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名家金庸先生曾经说过，邓小平像他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邓小平的人生，也如孟子所言：

朱月倩（朱月倩苏州）

“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里，一生三落三起，波澜壮阔纵横捭阖，见尽跌宕起伏。而他的感情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辛曲折与悲欢离合。

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叫张锡媛。

1906年，张锡媛出生在河北省房山县，她父亲是铁路职员，还曾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

张锡媛读书的学校为原直隶省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她思想进步，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1924年就在学校参加过学生改革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学校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张锡媛在北京认识了邓颖超。当时的形势背景是，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倾向国民革命，他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国共合作也已经实现，所以共产党在北京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正在迅猛发展中。

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张锡媛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并因表现优异，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同年下半年，张锡媛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也正是在这里，她认识了同在这里学习的邓小平。

邓小平这段时期，被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安排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和张锡媛此时都求学心切，两人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两人是同学、同志、战友，但是并没有产生别样的情愫。

他们下课之余，在一起谈论的话题，经常是祖国的山水风光，或者一起讨论中国工人大罢工这些时事。两个好学奋进的年轻人，都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迟钝的并没有产生爱情的火花。

而邓小平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在莫斯科的学习也没有达到学制要求的两年，他仅学习了一年，就匆匆提前回国了。

邓小平回国后，任秘书工作，在中共中央负责文件、交通、机要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中央紧急召开“八七”会议，邓小平也有参会。会后过了不久，一位新人来秘书处报到，邓小平抬头一看，来人正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媛，不由惊喜万分。

原来，张锡媛从莫斯科回到中国后，就参加并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主要负责罢工的筹划工作，等罢工结束后，她就来到武汉秘书处，就这样和邓小平巧遇了。

之前张锡媛和邓小平在莫斯科谈论如何并肩战斗，这次终于可以志同道合的一起战斗了。不久后，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媛也来到上海，与邓小平同在秘书处里工作。

他们两人具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爱好和兴趣，在一起工作战斗的岁月里，自然而然地相爱了。

这一年是1928年，张锡媛23岁。

她长相漂亮，白净秀气，个性温柔，说话轻声细语，做事情又很爽快，对待朋友诚恳而友好，与她共事的人，很难不被她吸引。

当时追求张锡媛的人很多，但她因为志同道合，选择了邓小平。他们两人相处的极为融洽，互敬互爱，所以他们很快结婚了。

这一年，邓小平24岁，两个年轻的夫妻都正值青春，极为登对。他们的婚礼热闹非常，在上海一家川菜馆请吃喜宴，中央机关的30余人参加了这场婚礼，婚礼上，新郎新娘都言笑晏晏，气氛欢乐又温馨。

邓小平和张锡媛结婚后，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同住在这里，还住在邓小平夫妻的楼上。

他们的朋友，还有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他们都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

这三对夫妻，六个年轻人，当时平均年龄也就20多岁，青春热血，对工作勤奋积极，热情洋溢，他们组成了一个昂扬向上又坚强团结的战斗集体，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虽然，他们身处危险的环境里，冒着生命风险在为革命奋斗，但是为了国家，他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生活过得极为充实，因为是从事秘密任务，需要执行者具备极强的应变能力。

张锡媛样貌靓丽，活泼动人，但是她个性从容冷静，经常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执行流动性强、艰巨而危险的秘密工作，给各处秘密机关递交文件和通知，她能力突出，执行任务来去自如，隐蔽的极好，一次也没被敌人发现。

这段短暂的时光虽危险重重，却是邓小平和张锡媛相处难得快乐的时光。

邓小平和张锡媛新婚燕尔，极为恩爱，两人又很能谈得来，从没有人听见他们夫妻发生过口角，很多当年与他们共事的革命老同志回忆，当时总能见到他俩像两只快乐的小鸟，在小楼里并肩进进出出。许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时光，曾沉思良久，然后说，“张锡媛是少有的漂亮。”

“少有的漂亮”这短短一句夸赞的话，承载着邓小平对张锡媛深切的怀念之情。

1929年8月，邓小平奔赴广西，参加党组织教派给他的武装起义工作。此时张锡媛已身怀六甲，但为了革命事业，邓小平毅然告别爱妻，踏上了去广西的征途。

也就是在这一年（也有资料记载是1930年1月），邓小平从广西回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广西的武装起义工作。张锡媛当时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待产。

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年轻的夫妻久别重逢，自然欢喜，却不知人生旦夕祸福，张锡媛分娩时，被送进产房不久后就难产了。

她吃了很大的苦头将孩子生下来，却因为当时医院的恶劣环境，张锡媛得了产褥热，性命垂危。邓小平在医院日夜陪伴她，也抵不过残酷的命运，张锡媛没有熬过去，在邓小平怀里去世，年仅24岁，而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也不幸夭折。

没人知道，痛失所爱后的邓小平，是如何难过悲痛。可他还来不及为张锡媛办后事，广西的革命工作十万火急，他必须赶回去处理。强压下心中悲伤，邓小平在赶赴广西前，委托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代替他办理张锡媛的身后事。

李强后来回忆说，他们把张锡媛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因为地下工作需要，墓碑上的人名写的是假名张周氏，立碑人也是临时起的假名。

因为张锡媛至亲的人不在身边，给她送葬的人，有邓颖超，还有她妹妹张晓梅。

1931年5月，邓小平再次匆匆回到上海，去江湾公墓去探望了张锡媛的墓，其间悲痛，无法言说。

张锡媛与邓小平是少年夫妻，他与她虽相处时间不长，却情谊深厚。

1949年上海解放，邓小平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张锡媛的墓。因为战乱，江湾公墓被破坏得面目全非，邓小平在李强的帮助下，将张锡媛的遗骨收殓好，用特制的棺木妥善安置于瑞金花园内。

1969年的时候，上海市烈士陵园筹建，张锡媛的遗骨和其他革命烈士的遗骨一起，一同被安葬于上海烈士陵园，并刻上了“张锡媛烈士”的字迹，她唯一保存下来的照片，也被镶嵌在了墓碑上。

1990年，邓小平已86岁高龄，他携妻女再次来到上海，找到工作人员，询问“张锡瑷的骨灰还在不在，处理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带回北京八宝山。”

工作人员调查后，告诉他张锡瑷的遗骨葬在上海烈士陵园，邓小平便专程到墓前祭奠，他看着墓碑，伫立良久，在场人员都不由动容。

斯人已逝，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叫金维映。

金维映与邓小平同岁，都是1904年出生的。

金维映出生在舟山群岛，家境贫寒，一家人为了温饱，不得不颠沛流离四处讨生活。在金维映8岁时，她父亲金荣贵因为略通文字，为人又诚实可靠，被人请去做账房先生，一家人终于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

尽管家庭条件并不富裕，金荣贵还是将金维映送到定海女小读书，之后又供她上了宁波竺洲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金维映回到定海女小任教。

青春时代的金维映，身材修长，皮肤白净，还长了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漂亮又干练。1924年，金维映到上海大学看望同学时，认识了瞿秋白、项英等思想先进的共产党人。她救国的思想也被他们影响，产生了转变。

她慢慢地意识到，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女子想要自强自立，想要彻底改变当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女性悲苦的命运，就必须要进行革命。

经历大革命洪流的洗礼后，金维映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于1926年10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金维映入党后，积极参与国共合作，在舟山的定海城区等地开展工人运动、盐民运动，被誉为“定海女将”。她还积极地发动家人都成为革命者，发动身边人成为革命群众，为革命做贡献。

从1926年起，中共宁波地委派到定海建党的一些领导人，经常到金荣贵管理的公司“避风头”，金荣贵总是竭尽全力地保护他们，他所在的公司，也成为党组织的秘密据点，金荣贵经常为他们守门望风。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金维映为了躲避抓捕，离开定海。而国民党反动派抓不到她，便抓捕了金荣贵，之后又抓捕了她母亲和弟弟。金荣贵托人花钱，费了不少力气，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榨干油水”，经保释回到定海。

可这时因为他们一家人闹革命，金荣贵被公司解雇，住处也被查封，他们一家人在定海没有立足之地，只能返回镇海老家。却在不久后，他们听闻，他们日夜担忧的女儿金维映，在宁波被捕了。

金荣贵心急如焚，倾家荡产打造一尊金佛托人情走关系，终于，将金维映从监狱里保释了出来。金维映出狱后，并没有被牢狱之灾吓怕，她勇敢地只身前去上海寻找党组织。

金维映来到上海，几经波折后终于成功找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后，此后在工会里秘密组织工人运动。

1929年，金维映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她在这段工作期间，不只负责妇女工作，反“围剿”这种危险的工作她也从不落于人后。当时战争环境残酷，领导干部也不能手无缚鸡之力，还得有一身过硬的本领，金维映便努力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和身体水平。

她个性顽强，不辞辛苦的练习骑马和枪法，离她住处100多米的地方，有两棵参天大樟树，每棵有三四人合抱那么粗，金维映在树上用石灰画了个圆圈当靶子，每天坚持不懈“打靶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她的枪法练习得很好，曾带头活捉过“岭背区”的反动武装分子，乡亲们都称赞她是巾帼女杰。

1930年，金维映任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这时她26岁，革命经验却很丰富。这一年，金维映认识了邓小平。

1931年7月，邓小平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被批准了。这时，中共中央也派遣金维映到中央苏区工作，二人正好同行。

他们辗转经广东汕头进入中央苏区，一路的旅途中，金维映和邓小平在年龄、性格上有几分相似，金维映个性爽朗，走到哪里都能把笑声带到哪里，两人很快互生好感。

邓小平对金维映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金维映也向他讲述了自己在被抓捕入狱和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的革命历程。

两人一路上情谊加深，到苏区不久后就结婚，成为一对革命夫妻。这场婚礼，因为双方工作繁忙，举行得极为低调，两人结婚后，都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聚少离多。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又调任会昌县委书记。金维映则先后担任于都、胜利两县县委书记。两人由于分隔两地工作，邓小平和金维映难得见上一面，尽管两人聚少离多，但他们一有时间也会相互探望。

1932年5月，金维映在赣县，率领独立团成员，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她亲临火线与敌人展开搏斗，勇敢顽强不输给任何一个男性士兵，这场战争经过四天三夜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轮番进攻。

金维映和邓小平的婚姻不足两年，在1933年5月时，中央苏区“左”倾路线斗争，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受到撤职，并被党内处分。

这是邓小平三落三起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在他遭受批判后，金维映作为邓小平的妻子，当时也受到不小的精神压力，最终，经过慎重考虑，他们选择了离婚。

之后，金维映调入中央组织部工作。1934年，金维映再婚，婚后不久即匆匆动身参加长征，金维映是参加长征30名女红军中的一位，1936年，金维映在陕北生下独子，这个独子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金维映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战士和革命领导干部。在红军长征中，金维映走过了雪山、草地和无人区，展现了红军女战士坚强不屈的刚毅作风。

但是，长征艰苦的环境，使许多女战士身患疾病，金维映因为身体的病痛，于1938年被组织安排，送她去苏联治病。

不料，这一去，她竟与祖国和革命战友成永别。

1988年6月24日，邓颖超在回忆金维映时，提及过她的病情，邓颖超说，1939年7月，她陪伴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疗骨伤的时候，曾经去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看过金维映。

1941年，希特勒的军队攻入莫斯科，苏德战争爆发，金维映所在的医院，也因战争迁离了莫斯科。之后，邓颖超就再也没有听到过金维映的消息了。

解放后，有革命同志从苏联回来，给邓颖超带到了金维映的消息，她因为苏德战争的炮火，不幸牺牲在了异国他乡，年仅37岁。

邓小平得知金维映去世的消息时，亦为埋骨他乡的革命战友痛惜，但他并没有留下什么话语。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第三次婚姻很幸福。在政治生涯上，邓小平一生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都是与之后的挚爱伴侣携手前行。

解放后，邓小平经历两落两起，都是伴侣陪伴在他身旁，她伴随着邓小平住进过中南海，也伴随着邓小平住过“牛棚”，熬过了十年动乱岁月。

邓小平一生中，三次遇到挫折跌倒，但是他三次都坚强爬了起来，走出困境，并且三次复出，一次比一次令人瞩目，每一次都获得了成功。

他的人生风云变幻，跌宕起伏，而他能熬过许多艰苦岁月，与风雨飘摇中仍不离不弃陪伴在身边的妻子儿女并肩前行具有莫大的关系，家庭的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