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多以为《尚书孔传》始出于东晋梅赜献书，时在公元317或318年，但皇甫谧《帝王世纪》数引此书。皇甫谧生于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至西晋泰始初撰《帝王世纪》，在公元265年或稍晚，足见此书于魏晋间业已存在。

对于列入《十三经》的《尚书孔传》，宋以来历代学者作了许多辩难，尤其是清儒各家所取得的成绩昭著，为世人共知。不过由于问题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迄今并不是没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论魏晋时期古文的传流》[1]，在陈梦家先生《尚书通论》、蒋善国先生《尚书综述》等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陋见，与通行观点有所不同。最近读到熊明先生论文《皇甫谧考》[2]，觉得还有几点想法可说，因草此小文，向读者求教。

在《论魏晋时期古文的传流》中，我着重讨论了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引《晋书》所述古文《尚书》流传经过。现在再把《正义》的话抄在这里：

又《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这些人物都明见史籍，且如陈梦家先生所说，“其时、地、人三者都相符合”。

《尚书综述》说：

《正义》所引两段《晋书》，今《晋书》里面都没有，李拔不信这两段《晋书》，认为《正义》所引《晋书》是今本御制《晋书》，不是十八家《晋书》旧本。他在《后说》里面说：‘余少时读《尚书正义》，考古文授受，引《晋书》云……考之《晋书》，绝无其语，不知《正义》何所据也。(中略)毛(西河)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晋书》为辞。按《唐书·艺文志》，唐初《晋书》虽有七家，御制书出，余必称名。《正义》所引，未称某人《晋书》，必御制《晋书》矣。且御制《晋书》成于贞观，而《唐书·儒学传》谓《尚书正义》永徽中于志宁等校正，始布天下，则《正义》自当引御制《晋书》，不当他引也。

《综述》据此认为“今御修《晋书》既没有这两段，足证《正义》所引这两段《晋书》实有些来历不明”[3]。

清儒李级的论证，其实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大家知道，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命房玄龄等修《晋书》，因有自作，号为御撰，成书于二十年(646年)[4]。至于孔颖达《尚书正义》，其序云：

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谨共铨叙。(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门博士骁骑尉臣朱长才、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随德素、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王士雄等、对敕使赵弘智，复更详审，为之《正义》，凡二十卷。

是《正义》成书在修《晋书》之前，怎么可能引唐修《晋书·正义》虽于高宗永徽时经于志宁校正，又何以肯定于会改订这处引文?

唐修《晋书》的底本臧荣绪《晋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广为流行。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唐初修《晋书》前，人们往往径以《晋书》相称，在诸家之中，它成了最为通行的本子，甚至唐《晋书》脱稿后，它仍被称为《晋书》，而唐修书却被称为‘新《晋书》’。”[5]由此可知，于志宁校《尚书正义》，对该处引文不会做什么改动。

《正义》的引文，最可能是出自臧荣绪《晋书》，正因为孔氏只称之为《晋书》。在《正义》的编纂时，称臧荣绪《晋书》为《晋书》，是十分自然的。

蒋善国《尚书综述》又说：

何况这两段《晋书》记载所传授的是《古文尚书》经，而不是《古文尚书传》，即使《古文尚书》经的传授是实，可是《古文尚书传》的传授是没有根据的。[6]

按《正义》引文明言皇甫谧于“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7]足证梁柳处是有《孔传》的。事实上，《帝王世纪》确实多处引用了《孔传》[8]。这表明，《晋书》讲的传流不仅是古文《尚书》经，也包括《孔传》，所说“古文《尚书》”，不能同《孔传》分割开来。

皇甫谧《帝王世纪》引用《孔传》，则《孔传》之出现必在作《帝王世纪》以前。《帝王世纪》的撰作，熊明《皇甫谧考》论云：

《玉海·艺文》引《中兴书目》作九卷，“缺周中一卷”，并云：“晋正始初，安定皇甫谧以《汉纪》残缺，始博案经传，旁观百家，著《帝王世纪》并《年历》，合十二篇，起太昊帝，迄汉献帝。”姚振宗《隋志考证》卷一三按云：“正始为魏齐王芳年号。此称晋正始者，犹《汉书·叙例》称魏建安也，或是泰始之误。”

按皇甫谧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至十七岁即魏明帝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以后，始就乡人席坦受书，熊明文考证已详。魏正始初，皇甫谧还不到三十岁，其姑子梁柳年龄更轻，恐不可能从苏愉传得古文《尚书》并为皇甫谧所见。《中兴书目》的“晋正始”当系“晋泰始”之误。泰始为晋武帝年号，其初年皇甫谧已年逾五十，情事相合。陈梦家先生指出梁柳任城阳太守，在皇甫谧四十岁即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与魏元帝景元初(景元元年为公元260年)之间，其将古文《尚书》传予城阳人臧曹应在该时。晋武帝泰始元年是公元265年，那时皇甫谧自然已在梁柳处见到古文《尚书》了。

魏晋间郑冲、苏愉、梁柳、皇甫谧、臧曹等传古文《尚书》的人，生卒虽有先后，有一段时间内却都并世。如郑冲终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苏愉于魏元帝咸熙(公元264-265年)中为尚书，梁柳卒在晋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这说明古文《尚书》在当时传流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三国志·魏志·少帝纪》载：

“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九月庚子，讲《尚书》业终，赐执经教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各有差。”

按该年九月庚辰朔，庚子为二十一日。[9]唐修《晋书·郑冲传》亦有其事。那个时候，古文《尚书》已经通过苏愉、梁柳、传到了臧曹。因此，郑冲为魏帝讲《尚书》，是用的什么家法，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需要注意的，和郑冲同时进讲的郑小同，系郑玄之孙，所撰《郑志》记有郑玄答弟子赵商问《周官》，《周官》正见于五十八篇的古文《尚书》。他与古文《尚书》流传的风气可能也有关系。郑小同卒于魏高贵乡公甘露四年(公元259年)。[10]

以上所述，我想已经足够说明魏晋之间已有《尚书孔传》的存在。这样讲，当然不是认为《孔传》成书于西汉的孔安国。我主张，“今传本古文《尚书》、《孔丛子》、《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11]。郑冲如何得到古文《尚书》，史无明文。《太平御览》六百九引《尚书正义》云：“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于人(民)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12]而此语不见今本《正义》，也有可疑之处，无论如何，《尚书孔传》的出现是在魏晋间，不像很多学者所说是在东晋。

根据这样的论证，我们还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西晋所置博士的问题。《晋书·荀崧传》载晋室南渡：

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应运登禅，受终于魏，崇儒兴学，……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陛下圣哲龙飞，阐弘祖烈，申命儒术，恢崇道教，……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扰未中半。……”

晋元帝置博士九人，事在太兴二年(公元319年)，荀崧奏疏则在四年(公元321年)。见刘汝霖先生《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按梅赜奏上《尚书孔传》，载籍云在元帝时，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枚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始以《孔传》奏上”。因此，学者一般推定其事在元帝建武元年至太兴元年(公元317-318年)。

有的学者如陈汉章，以为《荀崧传》记西晋太学有孔氏学，是《尚书孔传》已立为博士，[13]这与郑冲等私传《孔传》的事实恐有矛盾。蒋善国先生则提出西晋太学之“孔”不是《尚书》，而系古文《论语》、《孝经》[14]，这一点，王志平博士在近作中已有反驳。[15]看来《尚书》、《论语》、《孝经》的孔氏传注，在西晋都不曾立于学官。王志平博士认为西晋太学有孔氏师说，但非立有博士[16]，应该是合理的。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探究。（李学勤）

注释：

[1]李学勤：《古文献丛论》，第285-29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2]熊明：《皇甫谧考》，《文献》2001年第4期。

[3]蒋善国：《尚书综述》.第301-3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4]《辞源》，第142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5]杨朝明：《九家旧晋书辑本》，代前言第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6]同[3]，第302页。

[7]“梁柳边”意即“梁柳所”，见同[6]注①引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

[8]同[1]，第291一293页。

[9]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第138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10]同[1]第290页。

[11]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38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12]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69页，中华书局,1984年。

[13]陈汉章：《西晋有书孔传说》，《国故》第4期。

[14]同[3]，第128页。

[15]王志平：《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22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16]同[6]，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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