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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到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

——顾颉刚

说起中国五千年历史流传下来的书来，真的是只能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了，不论是书籍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可以称得上是举世无双，这份文化遗产既有历史深度又有人文的温度，可以说这些流传下来的书籍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脉所在，不过在这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还有一类名叫“伪书”的书，在历史上也形成了独特的伪书现象。

作伪与辨伪

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各种图书散失和亡佚的情况，诸如秦始皇焚书、惠怀之乱、绛云楼失火等原因使得一些图书的原本变得不可考，然后另一些人为了偃武修文或是为了宣扬文教而重金寻求散落在民间的图书，这就使得一些人为了求得暴利而走向了作伪的不归路。

例如与《周易》《归藏易》合称为“三易”的《连山易》其实早在汉朝时就已经亡佚了，但这本书到了隋朝时却突然“冒”出来了——“梁元帝《连山》三十卷”（《隋书•经籍志》）。当时的文人们，即对这本来历不明的书籍产生怀疑，最终宋人邵博在《北史》中发现“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取赏而去。”于是这本《连山易》基本上确定是部伪书了。

除了讨赏赐而作伪书之外，为了让自己的学说流传下去而托名古人也是一种常见的作伪动机。诸如《黄帝内经》托名皇帝，《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尔雅》是诸多秦汉学者共同积累的成果却托名周公、孔子。这种托名作伪的现象在宗教书籍中十分常见，例如道藏中各类经书不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神仙传授就是黄帝、张良等道教诞生之前的古人所作。

此外，还有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学术目的而作的伪书，或是为了名誉避嫌、嫁名别人而作的伪书。如中唐文宗、武宗延至宣宗之际的牛、李党争形同水火。宰相李德裕的门人以牛僧孺之名作《周秦行纪》，内容秽乱，希望借此达到败坏政敌名声的目的。

有作伪就有辨伪，因为伪书的大量流行在学术上造成了很严重的不良影响，朱熹就曾感叹“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书籍辨伪的历史在宋朝以前没有专门的学问，辨伪主要体现在一些学者著作和各种图书目录之中，《汉书•艺文志》中有的书下面就注有“依托”或“疑依托”的字样。

从宋代开始，对古籍进行考证辨伪就成了文人的一项自觉的行为，以古籍辨伪闻名于世的学者越来越多，各种辨伪的书籍也越来越多，其中要数闫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张心澂的《伪书通考》影响最大。文人在古籍辨伪的过程中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方法，例如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出的“辨伪八法”：“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

除此之外，辨伪的方法还有梁启超辨别伪书的十三个标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中国古书的真伪》里提出的九条意见等。

伪书的种类

1. 全部伪

以《三坟书》为例。从传世的文献资料来看，关于《三坟书》最早的记载是《周礼》的“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后人注释说“《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书。”虽然文献记载“三坟”诞生的年代很早，但历史上有没有这本书都值得怀疑，而且这本书在战国以后就没有了记录，到了宋朝却突然从民间出现。发现这本书的人叫毛渐，说是自己在奉使西京的途中在民家发现了这本书，而在《三坟书》的后序中还有个隐士发现《三坟书》的传说：“余自天复中隐于青城之西，因风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皮断简脱，皆篆字，乃上古三皇之书也。”

人们对于这本横空出世的《三坟书》自然是抱有极大的怀疑，最早认为这本书为伪书的应该是宋人杨时，他说：“《三坟》世传以为古三皇书，非也。其辞简而质，远而无统。”认为毛渐的《三坟书》在思想内容上不像上古之言。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认为这本《三坟书》“皆剿合《乾坤凿度》之语者也”，是一本不折不扣的伪书。

全部伪的伪书还有《列子》《晋史乘》《汉武故事》《葬书》等。

2. 部分伪

部分伪又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情况：真多于伪、真假参半、伪多于真。

真多于伪。这类伪书如《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苏轼认为《庄子》中《让王》《说剑》“浅陋不入于道”，《渔父》《盗跖》诋毁孔子，均属伪作；梁启超认为《荀子》中《君子》《大略》《子道》等七篇可能是出自后人之手；胡适认为“《韩非子》的第一篇劝秦王攻韩，第二篇劝秦王存韩……可见《韩非子》绝非原本。”

真假参半。这类伪书当以《古文尚书》为最佳代表。武帝时期，鲁恭王为了修自己家的宅子而破坏了孔子家的房子，结果在孔子家的墙壁里发现了一批古书，其中就有《尚书》，由于是用汉以前的古字写的，所以又称为《古文尚书》。但到了汉末，因为战乱使得《古文尚书》亡佚了，直到百余年之后的东晋元帝时，当时的豫章内史梅赜说自己发现了《古文尚书》，于是屁颠屁颠地献给了朝廷。

后来的孔颖达以梅赜的《古文尚书》作为《尚书正义》的底本使得梅赜版的《古文尚书》盛行一时，但这也引来一些对《古文尚书》的怀疑声音。朱熹说：“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难，而易者全不能记也！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之见，可疑之甚”。

到了明清时期，学者对《尚书》的辨伪工作开始进入了考订阶段，他们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入手，一一指出《古文尚书》中嫁接挪用先秦典籍名句的地方有明显的史实错误。梅鷟认为梅赜的《古文尚书》是“依约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例如《大禹谟》中的“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等句是挪用了《论语》中“为君难，为臣不易”的论述。

清代的闫若璩在他的《古文尚书疏证》中一共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证明梅赜版《古文尚书》中多出来的二十五篇为伪作。除了前人认为的在语言风格上不似古人、挪用古籍等证据之外，闫若璩还指出一些史实错误和文本上的出入，例如证据六十四认为《胤征》中的“玉石俱焚”一词是魏晋时期才流行的成语，证据六十八发现梅赜版《古文尚书•毕命》与刘歆在《三统历》中引用的《尚书•毕命》不合。最终梅赜版《古文尚书》多出来的二十五篇篇目被彻底证伪。

《古文尚书疏证》

闫若璩

伪多于真。以《竹书纪年》为例。《竹书纪年》可以分为古本和今本两种，古本《竹书纪年》是在晋武帝太康二年的一座被盗的战国古墓中发现的，但在宋朝就亡佚了。在明代的时候又出现了《竹书纪年》，也就是流传至今的今本《竹书纪年》，但今本《竹书纪年》一直被认定为是明人所辑录的伪书，不过明人在辑录今本《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也收录了一些散落在其他古籍中的古本《竹书纪年》的引用，因此其中仍有一些内容值得参考。

3. 作者伪

这种类型在上面提到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伪书的价值

伪书在历史上一直是个不好的名词，因其当时大量的流行对学术研究和传承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响；但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伪书的正面价值，而不是对一部书证伪之后便不再过问。其中有些作伪年代久远的伪书，例如《山海经》虽然在作者及时代上作伪了，但它所记载的各种河流、山脉的流向和走向，各种动植物的形态、性能和功效，不仅对后世的历史地理、民俗物产、本草医药学等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是一部极具文学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的文学作品。

此外，像上面提到的梅赜版《古文尚书》虽然是一部伪书，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客观上保留了一些先秦的文献，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传统儒家思想仍然有着一定的帮助和参考作用。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到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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