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解放军举行首次大授衔，在授衔开始前夕，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开会探讨主持典礼仪式的人选。最终在反复商量下，毛主席和周恩来决定由一位敌军处长，负责整个仪式的衔接和主持工作。

那么这位敌军处长究竟是谁呢？毛主席和周恩来为何决定由他主持典礼？

余心清（余心清沈醉）

余心清

这位敌军处长名叫余心清，有“红色牧师”之称。余心清自幼生活在南京，由于家境贫寒，所以深知民间疾苦，他小学还没有毕业便中途辍学，随后在南京城内五台山附近以种菜、代写书信为生。

“寒门出孝子，逆境长人才”，余心清虽然没有小学毕业，但他刻苦勤奋，努力拼搏，年仅17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不收学费还管饭”的美式教会学校金陵神学院。余心清毕业后被教会派往河南，担任专业的神职人员——牧师。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基督将军”冯玉祥率部来到河南，但非常可惜的是他们大败奉军，随后冯玉祥担任河南督军。5月，冯玉祥在开封查抄前督军赵倜的家产后，没有将其私有化，而是全部用于河南教育等事业。

除此之外，冯玉祥还公布了“施政十大纲领”，令河南在短时间内得到很大的改善，而冯玉祥的这些措施也深得河南人民的拥戴。此时的余心清也同样深受感动，随即决定投身于冯玉祥部队里，余心清和冯玉祥的亲密友谊也从这里开始。

冯玉祥

1922年5月，冯玉祥刚请余心清担任随军牧师没多久，开封某学校的校长刘某认为自己是冯玉祥的安徽同学和基督教教友，便利用这两个身份请求冯玉祥担任该校的董事长。

冯玉祥得知这件事后，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办学是一件好事，我很乐意帮忙，不过要等我调查一下再回复你。”于是冯玉祥连忙派是同乡也是教友的余心清去了解该校的情况。

余心清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所谓的校长刘某只是个开“学店”的，学校的职员大多都是他的亲戚子侄。刘某以办学的名义骗取钱财，误人子弟，想要让冯玉祥担任董事长也只是为了以更好的名义骗取百姓的钱财。

当余心清将调查结果汇报给冯玉祥后，冯玉祥大为恼火，当即通知省教育厅勒令该校停办。事情结束后，余心清还为如何办教育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这些建议也深得冯玉祥的赞赏。

不久后，冯玉祥委托余心清开办中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前身）和为解决随军子弟就学的培德学校。从此之后，余心清开始涉足教育界。

10月的一个早上，开封市南门外的小校场上，整齐排列着一千多名身穿灰色军服的士兵，他们都是冯玉祥将军的“陆军第11师”学兵团。

在检阅台上，当参谋长兼学兵团团长石敬亭训话完毕后，他指着余心清说：“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位便是冯将军请来的随军总牧师余心清先生。下面欢迎余心清先生给大家布道！”

接下来余心清的讲话令台下的士兵很是震惊，因为他除第一句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孙，无论富贵贫穷，都是平等的”外，接下来讲得都是士兵们关心和熟悉的事。

余心清从前河南督军的事情说起，论述中国贫弱的根源，实实在在给大家上了一堂十分生动的时事政治教育课。而在之后的“布道”中，余心清和一般牧师的讲课方法不一样，他不会讲“圣经”或者是“天国”，而是讲世界革命潮流，讲中国人民的苦难，讲革命军人肩负的救国救民的重任。

余心清每次“布道”都深入浅出，有事实，有理论，深受大家的欢迎。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只要一提起“红色牧师”，大家都会知道余心清，连冯玉祥也夸奖他是一位“天才演说家”。

1922年冬，冯玉祥率部前往北平并担任陆军检阅使，部队驻扎在南苑等地区。余心清受命在南苑的团河继续担任军官子弟学校的校长，该校实则是西北军少年军校，不管是小学还是高中班都有，而学院大多是出身寒门的西北军官佐子弟。

1926年，冯玉祥访问苏联，余心清则前往美国留学深造。从哥伦毕业大学毕业后，余心清担任开封询证学院的院长，学员大多是县长一下的地方行政官员，他也为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辖区各省训练出不少行政管理人员。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隐居在山西汾阳，在开封军校的基础上又在汾阳创建了汾阳军校。汾阳军校的西边有一座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铭义中学，当时刚好是该校校长张元恺辞职的时候，校长一职经冯玉祥推荐，由余心清接任校长。

余心清接任后，实行教育改革，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此后，该校很多学生都走上了抗日和革命道路，为祖国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余心清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他的学生有李荣（抗日烈士）、王瀛（革命烈士）、彭雪枫（抗日烈士、新四军师长）等等。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向上海闸北19路军展开进攻，蔡延锴等人当即指挥部队进行抵抗。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蔡延锴部孤军奋战，但还是给日军严重的打击，也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情绪。

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延锴等人为了达到联共反蒋抗日的目的，在福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得知这件事后，连忙派余心清为代表参加“闽变”，并担任“中共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

余心清在大会上发表了“反蒋抗日救国”的讲话，并代表冯玉祥提倡艰苦作风。蒋介石为了平息内乱，调动30万大军围攻19路军，同时派出飞机散发传单，还对19路军的士兵们进行狂轰滥炸，以武力来消灭福建人民政府。

蒋介石

在这一前提下，余心清受到蒋介石的命令通缉，他也被迫流亡日本。1935年夏，余心清考虑到抗日反蒋的需要，悄悄回国，继续从事联络反蒋活动。余心清从多方面了解动态，以便提供给冯玉祥斟酌决策。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余心清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的布置下，肩负起在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我党为了在山东地区发动抗战，派出张经武、彭雪枫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和当时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合作，办起了山东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余心清担任政训班的主任。

除此之外，政训班还聘请了原来在北平高等院校教学的中共党员和左派教授张友渔、黄松龄等人为教官，向学员们讲授国际形势、动员民众……

1939年，余心清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三处处长，大力开展救济和收容孤儿工作。此时，儿童第二保育院的武佩琴和周恩来、邓颖超居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三人关系非常好。

不过由于武佩琴准备回西安，但没有门路找工作，生活没有着落。邓颖超得知这件事后主动帮忙，并给余心清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可以协助解决困难。

三天后，余心清送来公函，任命武佩琴为赈济委员兼西北特派员。有了这个头衔，武佩琴每个月都能领到三袋粮食，不仅能解决她个人生活问题，还能照料和抚养许多贫苦孩子。

在此期间，余心清还到华北解放区参观，在这里他看见军民团结，坚定抗战，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不由得内心仰慕，兴奋不已。

1944年，余心清参加了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根据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以“反内战，反独裁”，从国民党内部瓦解发动统治作为重点工作，余心清也根据这一精神想方设法开展活动。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陪都召开后，随着局势越来越危险，蒋介石便下令继续“反共”，着急各战区军长以上的将领秘密开会，布置扩大内战。

赵寿山也参加了这次军事会议，他生性忠诚耿直，从不巴结上级，也从不和军统特务们应酬。有一天，余心清去看望赵寿山，赵寿山便将军事会议的内容择要透露给余心清，并表示当前唯一的做法便是串连有关的军事力量，相互配合，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

余心清和赵寿山密谈后，便急忙去拜访陈铭枢，当时恰好朱蕴山也在。于是余心清悄悄将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的事情、赵寿山的态度转告给他们。

经过一番商讨后，余心清等人决定将在重庆的民主力量和各方面反蒋的军事力量联络在一起，以便配合我党的行动，从而扩大政治影响。

冯玉祥

1946年6月，李济深等人从重庆到南京后，冯玉祥决定前往美国考察水利。在冯玉祥离国之前，李济深邀请国民党内一些民主人士聚会，并决定冯玉祥去美国后，国内的策反工作由李济深领导。

冯玉祥判断蒋介石发动内战一定会先北后南，因此策反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北方。李济深很赞同冯玉祥的判断，于是便派王葆真、余心清、刘子衡等人去北方联络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策反活动。

王葆真到北方后，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国民党第40军军长李振清、副军长李辰熙、第19兵团副司令张移等人，开始进行策反工作。李振清、李辰熙等人都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因此他们所率领的部队始终被国民党军认为是杂牌军，待遇更是比蒋介石嫡系部队差得多，且始终不被蒋介石所信任。

原西北军旧部既担心被蒋介石施展阴谋加以分割，又担心在作战中被我军消灭，所以他们经常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当王葆真找到李振清等人，并向他们说起义的事情后，李振清等人有些犹豫，毕竟此时我军在全国战场上还处于劣势。

王葆真和中共地下人员针对李振清他们这种复杂的心理，向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劝他们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等时机到的时候再起义。而王葆真的这一办法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辰熙和师长王锡龄率领第40军举行起义，河南新乡获得和平解放。

被李济深派往北平进行军事策反的余心清，首先应冯玉祥的老部下，同时也是河北省政府主席、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邀请，担任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

随后，余心清以北平为活动基地，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积极开展策反活动，其重点便是争取孙连仲率部起义。余心清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孙连仲开始松口，并表示：“我愿意和中共进行洽谈。”

余心清知道后格外高兴，他连忙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孙连仲决定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前来洽谈。”周恩来和叶剑英对这件事非常重视，随即对北平地下党作出相应的指示。

孙连仲

然而还没等我党和孙连仲商谈起义的事情，一件事的发生打乱了所有计划。

1947年9月24日，国民党特务侦破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设在北平交道口东大街一个四合院内的秘密电台，在这里他们逮捕了联络站的李正宣、孟良玉、张厚佩等人。

十分不巧的是，特务们还搜出了潜伏在保定绥署指挥机关的情报人员谢士炎、丁行、赵良璋等人亲笔书写的情报底稿。特务头子马汉三早就对他们有所怀疑，经过核实笔记，确认无误。马汉三连忙将这一重大发现告诉给另一特务头子郑介民，不过由于此事事关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也不敢擅自行动，只好汇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听到汇报后大为恼火，厉声斥责军统局失误，并指示郑介民亲自去北平，将涉及此事的人全部抓起来。郑介民当天和军统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乘坐专机赶往北平，指挥了这次大搜捕。

孙连仲得知中共秘密电台被特务破获后，联想到自己曾打算和中共和谈，于是连忙找到余心清，告诉他要做好准备，并建议他躲一躲。余心清回家思前想后，一时拿不定主意。然而在第二天早上，余心清就被闯入家中的特务逮捕。

从北平中共地下电台被破获，到保定、南京、西安、兰州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获，被敌军逮捕的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将近800人，给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带来了一次大的劫难。

被捕或者暴露身份的主要人员中，丁行、谢士炎、朱建国等5位同志英勇就义；王石坚和尹家明投靠了国民党军队，后来逃往台湾；余心清由于查明他不是共产党员，因此没有被杀害，而是被囚禁在监狱中。

其实余心清没有被杀害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二、特务发觉，除了有西北军的将领为余心清奔走援救外，还有很多不是西北军的人也在到处为他求援。毛人凤估计这些人可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和共产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为了达到进一步破坏我党地下组织的目的，蒋介石决定放长线，钓大鱼，这才没有将余心清杀害。

后来，由于蒋介石“引退”，李宗仁成为代总统，他为了骗取人民的信任，便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基于这一条件下，以及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帮忙，余心清在被囚禁一年多之后，被保释出狱。

不久后，余心清来到解放了的北平，并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担任主席团常务主席之一。紧接着余心清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余心清精力旺盛、意气风发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繁重工作中去。余心清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等职务，并曾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在政府机关、外事活动等工作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整个政务院（后来改为国务院）系统的事务工作，余心清身体力行，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政治意义，不能有一丁点的马虎。他不仅自己工作认真负责，还要求手下的工作人员不能有任何粗心大意。

余心清的工作受到很多人的好评，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各部门都在说干部不够用，但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他工作干得也蛮好的嘛！”

担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也在以此庆祝国庆的筹备会上说：“论年龄，余心清同志比咱们都大；论学问，余心清同志也比咱们多；论工作效率，余心清同志比咱们都要高！咱们要向余心清同志学习！”

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初期，余心清负责国家礼宾的事情，不管在哪一方面，他都精心管理，不存在任何疏忽。除此之外余心清还兼管经常接待中外贵宾的北京饭店，亲自检查工作，对饭店的卫生标准和服务公约要求非常严格。

有一次，余心清发现楼梯扶手的背面有灰尘，于是连忙吩咐服务员将灰尘擦干净，保持清洁。每年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余心清都会负责掌管总务工作，对年老体弱的代表和委员制定专人进行照顾。

全国人大和政协每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院进行摄影的时候，毛主席、周恩来等人都会出席。在拍摄之前，余心清都先作了妥善的安排，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甚至要先试坐一下毛主席要坐的椅子，看看是否稳当。

余心清将每项工作都做的很好，因此他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我党多位领导人的高度认可和表彰。

1955年，解放军首次举行大授衔，在授衔仪式开始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开会商讨应该由谁来主持这次典礼。最终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推荐下，决定由“红色牧师”余心清担任典礼的主持人。

毛主席给朱德授衔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一定非常疑惑，毛主席和周恩来为何要挑选余心清担任典礼的主持人呢？

事实证明，毛主席和周恩来的眼光是没有错的，余心清的专业能力一流。在大授衔仪式上，余心清从容不迫地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高知识分子却在1966年9月4日自杀身亡，享年68岁。当这一噩耗传出，余心清的很多战友都为他的去世感到痛心和惋惜。

1978年10月9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余心清骨灰安放仪式。那天，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的齐燕铭不顾重病在身，坚持从医院赶来主持余心清的骨灰安放仪式。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隔了几天，齐燕铭便去世了，这种生死连心的革命情谊也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