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史记》，你肯定不陌生。从小到大与《史记》有关的课程和书籍数不胜数，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史记》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深深刻入了我们的文化基因。

但正是因为太熟悉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奇过这样一个问题：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史记》？到底是哪些历史因素，为他写出这部书奠定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呢？让我们一起看看王鼎杰老师在课程《王鼎杰讲透史记·50讲》中是怎么说的。

你好，我是王鼎杰，欢迎来到《王鼎杰讲透史记》。

说到司马迁，你在中学历史里肯定学过，他是咱们中国西汉前期的著名史学家。你要是个历史爱好者，可能还知道，他当过西汉的太史令。于是，很多人就觉得，因为他是太史令嘛，自然是要写史书的，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理所当然。

但是，我提醒你注意，太史令的工作内容其实和历史没什么关系。那么太史令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太史令”的职责

太史令的前身，是上古时代的“天官”，顾名思义，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观测、记录、分析天象，进而预测吉凶。后来，天官的工作内容出现了天学和人学的分离，大致可以分为文史星历，文献、史料、天文、历法这四个部分。其中，文史是人学的范畴，星历则是天学的范畴。

司马迁父子担任的那个太史令，就属于天学和天官的范围，主要负责的是“掌天时星历”。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同品级的官职，叫太祝令。祝，是祝福的祝，负责在国家祭祀大典中读祈祷文，迎送神灵。太史令和太祝令，都是天学传统的延续。

王莽改制之后，太史令的主要工作曾短暂变成记录、研究历史。但进入东汉后，“天时星历”重新成为太史令的工作内容。著名的地动仪的发明者张衡，担任的也是太史令。张衡得到任命的原因，正在于他“善术学”，这里的“术”是技术的术。这个“术学”，包括了天学、地学、数学等多领域知识。

司马迁在太史令的职位上，做过的最出色的一件本职工作，就是作为一个重要成员，参与太初历的修订。这个太初历，可以说是当时领先全球的历法了。

我们知道，在农业文明时代，历法的准确性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同时，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又都要追求良辰吉日。所以，历法是一个实用且神秘的存在。只有天子许可，才能颁布、修订历法。对太史令而言，能参与修订历法，是莫大的荣誉，也是最具挑战性的高难度本职工作。

通过以上这些内容，你大概可以了解，算学、历法、天文这些领域才是太史令们的本职专业，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以及发明地动仪的张衡，他们日常做的都是这些工作。

也因为如此，《史记》中才会有历书和天官书。这两个部分，牵涉到早期中国的历法、天文和算学运用。后世读者常常震惊，这两部分竟然写得如此专业，读起来如此烧脑。其实一点不需要震惊，因为这本来就是司马迁的本职专业领域。

真正让人震惊的，其实在于，司马迁不仅仅在他本职工作领域很强悍，在军事、外交、经济、水利等多个领域都很强悍。而且对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物产分布，民俗民风，都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其中很多智慧，明显不仅仅是从书本上读出来的。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恐怕就要追溯到司马迁的家世背景和独特的个人经历。

我们先来看看司马迁有着怎样的出身。

司马迁的出身

按照司马迁的自述，司马氏出自传说时代的重黎一族。重，是轻重的重，黎，黎明的黎。这一族的后人世代分任天官和地官。周宣王时代，重黎一族因为职务的变化，负责主掌军事职务，担任了“司马”一职，“司马氏”从此出现。

而后，司马氏又继续担任周朝的史官。到周惠王和周襄王时代，司马氏自周迁徙到晋，再分化为三枝。一在卫，一在赵，一在秦。

在卫国的出了行政管理专家，当了中山国的国相。

在赵国的，以剑法闻名天下，和荆轲论剑的盖聂据说就是其中一位。楚汉争霸时的殷王司马卬，同样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在秦国的，出了个大战略家司马错。他和张仪辩论秦国是该东进还是南下，最终通过南下灭蜀，一举奠定了秦国的优势地位。

司马迁一家，正是司马错的后人。

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泽，在汉代开国后，出任了长安四大交易场所之一的管理官员。这个岗位明显是个肥缺。司马家的家产似乎就是从这时积累起来的。

后来，司马无泽的儿子司马喜买了一个五大夫的爵位。这个爵位要给国家捐献四千石粟米才能获得。这相当于，一个拥有一百亩地的五口农户，四十年的总收入。

在这个经济基础的保障下，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开始转走学术路线，先后追随著名学者唐都、杨何、黄子，系统学习了天文学、易经学和道学，并最终成为了太史令。

由此可知，司马一族绝非寻常百姓，不仅有深刻的天官学传承，而且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子孙从事学术活动。这样的家庭环境也影响了司马迁，他十岁就开始阅读古文字记录的古籍经典。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

龙门、茂陵

说完了司马迁独特的出身，我们再来看看影响司马迁至深的两个地点，一处是龙门，一处是茂陵。

司马迁自述说他自己，“生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阳”。

说到龙门，很多朋友都会想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但这里的龙门却是另一个龙门，那就是今天陕西韩城北面的龙门山。龙门山这个地方很特别，位于农耕文明区和游牧文明区的交界地带。所以，司马迁才说他自己“耕牧于河山之阳”，而不说“躬耕”。

而且，当时黄河几字形最上面这一块是控制在匈奴手中的。从司马迁的家乡到汉匈军事冲突的最前线，最短的直线距离，只有二百多公里。

司马迁从小在耕牧分界线上长大，对边疆事务有独特感受，对不同的生活形态，也有好奇心和包容性。

到十九岁这年，司马迁举家从龙门迁往茂陵。

这个“茂陵”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这个地点的背后，牵涉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徙豪茂陵。就是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行迁徙地方豪强和家产三百万以上的家庭到茂陵，司马家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这个迁徙，茂陵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超人聚集地。相当于司马迁的左邻，是五百强企业的老总，右邻是外交官，走几个巷口就能遇到几个大侠。路边两个其貌不扬的老头，辩论的可能都是深奥的哲学问题。

在这些非常人物中，有三个人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关东大侠郭解，一个是汉代大儒董仲舒，还有一个则是大才子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不仅文采飞扬，而且文武双全，曾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西南。

其中，郭解和少年司马迁则曾有过直接接触。至于董仲舒，这个汉朝的国家高级顾问，参与规划了汉朝百年意识形态的大儒，后来更是成了司马迁的老师。

这就是司马迁，他是一个豪强之子，从小饱读诗书，喜欢结交豪杰侠客，朋友圈里都是些奇人异士。他二十岁时外出游学，“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这样的人生经历，不光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在现代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三十五岁时，司马迁又以中郎将的身份，担任特使，西征巴蜀以南。这就在他的人生中，增加了军事、外交履历。此后，司马迁还追随汉武帝，参加了泰山封禅、黄河治水等多个重大事件。晚年司马迁还担任了中书令，得以草拟、讨论中央的重大决策。

这些人生经历和家学背景，在不经意间为司马迁写出含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史记》做好了准备。

上下滑动查看课表

《王鼎杰讲透史记·50讲》正在更新中，文史学者王鼎杰老师将从国际政治、军事、地理、战略等角度出发，以一种跨界视野带你真正读透《史记》，读透历史。如果你想了解传统文化，或是想学习中国历史，但不知从何下手，不妨从这门课开始学起，跟着王鼎杰老师开启这场历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