九，故又称“卢九郎”。《韦浦》中有冯六郎、：卢二郎、三郎、轩辍四郎等。文中并借主人公的口解释说，冯六郎之所以叫六郎，是因为他是水官，而水的成数为六；黄帝有四个儿子，轩辗是第四子，故称轩较为四郎。＠这些郎名多为鬼神之名，亦有部分人名，但元论如何，它们必有现实的基础。薛氏正是通过一系列诵异怪诞的神异故事来曲折地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

宋初，黄体复在其《茅亭客话》中提到，五代时，有波斯人的后裔李衔，兄妹三人皆有才名，｜市其弟就叫李四郎。“李四郎名弦，字廷仪，其先破斯人，随蓓宗人蜀，授帅府率。兄俐，有诗名，预宾贡马。钱举止文雅，颇有节行，以靡香药为业。”［4].宋人吴可在《藏海诗话》中也提及有“质库王四十郎、酒肆玉念四郎”二人，为北方诗社成员。其中，E念问郎“名庄，宇子温，尝有《送客》一绝”；五四十郎“名松，字不凋”，曾寄长诗给作者［5],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客家族谱博物馆

清人顾震涛提到，在苏州狮林寺巷大井头有一石刻，上有“圆明院伏承湖州路长兴至德乡第四保施主章尧、丁一父母、丁七五郎、丁五八母、丁七三郎、丁寿口郎名同妻顾氏，同施净财，开义井口功德，各家保扶，身宫康泰，寿算增崇者”等文字［6]。文中未提及凸碑刻于何时，但由此亦可见，苏州民间曾普遍存在郎名。

在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或文学人物中，更有大量郎名。唐代文学家韩愈有一个侄子，就叫韩十二郎。十二郎早逝，韩愈为之作《祭十二郎文》。又如北宋初年的杨门女将中，七个儿子依序叫杨大郎、杨二郎、杨二二郎……，直至杨七郎。还有，武松叫武二郎，其兄就叫武大郎。在明清小说中，称为“大郎”者比比皆是。

武大郎

真实所谓郎名，最简单的就是在数字后面加“郎”字。而以数字命名，据清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考证，最早可见于春秋时代唐代，数字名开始大量出现，其特点是“以行第系于名者飞行第也即排行，如李白又称李十二，杜甫又称杜二。不过，这种排行通常不是以同父所生的兄弟为序，而是以间曾祖兄弟的排行为序。例如白居易有兄弟四人，而其行第为二十二，故称“白工卡工”。排行中为首者称“大”，如王吕龄称王大吕龄，此后则以序数排列。

这种以行第次序起名的习俗，至宋代仍颇为盛行，如苏辙又称苏二，秦少游又称秦七，欧阳修又叫欧阳儿等。在民间，人们也常以数字为正名，如梁山好汉中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宋代小说《夷坚志》中的人物，也有许多是以数字取名的。到了元代，又出现了另一种以数字命名的方法，即以父母年龄合计为名。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7]

“阮氏三雄”三兄弟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从明太祖朱元璋的家族来看，其五代都有数字名。据《明太祖御制朱氏世德碑记》载，朱元璋的五世祖名叫仲八，生三子，第三子名百六。百六即朱元璋的高祖。朱百六有二子，长子名四五，次子名四九，四九即朱元璋的曾祖。朱四九有四子，长为初一，次为初二，三为初五，四为初十。朱初一乃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只有二子，大的称五一，小的叫五四。五四是朱元璋之父。五一、五四各生四子，五一的四子名字依序为重一、重－二、重三、重五，五四之子名字依序为重四、重六、重七、重八。重八即朱元璋，他是在打下大明江山以后才易名的。

朱元璋（朱重八）

这种以数字命名的习俗到晚清都还可见到。例如，消末以倡办义学问名的“义丐”武训，原本就没有正名。他和鲁迅笔F的阿Q…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只是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而给他取名为”训”，故称“武训”。

那么，数字名又是如何转变为郎名的？

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要在数字名后面加“郎”字？诸多资料显示，加“郎”字是尊称的表示。唐宋时期，人们习惯以“郎”为尊，就和后人以“宫”、“秀”、“相公”寄：为尊一样。笔者珍藏的－本明万fjj「年（1582年）的家谱《抚乐流坑茧氏族i营扎其《族i捋凡例》就消楚地写道：“旧谱称‘民V，唐宋以·郎’为碍，如今称‘宫’无也…·今因之。”［8]＇前引之f东《罗阪罗氏族前》．在批评将“郎”视作师巫所度法号的错误看法之后，也把郎名解释为“元代称人用”郎"、“官”，“秀”称谓的遗风。”[2]

清人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对郎名的由来来进行了考证。他认为，郎名··起自秦汉郎官”。《·同志·周瑜传》：“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用郎。”《江表传》：“孙策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世说新语》：“桓石虔，小字镇恶，年卡七八，未被举，而憧隶已呼为镇恶郎。”《后周书》：“（拙孤）信既少年，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呼为独弧郎。唐代以后，憧仆称主人谓之“郎’[9]。

郎官文化

唐史专家岑仲勉也对郎名边行了研究针对《隋唐嘉话》谓张易之、张昌宗被呼为五郎、六日，“自后因以成俗”，岑先生指出，早在此之前，朋辈之间，就以“郎”相称。例如令狐德朵《周伟》卷一五《于定传》有“延州蒲川贼郝三郎”。温大雅《大店创业起居》注称建成大郎、太宗二郎。又王勃《玉安集》中《与契革将军书》云：“适得韦四郎书，具承在大郎雅意，知欲以此公碑志，托之下走。”《骆宾王集》之《初秋于窦六郎宅宴序》丘：“六郎道合采；，啸悬辑而j契赏。”《秋夜送阎五还润州序》云：“李六郎交深投漆，开筵浮白玉之搏。”《秋日钱乒大往京序》云：“薛六郎四海情深，飞桂搏而学白。”是故，以“郎”相称＇..不自昌宗、易之始”［10]。

岑先生并指出，唐初尚有武将孙贰朗（郎）、成三郎，《新唐书》卷一《高祖纪》亦有“邓州总管雷四郎”。

岑先生认为，从《子安集》、《宾王集》中除郎名外还有大量“官”名来判断，“郎”与“官”的用法、意思大致相同，都可能是“妇妾称夫之词”[5。他进而推测，富贵人家因虚荣心重，父母妻妾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或丈夫成为郎官，故以“郎”相称。上行下效，遂演变成一种习俗。

以“郎”相称，意在期盼子弟或夫婿成为郎官的提法，是有一定依据的。《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即委任司马相如为郎官。《后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为子求郎，即为儿子谋求郎官一职。

李斯得到相邦吕不韦的举荐被任命为郎

两位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以“郎”为尊，乃源自秦汉的郎官制度。他们指出，春秋之际，齐、晋两国就有“郎中”的设置。“郎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郎官，也是后来所有诸郎称谓的本源。秦汉时期，郎官“入奉宿卫，出牧百里”，既是皇帝的侍卫近臣，又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主要来源。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郎官的数量不断增加，并开始出现了内外廷之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郎官依然存在，但与秦汉相比较，其称谓、性质和作用等都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郎”在布衣称谓门荫弟子的基础上，发展到奴仆对主人的尊称。

隋唐时期，从贵族到平民都有贵“郎”的现象。一方面，贵族、大臣甚至皇帝都以称“郎”为美。例如，张易之、张昌宗有宠，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等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又“安禄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繇谓王为‘七郎’；李辅国用事中贵，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军中呼为‘十郎’；陈少游谒中官董秀，称七郎’是也。[9]

另一方面，普通官吏特别是官任郎中、员外郎者，包括平民，多以“郎”互称或自称。例如杜甫“夔州诗”中就有《简吴郎司法》、《又呈吴郎》、《晚晴吴郎又过北舍》三首诗。还有更为人所知的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诏进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一句。刘氏在《再游玄都观绝句》里亦自谓“郎”：“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李白《横江词》：“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等等。唐官吏、文人自喻为“郎”，应与当时进士及第多为清选之郎中、员外郎有关[。至于平民称“郎”，前文已有例举。

拼命三郎石秀

随着“郎”称的平民化，其在民间的使用已十分泛滥，以致到元明时期，“郎”蜕变为对贫贱子弟的称呼。明人田艺蘅云：“元时称人以郎、官、秀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日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12]清人王应葵也说：“江阴汤廷尉《公余日录》云：明初间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则故家右族，颖出之人，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日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逾越。”[13]此外，明太祖朱元璋鉴于民间多有郎中、员外郎等称呼，也曾颁布法令，严禁军民用“郎中”等官名。《太祖实录》云：“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成，命礼部申禁军民等，不得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大官、郎中等字为名称。”

“郎”称由尊向卑的转变，加上朱元璋的禁令可能产生的发酵作用，使得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郎名在民间便很少见了。李默先生在研究中发现，从客家人的族谱来看，“粤东地区郎名有的在明初已没有，大部分在明中叶以后就没有了”[1]。这一发现与“郎”称由尊向卑转变的时间相符，也与朱元璋禁用“郎中”等名称的史实暗合。

汉族“郎名”文化由南迁汉族客家人传播给少数民族畲族

汉族客家人南迁图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大体上勾勒出郎名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春秋时代，我国北方地区就有人以数字命名。唐代以数字命名者剧增。随着“郎”成为一种尊称，数字名又和郎字结合起来，于是产生了所谓“郎名”。唐宋时期，为避战乱，汉族客家先民迁徙到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与当地土著舍民交错杂居，在汉族客家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下，将郎名传播给了少数民族畲族，畲族在接受源自汉族的郎名之后，又根据其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了部分改造吏郎名的使用更加规范，从而形成了畲族自己郎名文化。甚至也远销往海外，如现在中国的邻国日本起名依旧在采用这个郎名，如田中太郎，条野大郎，吉川次郎，毛利小五郎等，这些都深深地表明了汉族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不仅影响到少数民族，也影响到国外文化。

毛利小五郎

参考资料：

[3］刘束．隋唐嘉话：卷下［M]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

[4］黄体复茅亭客话［MJ四库全书本.

[9］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Ml黄汝成，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山版社，19851824.

[10］岑伸勉唐史余i审［Ml.北京中华书局，20043-4.

[15］周奎书千古村一一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MJ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