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一直是一个话题最多的朝代，自太祖朱元璋布衣起家，推翻暴元，建立大明朝，到末帝朱由检，也就是崇祯帝吊死在煤山之上，结束了大明王朝，中间出过很多奇葩的皇帝以及大臣，那么为什么说东林党是大明灭亡的推手呢，且看下文：

东林党百度百科（什么是东林党）

提到东林党，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东林先生顾宪成。此公为无锡人，于1580年(万历八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

那么，顾宪成和后来的东林党有什么关系呢？为何有人称呼他为东林先生？原因在于，当时万历皇帝在解决掉张居正事件后，亲临朝政，之前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在万历皇帝统治的中后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顾宪成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万历皇帝就对他“甚不喜”。后来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事又引起神宗反感。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习称阁臣)，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万历皇帝找了个借口，将顾宪成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顾宪成回到了家乡无锡，对仕途和朝政心灰意冷，于是便开始讲学，以宣导他的政治主张。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但是年久失修，于是顾宪成就倡议修缮。得到了当时很多士绅、地方官员的支持。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修复了这所书院，定名东林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弟弟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至此，东林党的雏形逐渐形成。

东林党所遵循的风格是标榜气节，崇尚实学。这对当时官僚、士大夫以及文人起到了积极的左右。他们在日常的讲学中，经常会议论时政，批判朝廷。并提出很多治国之法，如太监不得干政，地方官要认真对待京察等。如顾宪成曾提出：在朝为官，不考虑朝政，地方官不考虑民生，有才之人去隐士而不作为，都是不可取的等理论。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吸引了很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这些人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的政治主张是"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同时反对皇帝、贵族等大肆掠夺黎民百姓，要求朝廷重视工商业，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在顾宪成等人讲学议政，逐渐形成东林党这个组织时，朝廷的另一部分官员，也根据各自籍贯或者攀附于谁，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个党派。如山东籍贯的官员，就形成了齐党，浙江人就形成了浙党等，他们攀附权贵，拉拢宦官，不断打击非自家阵营的官员，使得明朝官员间的党派之争，达到了顶峰。

明朝后期的党争，围绕着当时最大的“国本”进行展开，国本就是对于万历皇帝准备立太子之事，万历皇帝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1586年(万历十四年)，朱常洛五岁时，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但是神宗宠爱郑氏，不仅封她为贵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还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又恐大臣上书，便一直对立太子的事情悬而未决。而万历皇帝迟疑暧昧的态度，更是让此事争论达到了白热化。

而之后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处处可以看到东林党的身影，或明或暗，都在其中。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上述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是，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反对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

不得不说，东林党在当时是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代表了当时的士大夫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东林党大多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铮铮铁骨，堪称道德楷模。作为一个群体，这种知行合一的品格，在明末实属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但从反面来讲，东林党与当时以魏忠贤为代表的的阉党，对明朝的灭亡，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知道，空谈朝政谁都可以，但是真正有治国才能的，屈指可数。大部分东林党人都缺乏治国才能，只是停留在议政阶段。并且，对于其他党派，也是不灭之不解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东林党与其他如齐党、浙党以及阉党，如出一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