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在日军的屠刀前，她不曾退却半分，在给年幼的孩子留下绝笔书后牺牲。

1905年10月25日，四川宜宾白花场白杨嘴村诞生了一个女婴，父母给这个女婴取名为李坤泰，二十多年后，李坤泰长大了，在东北为了抗日改名为赵一曼。

1926年，赵一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表现出色，1927年9月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还有邓小平、傅钟等人，这些人在后来多数成为了共产党的栋梁之才。

陈达邦（陈达邦忆赵一曼）

与赵一曼乘坐同一条商船去往苏联学习的，还有陈达邦（任弼时妻子陈琮英的胞兄），两人在校期间时常一起学习俄语、马列主义、军事知识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让这两颗心贴在了一起，1928年4月，陈达邦和赵一曼在莫斯科结婚了。

虽然婚礼十分简朴，但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婚后不久赵一曼便怀孕了，原本异国他乡的高寒气候就让赵一曼吃了不少苦头，妊娠反应更是让她苦不堪言，党组织便是在此时安排了赵一曼回国。

陈达邦后来曾在《忆一曼》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段往事，当时陈达邦曾建议夫妻两人一起回国，但赵一曼坚持原则认为夫妻离别事小，求学任务重大，劝他莫作此想。

回国后，赵一曼一边进行地下工作，一边待产，数月后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取乳名宁儿，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赵一曼作为母亲希望儿子能安宁地度过此生。

无论是待产还是孩子出生，赵一曼一直在为革命东奔西走，宁儿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虽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执行任务，宁儿能为她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可赵一曼实在不忍让孩子一直跟着自己漂泊流离、忍饥挨饿，随时在生死边缘徘徊。

为了让孩子过上相对安宁的生活，她将孩子放在一位亲戚家中寄养，在临别之际，赵一曼怀抱宁儿拍摄了母子唯一传世的珍贵照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赵一曼受命前往东北进行抗日斗争，但革命是免不了牺牲和流血的，尽管一直谨小慎微，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黑龙江珠河(现尚志市)与日军作战时负重伤被俘，最终为国捐躯。

赵一曼在就义前，除了国家和革命，最惦记的就是年幼的宁儿，她曾给儿子写下了充满感情与希望的遗书，直言没能尽到对孩子教育的责任，实在遗憾，但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而在赵一曼写给爱子宁儿的信中，可以看到其拳拳的母爱，她说用实际行动教育了宁儿。

按照时间推算，赵一曼牺牲时，她的宁儿已经七岁了，但由于孩子年幼便和母亲分开了，数年来赵一曼作为地下党不得不隐藏踪迹，宁儿对母亲的印象早已模糊。

加之赵一曼这个名字是特意为抗日活动而改的，即使后来赵一曼的大名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人人称道的抗日女英雄，她的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剧照

赵一曼心心念念的宁儿，就是后来的陈掖贤，他在两岁的时候就和母亲赵一曼分离了，在养父家寄养的日子，尽管没吃过什么大苦，生活算得上安稳，但他的成长倩况并不理想。

根据陈掖贤写给姨妈的信，可以看出，当时他在养父家中和其他人合不来，曾隐隐约约听周围的人说他是野孩子，说他的妈妈早就死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让陈掖贤总有寄人篱下之感，尽管大伯父一家人对他都挺好，他仍时常感到郁郁不乐。

直到1956年，陈掖贤才被正式通知，他就是赵一曼的“宁儿”，这个“野孩子”终于找到了母亲。

当他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看到了母亲的遗嘱后，他的泪水控制不住地往下掉，哭到几乎昏厥，他的精神也因此受到强烈刺激。

在这种激动之中，他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刺上了“赵一曼”的名字，这三个字陪伴他终老，在他去世时仍然深在肉中，足见得知母亲经历的陈掖贤当时是怎样激动，但在这种激动中，他性格中的偏执已初见端倪。

很快，陈掖贤的生父陈达邦也找到了他，但此时陈达邦已经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自觉和这个新家也格格不入，毕竟他已经是一个少年了，要融进这个陌生的新家谈何容易。

尽管作为烈士遗孤，周围的人都疼惜他，他始终与这些疼惜格格不入，这或许是由于他颠沛流离的童年，又或许是因为他自身的性格，总之，他过得并不快乐。

后来，陈掖贤到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

读书时，内向的陈掖贤表现不突出，但也没过错，但毕业后他却未能从事外交工作，而是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业学校，在该校任政治课教师。

不能从事外交工作，除了因为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个人卫生较差，时常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

他不太注意个人形象，也不在意居住环境，房间经常十分脏乱，屋内烟蒂遍地也不打扫，他的木板床上铺了一张凉席，席上放了一床棉絮，棉絮时常堆成一团，从来不叠。

这些卫生习惯在如今的社会，称不上什么大毛病，改正这些习惯，在当代看来并非难事，但是陈掖贤从小缺乏家庭教育，亲人虽然关心他，但也很难像母亲一般面面俱到，等他长大后个人的性格和习惯又已经定性，学校和社会很难扭转他的习性。

正常、健全家庭所具有的温情的缺乏和那种日常细腻呵护式的母爱的缺失，对陈掖贤的性格、心理乃至生活习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状态好时，陈掖贤讲课时观点清楚，内容丰富，很受同学们欢迎，一旦状态不好，他又变成了那个闷闷不乐的人。

赵一曼在牺牲前已经预感到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的遗憾，但作为母亲，赵一曼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对陈掖贤仍产生了巨大影响。

坚定不领抚恤金，体现了他思想上的对母亲的狂热与偏执，但他其实在理财上是捉襟见肘的，在如何过日子等生活技能上更是一窍不通。

1957年秋天，陈掖贤和他曾经的学生张友莲办理了结婚手续，过上了幸福的新婚生活。

1959年1月，张友莲怀孕，随后他们的大女儿诞生了，但这个时候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裂痕，几个月后两人便离婚了，张友莲在离婚后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已无法正常工作。

1960年的时候，陈掖贤的工资已增加到77元，这在当时足以养活一家人还能略有盈余了，但陈掖贤并不精打细算，平时不拘小节，时常买酒和零嘴，在当时这些非生活必需品可比粮食贵多了，于是这笔工资款便时常不够用了。

由于陈掖贤情况特殊，学校领导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的同事袁宝珊帮助陈掖贤安排工资开支，学校对此进行监督，此事得到了三方的一致协商通过开始实行。

即便是每月发工资时袁宝珊先帮他还清欠款，然后买好足够他一整月使用的饭票，并且将剩下的钱分成四份，每星期给他一份作为零用钱，还是没能改变陈掖贤的生活状态。

在数次要求提前支取零用钱未果后，陈掖贤开始提前向私人借钱，但即使这样他的钱还是不够花，为了有钱花，他又向其他的同志说他的饭票买多了，提出将饭票换成了现钱去花，因为这样的操作，时常没到月底他就没钱吃饭了。

这种胡天胡地的作风，非但没能让陈掖贤高兴起来，他的情绪起伏反而更大了，学校党委担心他是患了精神忧郁症，还曾让袁宝珊陪他去安定医院住院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陈掖贤出院了，不久和前妻张友莲复婚还有了第二个女儿，但此时张友莲的病情并未完全好转，有时仍旧需要住院治疗。

性格上放任自流，家庭病痛时常发生，这些虽然影响了他的生活，但因为他的工作是有稳定收入来源的，组织上也一直对其照顾有加，日子虽过得磕磕绊绊，但还不至于到需要寻短见的地步。

关于压倒陈掖贤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多数人认为是他的偏执以及对母亲的狂热崇拜，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对陈掖贤影响很大的事情。

1960年，秋天的时候，陈达邦不忍看儿子时常饿肚子，带着他到政协礼堂餐厅拿出七角钱的餐券，请陈掖贤吃了一份“红烧狮子头”(猪肉丸子)。

这顿饭原本是想让陈掖贤填饱肚子，改善一下伙食，却让陈掖贤痛苦万分，他因这顿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自己享受了“特权”，背叛了母亲的信仰，更因此在回家的路上不敢正面看人。

陈掖贤的偏执体现在各个方面，许多细枝末节都让他感到万分痛苦，这些痛苦累加在一起，与经济上的拮据一起压在陈掖贤身上。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解散了，和当时的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了第六机床厂，全体教职员大部分下放成了工人，陈掖贤也听从组织安排到了这里，一直工作到1982年逝世。

在这里工作的日子，陈掖贤的心情并没有好转，他每天低头上下班，几乎非必要不与人交谈，此时张友莲经常住院，这个家庭的经济更加拮据了，陈掖贤陷入了苦闷、悲观泥沼中无法自拔。

1974年，因为陈掖贤已经好几天没有去上班了，同事到他家看望才发现他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将他送到医院抢救后才知道他是因没钱吃饭，饿了四五天才这样，其实按照他当时的收入水平，真不至于吃不上饭。

1958年12月，当陈掖贤的女儿陈红出生了，姨婆李坤杰在知道赵一曼有了孙女后欣喜若狂，连连写信给陈掖贤希望能将陈红给她抚养。

当时的陈掖贤心情压抑，自顾不暇，便同意了这要求，将陈红送到了李坤杰家中，陈红在这里受到百般呵护万般宠爱。

长大后，陈红曾于1982年调北京市机电研究院工作，但还是在1987年回到了四川，此后曾数年在四川省大件运输公司检测站工作，在工作中陈红兢兢业业，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不以烈士后代自居。

在成都工作的时候，陈红每年清明时节都要去宜宾赵一曼纪念馆扫墓，与陈掖贤不同，陈红并未因寄人篱下而郁郁寡欢，也并未因是烈士后代产生思想包袱，始终怀着平和的心情过着平淡的日子。

陈红的妹妹陈明，则在1990年定居匈牙利，在当地经商，开了两个门面，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轻松而单纯。

赵一曼等革命先辈的牺牲，无数年的艰苦奋斗，舍弃小家为大家，终于让后人过上了和平的、不被侵略的生活，他们的英名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但生活中的小磨难终归是存在的，珍惜生命，珍惜和平生活，方能不负先辈的付出。

1.《赵一曼和她的儿子》；中华魂；2016,(02)；

2.《赵一曼和她的丈夫、儿子与孙女》；世纪桥.2005,(Z1)；

3.《赵一曼之子的非常人生》共产党员.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