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是史学书籍经典中的经典。《史记》篇幅适中，纪实性强，文笔儒雅，气魄宏大。这部旷世奇作不仅仅是史学家的嗜好，也是众多伟人和文学家、政治家的瑰宝。而作者司马迁到底是什么人，大家又是如何认识这位史学界的大文豪呢？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纳要》中有专篇介绍司马：“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的作品“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说《史记》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的敬佩，显而易见。

大文豪郭沫若也曾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并且在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

如此之多的名家大腕，甚至人民领袖都对司马迁如此敬重。而司马迁不但文笔出众，且内心炙热，字里行间透露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史记》文中透露的众多蛛丝马迹，让作者司马迁蒙上了更神秘的面纱。那司马迁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乃司马谈之子，于汉朝为官，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同时完成《史记》，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师承于孔安国、董仲舒。自幼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直到元封三年任太史令，家中继承父业，开始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上古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

简单看来，司马迁却有成功之处，但为什么是司马迁完成了《史记》？这要从更早谈起。西汉景、武年间，在黄河龙门，司马迁出生了。幸运的是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读书写字，十岁时已能熟读《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继续过着耕读放牧的生活。

就在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的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做出了改变司马迁一生的决定，让他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向东南方向走，出武关至宛。再南下襄樊、江陵。渡江之后，溯沅水到湘西，然后又向东南到九疑。之后北上去长沙，到旧罗屈原沉渊处。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家。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曾受困于鄱、薛、彭城，又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这才回到了长安司马谈身边。由此可见，二十岁的司马迁，随无官爵，也没有多大成就，但已然是，读过完卷书，行过万里路。成大业的基础已经非常稳固了。那司马迁又是如何入朝的呢？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举荐，司马迁回京后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榨、昆明，到了第二年才回朝覆命。

到了汉武帝元封元年春天，汉武帝在东巡返回的路上，于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不幸，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湖北）不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命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到洛阳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你继为太史，可以接替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却不可从行，这也是命中注定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到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编写的论著。周幽王和厉王之后，王道开始衰落，礼乐损坏，孔子整理了旧有的文献典籍，想要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了《诗》、《书》，著作《春秋》。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甚多、大部分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君义臣的事迹必须记载，不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司马迁说：“儿子虽不聪敏，但一定会把编纂历史的计划完成，不会有丝毫的缺漏。”

父亲去世以后，司马迁在长安任职，又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结识汇聚于长安的贤能志士：有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其中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和孔安国。

司马迁与壶遂讨论文学时曾经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自知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的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很大。

首先，公羊学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这与《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大相径庭；

第二，公羊学"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这也和《史记》全书的主要观念不谋而合；

第三，公羊学讲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重要道德标准。

因孔安国是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了大量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在写上古时期三代史作时，在文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虽纵观史记发现孔夫子只是个一生不得志文人，但司马迁还是在《史记·孔子世家》给予了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评价。说明司马迁对于孔子的中庸理念，还是有一定的肯定。《史记》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是继《春秋》之后的又一大经典。

可是司马迁和其他伟人一样，都是经历过人生低谷的破碎，没有被生活击垮，反而是坚定了司马迁的著书信念。这次劫难，就是著名的宫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武帝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但是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至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所以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主力部队，汉军援兵不到，匈奴军队却越聚越多，粮草丢失之后，李陵只好降敌。武帝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怒，群臣看情况不妙，集体声讨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可谁知，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再次发怒，诛了李陵全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但在当时也可以选择用赎金来免死，或以宫刑代替死刑。可是司马迁两袖清风，哪里来的重金赎身？面对重大抉择，虽名节可保，但是大业未成，这一死若九牛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那周文王拘于囚室还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便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还修兵法，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无奈选择了以宫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但还是在忍受长期巨痛与恐惧发作中，完成了属于太史公的使命。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完成。全书一共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其中包含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是二十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虽然当时看来，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司马迁的选择，认为他是贪生怕死的小人。但后世看来，司马迁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史记》的问世也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司马迁接受宫刑之后自然的不会在朝中得志。所以《史记》在刚刚完成的时候，还没有大力推行。后来能够让这部著作问世，还要感谢司马迁的女儿。

很多人不知道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杨敞。而杨敞在汉昭帝时期，曾官至宰相。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时期，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想到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很多人以为司马迁言辞激烈，具有反叛思想。其实此言差矣，司马迁不过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的思想，体现了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万法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所以，司马迁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文化战士。

由于《史记》太过优秀。关于司马迁的介绍与了解，大都来自史记内容，或著书前后。其实能够完成这样一部著作，司马迁绝不可能只有这两把刷子。能够知晓古今，对事态判断如此准确，司马迁一定是博采众长之人。

要知道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的，也是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学家决非虚誉。

司马迁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范例，在星学历史上占有很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即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由此可见，司马迁确实对天文知之甚广。

除了天文和《史记》。司马迁对朝中国事也有过极大的贡献。需要提及的就是改变历法。

在汉武帝太初元年，汉朝以建立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御史大夫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并于同年，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司马迁一生为了史学、文学、天文、奉献了一生。完善了历法，留下了旷世奇作《史记》。他对中国文明的推动已经不能单纯的用伟大来评价了。他是一个贤臣；是一个文人；是一个热血青年；也是一个伟人。我们借班固的话来讲（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