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探秘“宋史热”背后，你不知道的宋史研究新格局-米儿火

在中国古代更迭承续的历代王朝中，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其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长期以来，宋史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近期，以北宋仁宗时期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清平乐》的播出再次引发了一股宋史热。那么，目前我国宋史研究呈现出什么特点？又面临什么问题？

原文：《开拓宋史研究新格局》

作者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

近代以断代史分科研究宋代历史始于上世纪20年代，迄今宋史研究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间，宋史研究取得较大进步和成就大致是在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末至21世纪之交这段时间内，其标志有三个改变：其一，改变了元明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对宋代积贫积弱的看法，对宋代历史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重新确定，即两宋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之世，但它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最昌盛的时代之一；其二，宋代的典章制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基本厘清了宋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等，完全改变了钱穆先生所谓宋朝“从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的认识；其三，改变了从近代以来宋史研究在国内外断代史研究中的落后局面。总体而言，国内宋史研究不仅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而且在国内的断代史研究中也从落后跻身于先进行列。

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颇浓

新世纪以来，宋史研究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议题的转型，即由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几个传统大模块的问题讨论向议题的小型专题化和交叉精深化转变，这可以说已是宋史研究的普遍现象；二是释读文献、文本解读、历史书写再检讨、向历史深处的细微进军，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颇浓。

2001年，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学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成立，这是新世纪以来宋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目前，它大致发展成为全国宋史研究最重要的资料中心，也是研究人员最多的机构。中国宋史研究会挂靠河北大学，编辑刊印《宋史研究通讯》迄今总72期，《宋史研究论丛》已出版23辑，《中国宋史研究年鉴·2015》已出版，今后与中国社科出版社合作定期出版宋史研究年鉴。2010年，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组织、漆侠主编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约380万字，分7卷8册出版，不仅是宋史研究中最大的断代史著作，而且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中也是不多见的鸿篇巨制。此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大学、浙江大学、杭州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相关机构也是国内宋史研究的重镇。

国内宋史研究在资料使用方面也有较大变化，已经自“精英著述”扩大到图像与其他非文字的“边缘材料”，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志、文书档案、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谱牒、婚帖、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历史遗存、考古出土文物等资料。这种拓展不仅反映在资料范围的扩大上，也反映在学者对各类实物资料、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上。正是这种拓展构成了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更切合宋代学术实际

宋代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20世纪，研究宋代学术思想的论著几乎都出自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之手，宋史学者涉猎甚少，在教科书和相关论著中提及的也多是思想史研究者的已有成说。思想史学者往往强调从思想到思想的内在理路，特别是明清之际编撰的《宋元学案》被大多数治宋代学术思想学者奉为圭臬，但是其中存在两个偏向。一个偏向是以理学代替宋学，另一个偏向是贬低了荆公学派。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宋学一直是热点话题。宋史学界重建涵盖宋代学术的宋学，范仲淹、欧阳修等思想家，王安石及其代表的荆公新学派，苏蜀学派等的思想都得到了充分论述，尤其是王安石的新学和朱熹的道学思想研究成为重中之重，出版了系列论著。由此摒弃了此前以理学为主体的旧的学术框架，形成了一个更富有内容、更切合宋代学术实际的新框架。

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设立于1999年，评奖对象主要是五十岁以下研究宋辽夏金史的海内外中青年学者，自2000年开始评审，迄今已举行十届评奖，共评出39部获奖著作，代表了新世纪以来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宋史研究水平。同时这些著作也侧面反映出专题式研究在宋史各个领域的全面推开，在典章制度史、财经史、人口史、城市史、货币史、交通史、部门经济史、区域经济史、法制史、家族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妇女婚姻等领域都有颇见功力的专著问世，记录着宋史研究者们在不同时期走过的心路历程。

近十多年来，由邓小南教授组织的我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三地学者以信息传递为中心而开展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再出发，目前已推出三部研究论集。富民社会论、农商社会论的提出则展现了宋代经济史研究的新动向。

南宋历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是近二十年宋史研究的一大亮点。以何忠礼教授为首的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组织各地学者撰写、出版“南宋史研究丛书”，迄今已近80种。

整理和研究宋代古籍是宋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不论政治形势变化，还是研究议题更替，宋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一直稳步发展，并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全宋文》（360册）和《全宋笔记》（102册）的完整出版，对新出土的《宋人佚简》、俄藏《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天圣令》、《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宋会要辑稿》点校本的出版，都是宋代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宋史研究

宋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以传世文献为主。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条件下，士大夫的文史创作和思想交流也相对自由，加之雕版印刷术的发达，因而留下的传世文献比先秦以来的总和还要多。经过明代初期《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两次清算，宋代传世文献的数量与浩瀚的明清文献相比处在较为适中的范围，这是上世纪后二十年宋史研究成果卓著、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

但是宋史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既没有先秦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魏晋隋唐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等新材料，也缺乏记述蒙元史的域外文献和有待发掘的清代档案资料。宋史研究缺乏新材料，这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史研究中所仅见。因此，宋史研究的格局常常受宋代士大夫形塑宋朝历史局限，在现成材料中寻章摘句成为一种常态，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由于没有新材料，当史学理论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而盛行于国内时，宋史研究的议题颇受域外历史预设理论的左右。新世纪以来，宋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侧重于君主、士大夫、社会流动、江南经济、“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其相关的议题所主宰，这就是直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论”和美国“两宋之际士的转型说”影响的反映。

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否定宋代“积贫积弱”到高度美化和推崇宋代历史。这种评价的转变有两条线索，一是上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假说“宋朝是中国近世的开端”，以为宋朝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越西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个假说后来被概括为“唐宋变革论”，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标签；二是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序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被大多数治宋史学者和众多媒体奉为圭臬。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唐宋变革论”立足于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西夏金。“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单一的汉族社会。可是日本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中国本土’和‘边疆地域’等过分单纯地分割为两大图示化的倾向。”（杉山正明）“唐宋变革论”另一个核心观点“中国文明至宋代没有再进步”的停滞论实际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张目。近几十年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表明，明中叶后的经济已超越宋代经济发展的水平。而陈寅恪先生所言的赵宋文化“造极说”代表了民国时期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识，仅指汉族文化而且特指儒家文化。显然，用这两个观点看待宋代的历史地位是片面的。而这种片面性也大大局限了宋史研究的格局。

中国历史上有几大问题宋史研究都极少涉猎。由于宋朝武功不竟，北宋的面积大约只有260万平方公里，南宋更为狭小，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弱。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面积最为狭小的主要朝代，而且它东、西、北三面受阻于辽、西夏、金，因而宋史研究先天缺少汉唐史研究中的“中西交通”和元明清史研究中的“边疆史地”等大课题，也缺少历代边疆民族历史语言文字的课题，如鲜卑语、粟特文、回鹘文、突厥文、吐蕃文、于阗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蒙古文等研究，还缺少西夏元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融汇的课题，等等。而这些课题是关乎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大问题。当然宋代的海外贸易相当发达，但这不能与“中西交通”相提并论，因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只是停留在经贸关系上，而不是直接与世界主要文明古国和地区展开全方位的政治文化的对话。近几年《清明上河图》中有无胡商、画中骆驼是否来自西域的问题引起学人的关注和讨论就是一个显例。

尤其到南宋，文化更加内倾，理学的排外思想是其后中国历史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此类问题在上世纪还被经常提起和论述，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越来越少有这种声音了。有学者以为“南宋模式的文化已经成为汉文化的大传统”，这个看法跟前面讲到民国时期对中国文化的片面认知是一致的，其实在北宋和南宋时期，辽和金对“汉族”概念的解释已经发生变化，经过元朝时期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的融合，到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形成了几大区域文化。对南宋文化的继承主要是在南方地区（以江南为主），明清特别是清时期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不可能没有南宋文化的影响基因，但是“南宋模式”早已一去不复返，这也是不言而喻的。