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袁世凯登基大典的主办人；他是民国代总理，他是张作霖的亲家；他是周恩来的忘年交；蒋介石亲自为他斟酒；

梁士诒（梁士诒内阁）

他是梁思成的前辈；章士钊的老友；他是王世襄的恩师；戴笠是他家的常客，张学良与他合开过公司；

他的外孙是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他的孙子是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他的女儿们皆为北洋名媛；他是营造学社的创立者；

他是北戴河、中山公园的创始人；他拒绝过日寇的利诱；他将必生的收藏捐献给了国家；他是北京城改造的第一人；

他经历了整部中国近代史——他就是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谱名启纶，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晚年自号所居曰“勤炳烛斋”。祖籍贵州紫江（今开阳），1872年11月12日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享年92岁。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人民政府四个历史时期，为我国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收藏家。不过，用王世襄的话来说：“可惜现在的人对他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上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

朱启钤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贵州开州城南永兴场（今开阳双流镇）。朱启钤出身于书香世家，曾祖朱理堂于道光十二年（1832）游湖南返，主讲于省城贵阳正本书院，遂迁于此。祖父朱士熙举人出身，曾在湖南做过几任知县。

朱父名庆墉，号稚皋，秀才出身，师从傅寿彤。朱母为傅寿彤之长女傅梦琼。傅寿彤，字青馀，号澹叟，贵州贵筑（今贵州贵阳市）人，清咸丰三年（1853）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历任河南归德府、南阳府、开封府，南汝光兵备道，后擢升至河南按察使、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筑"止园"于长沙，居十余年，著书多种。傅寿彤精于史志、书法、诗词，与当时政学界的顶极人物均关系密切，是朝野共知的文武全才。傅梦琼之次妹傅宝琼适贵筑翰林黄国瑾，三妹傅幼琼适湖南善化瞿鸿禨，瞿鸿禨后为军机大臣。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朱庆墉返黔参加乡试，试毕，在返回河南的途中，不幸在贵州玉屏县乘船触滩石后溺水而亡，时年三十一岁。当时朱启钤年仅三岁，只好与母亲生活在外祖父家中。

1891年，瞿鸿禨出任四川学政，朱启钤跟随入川。瞿鸿禨欣赏朱启钤天资聪颖、做事精干、有异于常人的禀赋，遂着意栽培、大力提携。因为朱启钤写得一笔好字，并且和瞿鸿禨的字相似，瞿鸿禨还让他替批文案，代拟文书。

1899年，朱启钤以知县衔在上海出口捐局当差，并以此为契机摸熟了进出口贸易和金融商业，学会了与商界洋行打交道。

1902年，在瞿鸿禨的大力举荐下，30岁的朱启钤出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及监督。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朱启钤结识了徐世昌。徐世昌非常欣赏他，给予“稳健干练，事必果行”的评价，并把他推荐给袁世凯，得到袁世凯的重用。自此，朱启钤进入北洋集团，为袁世凯竭尽全力，忠诚效劳。

朱启钤（左）、袁世凯（中）、张百熙（右）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

1905年，大清设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书，赵秉钧任右侍郎。朱启钤调任巡警部，任北京内城巡警厅厅丞、外城巡警厅厅丞。当时的警察什么都要管，一身兼任多职，安全、交通、消防、卫生、社保、救济……朱启钤经常骑着马在京城巡逻，几乎所有的街道、建筑都烂熟于心。

他看到北京夜晚乌黑一片，就试着在街上安装路灯。但京师某御史以“自家数世夜不燃灯”为由，向皇帝弹劾、控诉，朱启钤没有退却，照常试验。曹聚仁在纪念朱启钤的文章中透露，朱启钤还在外城大栅栏推行过“单行道制”，不过有个人却自恃皇亲国戚，公然违犯规矩，此人就是肃亲王善耆的福晋。让人惊讶的是，朱启钤竟敢向皇亲国戚开罚单——判罚那福晋十块银元，但“居然使肃亲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由此可见，朱启钤敢做事、会做事。

1908年，朱启钤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1910年，朱启钤任津浦铁路北段工程总办，督建济南泺口黄河大桥、济南火车站等工程。

辛亥革命后，朱启钤在北洋政府做过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并曾由袁世凯任命为代总理，但朱启钤并未就任。曹聚仁说朱启钤“会做官”，此言不虚。朱启钤经历了赵（秉钧）、熊（希龄）、孙（宝琦）、段（祺瑞）、徐（世昌）等内阁，一直维持其阁员的地位，可谓北洋政坛的“不倒翁”。

然而，这位政坛“不倒翁”却一度迷失在“洪宪帝制”的声浪中。1915年，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朱启钤出任“登基大典筹备处长”，与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辰春、袁乃贵一起，被人并称为“七小人”。袁世凯死后，朱启钤以筹备洪宪帝制大典祸首之一遭通缉，1918年被赦免。在朱启钤漫长的一生中，他对自己参与“洪宪帝制”一事从不辩解，从不公开说袁世凯的坏话，也不说袁的好话。即使是章士钊同他谈袁世凯，他仍坚持“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1918年，朱启钤被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委以重任，担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尽管朱启钤在议和中以国家安危为重，但军阀之间勾心斗角，导致和谈破裂。这是朱启钤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次担任重要角色，随后他基本退出政坛。

从1917年起，朱启钤开始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并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织绣、漆器艺术的研究，“以蠖园为冬居，蠡天小筑为消夏之处”。

朱启钤先后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朱启钤是一个杰出的管理人才，在经营上十分重视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并大胆使用技术专家。到1936年中兴煤矿产煤量达到173万吨，从而使中兴公司走向以煤为主，煤、焦、电、钢铁、农林、铁路运输为主船运输为辅的多种经营的综合性大企业。朱启钤还投资入股了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局等。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临时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资历声望不够，欲请吴佩孚、朱启钤这样北洋时期的首脑人物出来捧场。游说不成，进而威逼。朱启钤坚决不为所动，顶住各方压力，坚决拒绝伪政府职务。于是敌伪对他进行迫害，以朱启钤住的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由，强行征购了朱启钤的住宅。搬家又何妨？朱启钤一家随即移居北总布胡同，安之若素。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朱启钤一直装病在家，整理文献，最终迎来抗战胜利。

朱启钤抗战时期关于贵州资料的信函

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朱启钤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怎么了解，避居上海考虑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来得悉后，马上请朱启钤的同事兼好友章士钊写信，力劝他留在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信件由著名话剧演员、党的秘密工作者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启钤的寓所，并向他转告了周恩来的口信。朱启钤回京后，党和政府对朱启钤礼遇有加，周恩来特地聘请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以后朱启钤又成为为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顾问。

1961年，朱启钤90岁生日时，周恩来送来一个大花篮祝寿。1964年，朱启钤患感冒，不久并发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不久后病逝，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朱启钤博学多才，著有《哲匠录》（与瞿兑之、阚铎合辑）、《李仲明营造法式》、《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紫江朱氏家乘》、《贵州碑传集（稿本）》等。主持编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共七卷）。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王世襄曾经受朱启钤的交付，注释此中国惟一的漆工著作，请参阅：【收藏大家】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编辑贵州地方文献也是朱启钤的心愿，他编辑了《黔南丛书》8种、《清代黔人馆选录》、《刘贵阳遗书》等，晚年倾心编辑《贵阳碑传集》。

1919年，对于朱启钤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他遇到古籍善本《营造法式》。这次偶然发现，成就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段佳话，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

朱启钤从上海返回北京，在南京图书馆访书，从众多古籍中发现了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丁氏八千楼抄本，请参阅：大收藏家398期：千年丁氏，八千卷楼）。《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李诫主持过大量的新建与重修工程，包括王邸、宫殿、辟雍、官衙、太庙等不同类型的建筑，积累了丰富的建筑技术知识和工程规划、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朱启钤发现后，如获至宝，这就是他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古代建筑宝典。

朱启钤通过江苏省省长将该书借出，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以传后世，即后人称之为“丁本”者。但“丁本”辗转传抄于绍兴版本，错漏甚多，影绘原图甚为粗陋。朱启钤觉得，这样珍贵的古籍一定要有可靠的版本，尽可能使它臻于完善，便委托藏书家陶湘刻一个流传后世的精校本。陶湘是民国的大藏书家、刻书家，所刻书籍，校对精良。陶湘印本的《营造法式》是“丁本”的升级版，彩色套印，前所罕见，在中国古籍之版本研究方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营造法式》作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文献，经过这一番整理刊印，亦倍受国内外建筑学界瞩目。

民国九年(1920年)《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

1925年，梁启超将朱启钤送他的新版《营造法式》寄给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这本书改变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术路径。后来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将日期选定为3月21日，而这正是《营造法式》作者李诫墓碑上刻的日期；两人的儿子叫“梁从诫”，有“师从李诫”的意思。（最近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诫”字是后世误刻，应为“诚”字，即李诚，根据他的字“明仲”，宋人理学已讲诚明之德，故知必为李诚。这个李诚-李诫还曾经向宋徽宗进献过五马图）

1929年，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等三人倡议成立“营造学社”，1930年，朱启钤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正式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由朱启钤任社长。为什么叫“营造学社”，而不是“建筑学社”，朱启钤说：建筑虽然是他研究的重点，但如果局限于建筑本身，那它与文化的关系则不能完全彰显，所以打破建筑范畴而叫营造学社。

学社成立后，梁思成、刘敦桢不约而同地先后加入，这对朱启钤来说，如虎添翼。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为文献部主任。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学界精英赫然在列，一时星光灿烂。从此中国古建筑调查、测绘、研究等工作进入正轨。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深入全国15个省份的220多个县，测绘、调查、拍摄了两千多座建筑。许多现今名扬海内外的珍贵古建筑，如应县木塔、嵩岳寺塔、蓟县独乐寺、佛光寺、赵州桥等，都是由中国营造学社首先发现其价值。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筑调查广为人知，后来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出版，算是完成了朱启钤的夙愿。

朱启钤先生为中国营造学社所写的七言对联：“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启钤北京旧居位于赵堂子胡同3号（原甲2号），恰处旧北平“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进四合院。这座宅院是朱启钤在20世纪30年代购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筑，由他自己重新设计并督造。院内的彩画及建筑上的做法，完全按《营造法式》进行，所用木工、彩画工都是通过吴灜、王继增聘请的前清造办处的老工匠。四合院建好后，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办公，后半部为朱启钤先生眷属居住。1953年，朱启钤搬到东四八条111号居住。

朱启钤天津旧居在马场道164增1号，这座具有哥特式建筑特征的别墅是1922年建造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有地下室，红瓦坡顶，清水砖墙。建筑二层设有拱券式开放柱廊，令立面形象十分醒目。此外朱启钤一生注重饮食养生，在当时的公馆私房菜中，朱家的菜那是有名的。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朱启钤先生第一次对北京旧城作了科学规划，并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造,被尊为近代北京城市建设史第一人。他第一个提出“修旧如旧”的概念，也第一个颁布“胜迹保护条例”。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过行道树，这个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了杨柳。

1914年，担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并聘请德国建筑师罗克格制定前门改造计划。由朱启钤主持的正阳门改造工程冒雨正式开工，他手持大总统颁发的特制银镐刨下了第一块城砖。这柄银镐重约30两，红木手柄上刻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爰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银镐如今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由于谋划得当，工程至当年年底便全部完工。现在正阳门箭楼中西合璧的独特建筑装饰风格，就是那时的成果。该工程打通了京城的东西中轴线，为今天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恐怕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

1915年6月16日，内务总长朱启钤（中）冒雨主持了前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

民国初年，朱启钤就开始规划“新市区”，最后选择在先农坛北侧地区，建设“模范街区”。高标准的规划，高标准的建设，高质量地经营，终于建起以永安路为中心的“民国十四条模范街”。至今这十四条街的格局也没有改变，而且十四条街民国老建筑还有一半还在。

民国初立之时，大总统府设在中南海，朱启钤把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建为“新华门”，拆除内侧的皇城墙，使大门直通西长安街，又在门内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风格的花墙。如今新华门已成为中国政权的象征。

此外，他还先后主持完成了拆旧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拆皇城城垣，改造与打通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子大街，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长街路口，设计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门，成为东、西长安街上独特的景致。建北京环城铁路及东西火车站，改造前门城垣，推进南城香厂新市区规划建设等重大工程。

1914年，朱启钤陪同裕隆太后到天安门西侧的社稷坛祭祀，看到院内建筑破烂不堪，太监们开垦土地种苜蓿草养马。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共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稷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这是北京有史以来的第一家公园。他把改建正阳门时拆除天安门对面千步廊的木料用于公园建设，并亲自规划指挥，不仅节约了开支，还使旧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对园中的千年古柏尤为爱护，逐一登记造册，并安排妥善管理，这些古柏至今仍郁郁葱葱，成为公园中的著名景观。

1914年1月，朱启钤呈报袁世凯批准，决定开办“古物陈列所”，藉以保存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国宝文物，并派治格前往沈阳和承德办理。治格奉命把运来的文物在故宫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展出。随后，朱启钤又争取到美国庚子退款20万元，在故宫咸安宫旧址新建了文物库房，这样，古物陈列所基本具备了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雏形。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逐出故宫后，北洋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资产并筹备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宫内廷展示北京故宫文物。1946年，国民政府将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合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

古物陈列所

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特意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朱启钤提出的建议大多被采纳，其中有以下几条：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年时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的花墙，是民国初年为了与东交民巷外国的练兵场隔绝，在改建新华门的同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

朱启钤寓居天津之后，当时的北戴河逐渐成为避暑胜地，但是全部为洋人控制，即使洋人与当地农民发生纠纷，也要请神父评理。朱启钤爱国心切，出资修建观音寺，鼓励农民不信洋教；他还出资修建了几条大马路，号召天津的寓公在那里购房置地，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他自任会长，终于使北戴河形成了华洋对峙的局面。

朱启钤和张学良在北戴河开发期间合影

1921年，他作为当时大总统徐世昌的私人代表赴法国接受巴黎大学赠予的文学博士学位，正赶上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陷入困境，原来，因华法教育会发现留学生中革命思想浓厚，竟不按合同办事，拒付留学生的补助金。他得知此事后立即私人掏腰包5万元，当时的留学生公推徐特立写了一封感谢信当面交给他。

朱启钤先后有三位夫人，都是故后续娶的。元配陈光玑生有长子朱沛、长女朱湘筠;陈氏夫人亡故后，续娶于宝珊，共生四子九女，前三子幼殇，只留朱渤(朱海北)一子长成，九女依次为淇筠、淞筠、津筠、湄筠、洛筠、浦筠、沚筠、洪筠、浣筠。于夫人因为生育子女太多，身体不好，于1927年去世。1930年，又续娶许曼颐为夫人。朱家的十小姐，名字都带一个“筠”字，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几位大小姐都是当时京津社交场上的明星人物。由于朱启钤游历过欧美，思想开放，从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动，因此朱家小姐们活跃于交际场合，时有朱家“八凤”之誉。

朱启钤及夫人和五个女儿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马君武的一首题为《哀沈阳》的感事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讽刺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夜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时，仍沉迷于歌舞。该诗传诵一时，张学良背上了“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赵四、朱五、胡蝶更是被视为“红颜祸水”。多年以后，在香港的一次宴会上，朱湄筠正好碰到马君武，她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谢谢你了，你把我变成名人了!”马君武当时的神态非语言笔墨所能形容，不俟终席匆匆拔腿而去。

朱湄筠题赠朱光沐

朱启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从他遗留下的一册文物账册可以看出他收藏文物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别人收集文物常常只限一两个品类。他则铜器、瓷器、漆器、木器、竹器、银器、丝绣、书画碑帖、古墨、端砚、石章、旧纸以及贵重药材、名贵陈酒等，无所不藏。朱启钤收藏尤以缂丝为最，堪称“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

晚年朱启钤回忆往事，认为自己的文化素养，尤其是对文物的鉴赏以及古建筑、古园林、古玩收藏等方面的知识和兴趣，莫不得益于外祖父和母亲早年对他的教育和熏陶。朱启钤的外祖父傅寿彤嗜好收藏，所藏书画的包首多是宋锦和缂丝制作而成的，朱母傅梦琼也擅女红，常把一些宋锦碎片缀合成香囊荷包等物，家庭的熏染使朱启钤幼年便喜欢丝绣。他在《存素堂丝绣录·弁言》写道：“童时在外祖家，见法书名画之帙，多为宋锦绣刻丝，爱其雅丽工致，眩然莫忘，先慈傅太夫人擅女红，每侍侧，时见缀辑宋锦断片制为香囊、佩或碎裁花样作针黹之谱录。斗锦之智，穿纱之巧，手泽所存，历历至今，如在心目。”

民国初年，朱启钤从前清恭亲王后人手中购得一批从宋代到清代的缂丝、刺绣珍品，大约280件。这些缂丝多是皇帝御赐，异常名贵。1924年，日本巨商大昌喜八郎愿以100万大洋的高价收购，但朱启钤不为所动，婉言谢绝。私下他对家人说，这批国宝就是卖，也坚决不能卖给外国人。1928年，朱启钤将这些藏品一一整理著录，写成《存素堂丝绣录》，并予刊行。

纵25.6横25.3厘米

朱启钤旧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1929年，朱启钤组织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并影刻宋版《营造法式》，急需经费，第一次想到了出售这批精品，但当时能够买得起这些缂丝的大多是外国人，朱启钤一时十分烦心。这时，与朱启钤有姻亲关系的张学良（详情参阅：【收藏大家】张学良——民国“公子收藏家”千金求一字）闻讯后提出由他来接手，于是这批缂丝精品最后以20万银元的半送半卖价售给了张学良。出手前朱启钤反复叮嘱张学良“不要让这批珍品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张学良不敢稍有大意，随后就将这批宝物放在他的东北边业银行金库中悉心保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东北边业银行落入日本正金银行之手，这批丝绣自然也遭劫掠。巧的是，朱启钤原先有个姓荣的盟弟，“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姓荣的出任伪满中央银行的总裁。伪满中央银行虽然是日本正金银行的满洲支行，但建筑极其宏伟，堪比伪满皇宫。朱启钤利用与盟弟的这层友谊，托其暗中设法保护这批国宝，不要失之东瀛。姓荣的满口答应。他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以“满洲国”的名义宣布这批丝绣为国宝，长期储藏于沈阳正金银行的金库中。1935年将这批国宝交由东京座右宝刊行会以彩色原版和珂罗版精印成《纂组英华》三百部，仅流通一百部，其余二百部供溥仪的伪满帝室用于赏赐之用。该书分上下两册。共收录缂丝图版139幅，每幅图片之间用水印木兰花纹纸作隔页，十分精美，一时在文物界引起轰动。这样，缂丝的名气越来越大，世人皆知，日本侵略者急得团团转，就是无法下手。这批缂丝总算没有被劫往日本。

《纂组英华》（资料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占领了东北。这年年底，正当苏军准备从东北撤退之际，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来到北平公干，看望了朱启钤。朱启钤深恐这批缂丝落入苏军之手，流出国外，斗胆请宋子文关注这件事，查明下落，设法保护，宋子文过问后告诉朱启钤，这批缂丝还在沈阳。

1946年夏天，东北解放战争打响。朱启钤担心战事一旦波及沈阳，这批丝绣难免化为灰烬。他趁宋美龄来到北平并即将去东北的时机，托王世襄以“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办公处”的名义拟一呈文，交到宋美龄手上，请其务必关心这宗国宝，争取将其空运到安全的地带妥善保护。宋美龄到达沈阳后，专门安排观赏了这批丝绣，经她出面干涉，将这批缂丝从沈阳空运到北平，先存放在中央银行，后又移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1949年，北京故宫的这批缂丝精品又拨交给当时的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珍藏至今，成为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朱启钤也曾陆续不断从琉璃厂茹古斋、大观斋搜集了大量的宋、元、明、清时代的缂丝，其中大部分缂丝作品是经过修补的。但也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的缂丝。民国十年前后，鉴古斋周杰臣从前门大街祥和成挂货铺买来一对鹭鸶卧莲蓝地粉色缂丝挂屏，就是乾隆时代保存良好而无损坏的，并镶有红木框。四百元买的，卖给朱启钤是一千元。这对挂屏原系山东黄县丁百万家中收藏的。

朱启钤旧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朱启钤半生收藏中，有清内府旧藏、明代大收藏家项子京（详情参阅：【收藏大家】项元汴：收藏家也有强迫症，题跋太多遭嫌弃）旧藏、清代安歧（详情参阅：【收藏大家】贩盐发家的清代鉴藏大家安岐）、梁清标（详情参阅：【大收藏家】清初鉴藏大家梁清标的稀世珍品）、盛昱等的藏品。其家有一份关于收藏品的文物账册，这册文物账册是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由朱启铃先生的孙子朱文极先生根据实物清点笔录下来的。

朱启铃对这账册很重视，他经常翻阅，纠正抄录时的差错。如书画项内有“明人绘洛神”一轴，他补注上“麻姑”，以示抄录方面有误。文物的去向，如赠与儿女、孙子、亲友等，他都记上。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他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生计断绝，不得已靠出卖文物为生。他的大批文物就是在这个时候忍痛卖掉的，如帐册内有用红印油盖上铅字印“三十四年售出”的字样。朱启铃在平、津、沪都有房产，他在三地轮流居住时，文物随身携带转移，他都有账在册。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朱文极已不给他记账，其中“生熟皮张”一项是朱启铃自己记的。后来他的二儿媳徐恭如（朱海北先生夫人）替他记了“于夫人皮衣箱”一项、“十小姐（朱浣筠）嫁奁详单”一项。这些也是重要的资料，因为朱家儿女在二十年代是北京的风云人物，流传着很多关于她们的故事。这些文物清单既可以看出朱启铃爱女情深，也可以观察其真实的生活状况。

朱启铃文物账册前面有个目录，目录内容与其他收藏家不同。一开头单辟有“纪念”一栏，记下的文物有他任清朝官吏时的珊瑚顶子、蓝晶顶子，任北洋政府官员时获得的中外勋章，袁世凯、徐世昌任总统时赠给他的礼物，出使外国时收受的纪念品，其作用类似今天的礼品陈列馆。据朱家的后辈讲，他们在儿童时代玩游戏假扮官员，身上挂的绶带，佩戴的勋章都是使用这些文物，不用仿制的。还有“茶典纪要”一栏，罗列了各种委任状、证书之类的文献资料。

文物账册内单有一项“锦绣裁料”，记下了明朝、清朝康熙、乾隆、光绪年间各种织金锦缎，这可能与他曾任清朝官员有关。这些锦缎他多用于裱画，现在从其子朱海北家墙上挂的字画中还能看到。

朱启钤旧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文物账册中“书画字帖”一栏可以看出朱启铃父亲梓皋公、母亲傅太夫人、外祖父傅青余公、姨母（瞿鸿禨的夫人）都擅书，这当然是朱启钤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源泉，也是他后来成为大收藏家的起因。文物账册中单有“徐总统书画”一项，北洋总统徐世昌书画都佳，他为朱启铃作了很多书画，可以看出两家的密切关系。朱启钤是北戴河旅游基地的开发者，他收藏的书画作品中就有颜韵伯画的北戴河雨景，许世英写的北戴河记游诗等作品。

朱启铃是有名的紫檀木器收藏者，在他的“美术家具”一栏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紫檀木、红木家具。他的“家藏药材”收有麝香、牛黄、冬虫夏草、藏红花甚至云南猴结等珍贵药材，内容很不一般。

从朱启钤收藏文物的去向可以看出他的社会关系网。有些收藏他送给了儿女。其中有四女津筠、四女婿吴敬安，六女洛筠，九女婿吴幼权等。然而更多的是送给最小的十女儿浣筠（后去台湾）和女婿卢致德（台湾荣民总医院院长，曾任蒋介石保健医官）。朱启铃第一次会见卢致德时，就送给卢紫晶制西服钮扣和领针一匣，作为见面礼。朱启钤任内外城警察厅厅丞时与同仁堂乐家的乐达义是换帖兄弟，所以账目记载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一日赠乐松生（乐达义之子）翡翠盖红套料“飞龙”烟壶一件。他也送过宋子文一个雕漆盘盂，赠送徐世昌之弟徐端甫（详情参阅：大收藏家436期：徐世章，他的捐赠撑起了天津博物馆的专项收藏）一些宣纸，邢冕之（即邢赞庭，北京解放后任北京市文史馆馆长）一些旧纸。他和章士钊友好，先后多次赠给章士钊墨，送给章夫人一些贵重药材。他的心爱的紫檀木家具的精品几乎全部售与了日伪时期任建设总署督办的殷同（桐声）。那时他生活拮据，不得不忍痛出售。朱海北先生曾谈起，日本投降以后，朱启钤在小市上发现他家的紫檀木家具，便又买了回来，解放以后连房产一起卖给了外交部。

关于朱氏收藏的那些名贵华丽的文物，朱氏自己作了详细的记载，说明它们的去向。从帐册上看，还剩下相当可观的珍品，但后来几乎完全毁于十年浩劫中，这是非常可惜的。

每开纵25.1横23.7厘米

朱启钤旧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1950年，朱启钤先生捐献其所藏明歧阳王李文忠文物246件，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1951年，朱启钤先生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明、清书画以及法书、瓷器等文物49项（及元人绘《江山楼阁图轴》1件）。共计69件。（上述两条来自故宫博物馆官网记载）

朱启钤先生

朱启钤非常喜欢藏书，还特别留意地方文献，有藏书楼曰“存素堂”。“存素堂”藏书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贵州地方文献，编有《存素堂入藏图书黔籍之部目录》1册，著录黔人文献有400余种。

二为建筑学方面的书籍。在经营营造学社期间，收藏河渠、建筑等类图书，自称：“河漕为经国大猷，工官之掌录，幕客之秘籍，方州文献，臣僚奏议，故家架藏，往往而出”。编撰有《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1册，著录有400余种，是研究中国水利史必备资料。

三是边疆史地资料。如边疆史地书籍中有光绪年间外务部主事何藻翔撰的《藏语》，记录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荫棠等在西藏处理与英国、印度交涉的经过。

1953年7月2日，他一次性向北京图书馆捐赠了《周易正义》等619部图书，以及《逊文恭公遗书》等689部贵州地方文献。由于对家乡贵州的眷恋之情，还要求将“捐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转交贵州”。

1960年，朱启钤又向家人嘱托：百年后将平生收藏有关贵州文献、图书赠给贵州省博物馆及贵州省图书馆。1962年11月，贵州有关人员前往北京，接受了这批文物图书捐赠。

朱启钤旧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朱启钤年长周恩来近三十岁，他们二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政府总理，周恩来尊重朱启钤，朱启钤佩服周恩来。刚解放，周恩来就派人将朱老接到北京。

周总理与朱启钤先生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和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前驻美大使)来朱家吃便饭，说他家的丸子特别好，要品尝品尝。席间，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道不知道。朱老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总理笑着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志是同辈了。”

朱启钤还说：“总理，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请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的继室于夫人的墓。我怕死后办不到，所以现在对你说。”周恩来答应：“我一定帮你办到。桂老，你放心吧。”

不过，1964年朱启钤病故后，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是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