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小名“万喜子”，锡山二字是他读私塾后，教书先生给他取的名字。这个名字取自元朝大文人杨载的一句诗：道人卓锡问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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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诗的意思是：一个道人手持锡杖探访名山。恐怕谁也想不到，这个名字后来竟成了阎锡山隐居阳明山的一个“预言”。

阎锡山出生于山西五台河边村，这里和徐向前的家乡永安村只有一河之隔。徐向前元帅晚年回忆说：“阎锡山老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那县衙府邸要气派得多”。

但阎锡山出生的时候，他家里并不是非常富有，只能算是小康水平。阎锡山比徐向前大18岁，徐向前所说的阎家是阎锡山发达之后的阎家。

阎锡山的父亲名叫阎书堂，他是一个小地主和商人，由于家境还可以，他把儿子送到了私塾读书。这一年是光绪15年，阎锡山7岁。

此后阎锡山先后在几所私塾里就读，经历了数年的寒窗苦读，后来阎锡山能考中举人，就与这段私塾生涯密不可分。阎锡山非常聪明，学习成绩很好，但也能惹祸。12岁时，他因为和同学曲满堂发生争执，拿出小刀将他刺伤。看来少年的阎锡山并不像一般孩童。

阎锡山15岁时，被父亲带到自己的店里当学徒，一来是帮他分担商业上的压力，二来是为了让他将来继承父业。同样是这一年，阎锡山还迎娶了与自己同年同月生的发妻徐竹青，徐家也是五台人，她家在五台大建安村也算望族。

然而，到了1900年，阎书堂的生意遭遇了重大危机，卖掉店铺和房屋后，还有一大笔钱还不上。面对债主的催逼，阎书堂父子不得不逃离家乡，度过了一段非常狼狈的日子。

这段经历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执掌山西期间，曾多次叮嘱属下：“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借债。”

家道中落后，阎锡山为了补贴家用，开始上街做起了卖大饼的生意。但他之前生活衣食无忧，哪里拉得下这个脸，在街上连吆喝都不吆喝。当时的熟人为此“发明”了一个歇后语：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同样是这一年，清朝遭遇了庚子之变，慈禧和光绪一路仓皇西逃。

国家动荡，盗匪乘机而起。为了防止盗匪危害村子，永和村成立一支自卫队，阎锡山被推举为首领。根据《阎锡山年谱》的记载，当时组建自卫队需要一笔钱，阎锡山便“私取陈太夫人首饰当出，用以纠合壮丁，持刀矛土枪农具以自卫，本村及邻村赖以未受大害。”

这里的“陈太夫人”指的是阎锡山的继母。后来阎锡山成了山西省长，他回家后向继母承认了此事，并拿出一副黄金手镯作为赔礼。

陈太夫人笑道：“那件事我早就知道了，但没有和外人说过。你祖母问了我几次，我都说在箱子里放着。”

这一年年关，阎书堂父子不得不再次离村躲债。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阎书堂父子决定去太原碰碰运气。

庚子之变后，清政府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清末新政”。而清末新政中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改革教育。

当时的山西巡抚岑春煊奉命成立了山西大学堂、山西农林学堂、山西政法学堂等，还恢复了戊戌变法期间建立的山西武备学堂。

武备学堂的告示一贴出来，阎锡山就动了心，想要报名考试。但他父亲阎书堂不同意，认为在太原好好找份差事，养家糊口，赚钱还债才是当务之急。

阎锡山对父亲说：

“古往今来，那些从事农工商贾的人，多少劳心费力，但到头来也只不过是‘家室之谋，钟釜之计’。而且经商难以成功，一败就难以翻身。父亲经商多年，也难免失败，我自知不如父亲，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经商呢？人生天地间，还是应该有为于时，有益于世……”（《阎锡山年谱》）

阎锡山的这番话不仅打动了他的父亲，还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一年，阎锡山成功被山西武备学堂录取，从此成了一位准军人。

阎锡山在校期间对各种训练非常认真，与同学们的关系也都很好，因此被选为班长。

这时的清政府为了培养新生代的新军力量可谓不遗余力，他们先后多次选派学生赴日留学，阎锡山就是其中的第六批。

当时与阎锡山一起被选中去日本的山西学生还有19名，临行前，山西巡抚张曾等高官对他们百般叮咛：到日本后切记不可与革命党人亲近，他们将孙中山大加贬斥一番，要求学生不要“误入歧途”。

然而，阎锡山到了日本后，看到的却是清朝和日本的巨大差距，此时日本明治维新已经过了近30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而清政府的戊戌变法却无法推行，所谓的“新政”也大多徒有其表。阎锡山于是“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也在日本活动，阎锡山翻阅了他们的刊物《中国魂》后认为他们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经过再三思考，阎锡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这意味着他与供他公费留学的清政府在精神上的决裂，阎锡山说从此他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阎锡山也非常感慨地说：为政者如果落后于时代，则它所培植的人都会变成让它崩溃的力量。但阎锡山恐怕想不到，这句话同样在他身上应验了：阎锡山为了给自己的军队培养人才，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结果从这里走出的学生有徐向前、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等等。

最为讽刺的是，正是他的学生徐向前把他赶出了山西。

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阎锡山作为较早一批的成员，曾有机会当面向孙中山先生请教，聆听他的教导。

阎锡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记录过这件事：当时阎锡山对孙中山革命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一条不是很理解，便去找孙中山请教。

孙中山答道：比如纽约有个无人光顾的沙滩，它一钱不值。但后来它周围繁荣起来了，这里的地价变成了一尺700两银子。

从一文不值到一尺七百两，这不是个人造成的，也不是上天给予的，而是靠着国家经营才得来的。所以，这块地不该归于地主，而该归于国家。我们的上海、天津、广州都是如此，我认为应该平均地权。

阎锡山继续问道：如果农民耕地使土地的价格提高了，这高出的价格应该归国家还是农民？

孙中山答道：人力改良获得的利益应该归出力者所有。

此番谈话虽然只有30分钟，但孙中山的睿智、谦和却给阎锡山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阎锡山在日期间，先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进入军队实习，转业后又进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当时他的教官是板垣征四郎，队长是冈村宁次，同学中有土肥原贤二。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臭名昭著的侵华战犯。

1909年，阎锡山结束了他5年的留日生涯，乘船返回了山西。

回到山西后，阎锡山进入山西军界，当然他暗地里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同盟会成员。

阎锡山在山西新军中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暗地筹划起义事宜。武昌起义后，他率部攻进山西巡抚衙门，枪杀山西巡抚陆钟琪，一举夺得山西政权，并被推举为山西都督。从此开始了自己长达38年的“山西王”岁月。这一年阎锡山28岁。

据阎锡山本人在回忆录中所说，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前去北京与袁世凯商讨国家前途，经过山西时，孙中山曾莅临太原，对众人发表了一次演讲。孙说：

“武昌起义不到半年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百川（阎锡山字百川）之功。不但山西人当感戴阎君，18行省亦当感谢……若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当然，这番话有勉励阎锡山的意思，阎锡山引述此话也有自褒之嫌，但不能否认的是，当时整个中国北部，只有山西一省竖起了反清的大旗。

应该说，山西起义是阎锡山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一生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民国二年，宋教仁遇刺殒命，袁世凯的篡夺之心昭然若揭，孙中山于是愤而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由于准备不周，这次革命失败了。

二次革命期间，南京有黄兴响应，上海有陈其美响应，安徽有柏文蔚，广东有陈炯明，湖南有谭延闿，福建有许崇智。这些将军先后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宣布讨袁，阎锡山却没有响应。

这是为什么呢？阎锡山后来回忆说，当时孙中山深知山西孤居北方，被北洋势力包围，所以“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等到南军北上会合后，再一同进攻北京。

阎锡山还说，陕西都督张凤翙不但未曾起事，还通电指责讨袁大军，这也是得到孙中山默许的。因为孙中山想保住革命军在北方的火种。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阎锡山解释此事时，孙中山早已病逝多年，又是“秘密派人”，自然没有对证。

不管怎么说，阎锡山就这样成了袁世凯手下的“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官职名）”。

1914年，阎锡山奉命前往北京向袁世凯述职，几次见面下来，阎锡山对袁大总统的印象并不好。他认为袁世凯“英雄有余，治国不足”，好在下属面前显露自己的才能，喜欢玩弄手段，缺乏谋国之诚意。

阎锡山认为袁世凯的称帝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举动，直到晚年，阎锡山也没有想通“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

据阎锡山回忆，段祺瑞本人亲口对他讲过一件往事：

那是袁世凯临终前，他的亲信山西巡按使金永有给他上了一份奏折，奏折中说：“北方最不安于袁政者，为山西之民军势力；若不消灭之，则阎锡山必将配合反袁军，由平绥路进攻北京。”

段祺瑞对阎锡山说，如果袁项城（即袁世凯）看完那份奏折，一定会将你撤职，并出兵讨伐你。只是当时项城已经病笃，奏折还未看完就掉到了地下。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依附于段祺瑞，称其为师。

此后他在山西奉行“不问外省事”、“保境安民”的策略，推行“六政三事”、“义务教育”等政策，使得山西进入了一段相对安定的发展阶段。

1922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到山西考察，曾在山西国民师范发表过一段演说：

“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哪里不是民不聊生？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先下两湖，又攻江西，最后占领了福建和南京。这一年12月，阎锡山请求加入国民革命军，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

27年6月，阎锡山通电全国，除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正式成了蒋介石的部下。他奉命与张作霖作战。北伐结束后，阎锡山担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此官实为虚职。

不久后，阎锡山和蒋介石因为“国军编遣事件”发生冲突，阎锡山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出国，引发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因张学良的加入而倒向蒋介石，战败后的阎锡山宣布下野，但一年后9·18事变爆发，蒋介石为了拉拢阎锡山，许其官复原职。

阎锡山曾形象地把自己在抗战中的尴尬处境比喻为“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在抗战初期，阎锡山也曾联共抗日。但1939年，阎锡山与薄一波领导山西牺盟会发生冲突，造成双方关系破裂。

阎锡山曾不无惋惜地说：我山西人才辈出，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可惜他们不能为我所用。

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乘飞机离开太原去了南京，一个月后，山西获得解放。

在山西解放前两个月，北平已经达成了和平解放的协议。傅作义作为阎锡山的老部下，曾有心拉这位老上司一把，让其投入解放军，留在大陆。

但阎锡山的回答是：“我这一生已经嫁过四五次人了，时至今日，我不想再改嫁了。”（这五次“嫁人”分别嫁的是：清政府、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

南京被解放后，国民政府一再迁都，最后到了广州，代总统李宗仁也逃走了。老资格的阎锡山被推为政府领导，直到蒋介石复出。

这段代理总统的日子只有3个月，算是阎锡山人生最后一小段的光辉时刻。

晚年的阎锡山定居于阳明山，在那里度过了10年隐居式的生活。在此期间，他的身边有50多位一路跟他过来的属下，负责照顾他的生活。

由于阎锡山与蒋介石有嫌隙，大部分人都不愿与他来往，只有过去的一些旧部如徐永昌、贾景德感念旧情，时常前去拜访。

1960年，阎锡山病逝。阎锡山死后，跟随他的50多侍卫大部分都散去了，只有张日明、井国冶等几位老侍卫选择继续留下，负责整理阎锡山的故居和墓园。

按照阎锡山的遗嘱，他的两栋房子留给了他的发妻徐竹青，他的子女则没有享受到任何遗产。跟随阎锡山在阳明山生活的老部下们，曾以阎锡山生前许诺给他们山上农场的产权为由，与徐竹青对峙公堂。

阎锡山逝世后，他的五个儿子中只有老四回来奔丧，其余兄弟因为无力承担路费并未回来。据说，阎家的子孙生活在国外，大都未曾回来给阎锡山扫过墓。

阎锡山逝世10年后，徐竹青病逝，她与阎锡山葬在一起。

再后来，80多岁的侍卫张日明也无力继续打理了，他最后决定将阎锡山故居捐出。

张日明15岁参军，19岁开始跟随阎锡山，为阎锡山担任警卫，数十年不离不弃，直到1960年阎锡山病发，死在张日明怀中。

参考资料：

《阎锡山年谱》

《阎锡山回忆录》

《阎锡山传》景占魁

《师哲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