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5日，从1500多名优秀空军飞行员中精心选拔的14人，汇聚在北京航天城，他们分别是：邓清明、聂海胜、杨利伟、吴杰、费俊龙、赵传东、翟志刚、刘旺、景海鹏、刘伯明、李庆龙、陈全、张晓光、潘占春。

部队级别（部队级别排名顺序）

首批14位航天员

当他们面对五星红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起，意味着我国由首批14名航天员组成的航天员大队才算正式诞生，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里程碑。

作为未来载人航天伟业的主角，航天员大队总得有一个负责人，来领导航天员大队的正常管理运转吧。

这个时候申行运出现了。

在国家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之后，军委就专门派遣申行运全程负责航天员的选拔以及训练工作，于1996年起担任航天员大队长。

值得注意的是，申行运并非属于杨利伟、聂海胜他们航天员中的一员，他只是起领导航天员的角色，不承担载人航天任务。

申行运大校

而且此时申行运的军衔属于正师级大校，远比航天员大队中14位航天员的军衔要高，毕竟航天员都是从空军战斗部队的飞行员中选拔的，军阶普遍比较低，全部都是上校以下的校官。

比如杨利伟在2003年执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的神舟五号飞天任务时，就还是一位中校军官。当他从太空返回地球后，立即晋升为上校军衔，与航天员大队长申行运的正师级大校军衔还低两个级别。

在申行运大队长之后，我国的航天员大队又先后迎来了3任大队长，分别是2009年上任的费俊龙大队长、2014年上任的聂海胜大队长、2021年上任的景海鹏大队长。

其中费俊龙在接任航天员大队长时，还是正师级大校军衔，2年后才晋升为副军级少将军衔；聂海胜和景海鹏在接任航天员大队长时，都已晋升到少将军衔。

由此可以看出，航天员大队正是从费俊龙开始，后续的历任航天员大队长皆是由航天员担任，而且还是少将军衔，申行运则成为航天员大队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从未执行过飞天任务，又不是将官的大队长。

不仅如此，在我国已公开的第一批、第二批共19名航天员中，少将军衔的航天员达到8人，分别是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景海鹏、刘伯明、张晓光、刘旺，标志着第一批现役已执行过飞天任务的所有航天员全部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也就是说，少将衔的航天员大队长还领导着一部分少将衔的航天员。

读到这，我想有些人难免会有此疑问：连航天员都是少将军衔了，为何作为航天员领导者的大队长仍是少将军衔，而没有晋升中将军衔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航天员大队的军事级别。

航天员大队自从组建起，就隶属于军委总装备部，它的全称为“总装备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中国航天员科学训练中心）航天员大队”，在2016年军改后航天员大队的隶属关系不变，只是军委总装备部改名为军委装备发展部。

当时，军委给航天员大队定下的军事级别为正师级编制。

也就是说航天员大队长的正常级别是正师级大校军衔，第一任航天员大队长申行运大校的军衔级别是符合编制规定的。后续的航天员大队长都由少将担任，则说明了航天员大队逐渐形成了将官高配大队长的传统。

有些人觉得航天员大队的正师级编制有点低了，但是在我看来，这已经是非常高的编制了。如果放在战斗部队的一个师级作战单位，管理的官兵超过5000人以上，看看航天员大队这个正师级单位，领导的航天员数量还不超过50人。

一个编制人数不到一个连的单位，列为正师级编制，并配备军级一把手，恐怕在全军都是屈指可数的，这才是航天员大队的特殊之处。

不过军委装备发展部并非航天员大队的直接上级，航天员大队还有一个顶头上司——军委装备发展部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军事级别为正军级，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职能。

在航天员大队成立一年后，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就成立了，由谢名苞少将担任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后续的唐贤明少将、王兆耀少将、王文宝少将等人皆当过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一职。

包括我国第一位飞天的神舟五号航天员杨利伟也曾在2018年担任过近3个月的主任一职，那时他早已晋升为正军级的少将军衔。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说，航天员大队长最高也只能到少将，不可能晋升到中将军衔。

毕竟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才仅仅是正军级少将，作为下属单位的航天员大队长怎么能比自己上级的军衔要高呢？不符合常理。

另一方面，除了首任航天员大队长申行运大校之外，其他的航天员大队长皆是由航天员担任的，而航天员的军衔并非战斗部队军衔，而是专业技术军衔。

比如原航天员大队长聂海胜，他在2011年与费俊龙两人晋升将官军衔时，晋升的是专业技术少将军衔，这已是航天员大队最高的军衔了。

无论是我国首位飞天的航天员杨利伟，还是三上太空的航天员聂海胜，他们晋升少将军衔的时间超过了10年，至今还是少将军衔，仍未再次得到晋升，就已经说明航天员大队的军事级别远远为未到副战区级或正军级编制，那么航天员大队长必然不会被被授予中将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