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年香港影星郑少秋主演的影视《戏说乾隆》开始，到后来根据大陆作家二月河先生的小说改编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乾隆皇帝》，以满清帝王特别是康乾两帝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红遍九州大地，香江两岸。戏中的乾隆皇帝形象大都是一个以民为天、洞察秋毫、嫉恶如仇、风流倜谠、才高八斗的“儒侠”皇帝，一个万民拥戴的明主贤君，一个万岁万万岁的千秋圣人。乾隆皇帝真有那么好么？常识告诉我们：Too good to be true（太完美了反而失真）。那么伟大领袖乾隆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先来翻翻《清史稿》。这套史书由眷恋清朝的清室遗老编撰，难免对满清统治和满清诸帝有所袒护，即使是这样，诸君也不难发现历史上的乾隆皇帝与影视上所描绘的“高大全”型的“贤明圣君”相去甚远，起码是要复杂的多。从《清史稿》中提供的并不太翔实的官方史料，我们可以粗粗地勾画一幅复杂而多面的乾隆面目素描，也附带臧否一下满清诸帝。

素描之一：一个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的青年皇帝

乾隆皇帝名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聪明伶俐，深得其祖父康熙爷的钟爱，自幼即被接入宫中，重点栽培。《清史稿 .高宗本纪》记载说“…圣祖见而钟爱，令读书宫中，受学于庶吉士福敏，过目成诵。复学射于贝勒允禧，学火器于庄亲王允禄。…”。老谋深算的康熙孙儿满堂，唯独将弘历接入宫中，学知识、学骑射、又学火器，显然不光是为享天伦之乐，而是见弘历聪颖过人，被当做第三梯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培养了。也就是说，弘历既是可造之器，又提前得到了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岗位培训”，即位时已大抵具备了一个君主所应有的治国远见、必要的御政能力和初步形成的声望和人脉。与其曾祖（顺治）、祖父（康熙）、父亲（雍正）诸帝相比，乾隆的即位要顺利得多，正统得多；而且彼时汉人对满人统治的抵抗也逐步减少，江山稳固得多。总之，乾隆即位时正值丰茂青年（二十三岁），且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大形势客观上对乾隆的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素描之二：一个尊崇汉儒文化和尊重历史的皇帝

《清史稿 .高宗本纪》记载，他曾经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下江南巡视。初到苏州时，就“幸宋臣范仲淹祠，赐园名曰高义”。（这块“高义园”牌坊，至今还昂立在苏州天平山脚下。早年在下每逢秋日都去天平山赏枫，却一直不解为何此园叫做“高义园”，读过《清史稿》才恍然大悟）。这倒也罢，乾隆到了江宁（即南京）时，还去祭奠明太祖陵。六下江南，共祭了四次明太祖陵。历史上改朝换代，都是经过漫长而残酷的血腥武力争斗而推翻前朝统治，建立新江山。祭奠前朝君王之举，实在惊世骇俗，亘古罕见。就算朱元璋和他的子孙地下有知，恐怕也万万想不到吧？不可否认，此举安抚汉人稳定民心的成分居多，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彰显出了乾隆皇帝的过人胆略，高远见识和对历史的基本尊重。就是在今天，也不是件易事。诸君何曾见过有领导人拜谒过“蒋林”的？或者，又何曾听过蒋氏父子或民国政要祭过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陵墓？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每次南巡回銮路过山东，都要先“至曲阜谒先师孔子庙”，再“至阙里释奠先师孔子”，复“谒孔林”，另外还要赐宴或银币给孔子后人衍圣公族人，这也成了南巡（及此前的东巡）途中一项必不可少的事。而且还在京城或其他地方无数次“释奠先师孔子”。尊孔子崇儒学，固然是满清帝王笼络汉人士气民心，巩固江山的政治需求，但乾隆自幼在中原汉儒文化氛围中长大，对孔子的师崇应该也是发自内心的。乾隆深受儒家思想伦理影响的另一个佐证是对其母亲的极度孝顺。《清史稿. 高宗本纪》记载，乾隆皇帝每次外出，无论是东巡齐鲁，南下江南，西幸五台，承德避暑，木兰围猎，北上盛京，或是谒祖陵，驻圆明园，南苑，都是“上奉皇太后……”,即每次带着太后出行。其孝心备至，可见一斑，这在满清诸帝乃至历朝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此外，乾隆皇帝诏令编纂的《四库全书》虽有沽名钓誉之嫌，而且毁掉或篡改了一部分书籍和史料（主要是明朝），但总体上对汇总、整理、和保存历代的书籍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素描之三：一个倚重信赖满人远胜于汉人的满人皇帝

满人以金戈铁马入主中原。然而，以区区一两百万满人去统治一个人口上百倍于己，文化先进，历史悠久的汉人大国，要远比攻城掠地艰难得多，弄不好就会重蹈蒙古人的覆辙(据《清史稿 .圣祖本纪》记载，康熙六十年全国有丁户二千九百一十四万。如按每户四人算，全国人口应在一亿两千万左右)。因此，从顺治帝（即入关后）开始，满清统治高层基本上达成了“以汉治汉”的共识。乾隆朝的“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体仁、东阁））内阁大学士（即正一品的最高文官，俗称“宰相”）都是满汉各一，各部尚书（即部长）也都是一满一汉。虽然也有不少汉人得到重用，如孙嘉淦，史贻直，刘统勋刘墉父子等等。但翻翻《清史稿》，真正位高权重，深受乾隆信赖的朝廷重臣（军机大臣，大学士）大多是满人，如前期的鄂尔泰（大学士，军机大臣），讷亲 （一等公，军机大臣），班第（军机大臣），稍后的来保（武英殿大学士），傅恆 （一等公，保和殿大学士），阿桂 （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及后期的福康安（武英殿大学士，御前大臣），和珅（三等伯，文华殿大学士）等。在督抚等中上层领导阶层中，满清贵族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如尹继善（云南，川陕，两江总督），庆复（两江，云南总督），德沛（两江总督），那苏图（两江，闽浙总督），鄂弥达（湖广总督），马尔泰（两广总督），开泰（川陕总督），阿尔泰（四川总督），舒赫德（陕甘总督），三宝（闽浙总督），图思德（湖广总督），舒常（两广总督）等。此外，对汉臣有功而不赏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比如岳钟琪将军在疆场上屡建奇功，最多也就封了个三等公和“加兵部尚书衔”（即名誉国防部长）的空衔。由此可见，乾隆总体上还是依赖满清贵族为其统治江山，汉官只是用作辅助角色。满汉阶层之分，譬如油和水，满人永远在上，汉人总是在下。所以说，乾隆毕竟还是满人的皇帝，其倚重和信赖满人的程度远胜于汉人。

素描之四：一个喜怒无常，暴戾凶残的老虎皇帝

封建帝王一言九鼎，操掌生杀大权。上至王公贵胄，下至黎庶百姓，每个人的生死，都在他的一念之间。一个帝王的暴与仁，充分体现在他对生杀大权的运用。从《清史稿》来看，乾隆可以算是一个暴戾的君王，这也是乾隆的一张不为今人熟悉的面孔。举几个例子。其一，乾隆上台不到四个月（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就“磔曾静、张熙于市”，即对曾静、张熙处以分尸的极刑。曾张师徒二人曾在雍正七年因诋毁雍正帝并企图挑唆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反叛而被收监。雍正帝虽然震怒，却一直未杀二人。按例新皇登基，本应大赦天下，但是这两个人在被雍正爷关押六年后，却被乾隆处以分尸极刑。此一事可见，乾隆之暴戾犹过其父，而心胸不及之。例二，乾隆十三年，一等公、军机大臣讷亲因进剿金川不力，被乾隆下令“以其祖遏必隆刀于军前斩之”。姑且不论讷亲是否罪不可赦，用祖父之刀斩杀其孙（而且是一个朝廷重臣），手段未免过于残忍，羞辱也太过了一点吧？其三，乾隆叔辈或同辈的亲王贝勒多人被他圈禁，包括对他有恩的庄亲王允禄，或他父亲雍正倚为臂膀的怡亲王允祥的儿子弘昌。再者，很多屡建功勋的大将或忠心耿耿的股肱之臣动辄被处斩或稍微仁慈一点，赐自尽。如曾在讨伐苗疆和进剿金川中功勋卓著的大将军张广泗被处斩；庆复（曾任大将军、云南总督、川陕总督、文华殿大学士）被赐自裁；李侍尧（历任两广总督、户部尚书、刑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三次被“论斩”，虽然最终死里逃生，恐怕早就魂飞天外了。大才子纪昀（晓岚）也曾因泄漏“最高指示”而被充军乌鲁木齐多年。另一个例证是乾隆年间发生的文字狱案件有一百多起，也大大超过前朝。虽说“伴君如伴虎”，但这只“乾隆虎”也委实是一头喜怒无常，吃人不吐骨头的“吊睛白额大虫”。

素描之五：一个附庸风雅、自命不凡的文人皇帝

这大概是乾隆皇帝最自负、也最喜欢让世人看到的一张面孔。乾隆自幼受汉文化熏陶，钟情于“琴棋书画诗酒花”。他对书法、国画、诗词的喜爱和痴迷是真的，但他喜欢炫耀卖弄也是真的，所到之处，留下了无数的乾隆御笔题词或诗，但无论诗词或书法都乏善可陈。到了晚年，特别是做了太上皇之后，乾隆更是以“文化达人”的面貌示人，竭力标榜自己的雅好，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比如，他利用帝王的特权收集到大批历代书画珍品，或题跋，或加印，而且在一幅作品上同时加盖好几个印章，如“三希堂”、“古稀天子”、“太上皇帝之宝”、“八徵耄念之宝”、“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隆宸翰”、“五福五伥堂古稀天子宝”等，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以宣示“朕即天下”的主权，并彰显他的书画鉴赏能力。数年前本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历代名家书画，无一不盖满了乾隆这些大大小小的印章，大为吃惊。后来在华盛顿的弗里尔博物馆和其它博物馆看到的出自故宫的名家书画，也无一不遭乾隆染指，心想这位好附庸风雅的皇帝实在有点太过分了，让人生厌。当然，这是《清史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只是本人的一点感想。

素描之六：一个晚年昏聩的长命皇帝

乾隆皇帝享年八十九岁，在位六十年，是历史上最长寿的帝王。不过乾隆皇帝晚年好大喜功，宠信包容一帮善于迎合上意，贪赃枉法的佞臣，如大家所熟知的和珅，福长安，和琳等。这些人在乾隆死后的第五天，即被新皇帝（嘉庆）查处，大快人心。对乾隆晚年的昏聩，《清史稿 .高宗本纪》的最后有句非常精辟的评语：“……惟耄期倦勤，蔽于权悻，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

总而言之，乾隆也好，康熙也罢，清朝诸帝首先是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满人；其次是以落后文化驾驭先进文化的君王，这是他们的根本所在；再次才是一个受汉儒文化影响的文人；最后才是一个具有大众思想价值观（善恶，伦理，情爱等）的普遍意义上的人和男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满足满人利益和稳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地位这两个基本点进行的。只有在满足了这两个前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顾及汉人的利益和汉文化。把握了这一条，才能对乾隆皇帝（以及满清诸帝）在历史上的作为和影响作出一个客观的评价，而不是停留在影视的戏说里，野史的迷雾中，或简单的标签“昏君”或“明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